写本文献：中华文明有待开发的宝藏

　　我国古代文献的大体可分为铭刻、抄写、印刷三个大的阶段。铭刻是指用刀凿或硬笔在甲骨、铜器、陶器、碑石上刻写，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抄写是指用毛笔或硬笔蘸墨或朱砂在竹、木、帛、纸等材料写，按其载体不同，又可分为简帛和纸本两类。印刷是指采用刻版或活字排版方式印制书籍，其印刷物称为刻本。写本相对于刻本而言，主要指刻本流行之前的手写纸本文献。至于使用时间更早的竹简木牍和缣帛文献，虽然也系手写，但通常称为简牍帛书，一般不称写本。

　　大约西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造纸术，东汉蔡伦又对造纸术加以改进。由于纸张薄软轻灵的特质，且原料易得、价格低廉，“莫不从用焉”。魏晋时期，纸书渐多。东晋桓玄“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从此，纸张取代其他文字载体，成为主要书写材料。书籍的流传也从铭刻、简帛时期迈向写本时期。

　　从东汉至北宋，写本文献流行了一千多年，是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但由于宋代以后刻本流行，写本古书风光不再；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早期的古写本日渐湮没无闻。清末以来，国内外的科学家和探险者先后在甘肃、新疆、陕西一带发现了早期写本文献，包括西汉文景时期古地图、晋代《战国策》、《三国志》等写本，但数量有限。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从中发现大批唐代前后的写本文献，震动了整个世界。以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众多写本文献，辉耀世界。写本文献的数量充盈，重回视域之中。于是，写本文献开始与刻本文献比肩而立，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两翼。1925年，王国维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中讲到，近二三十年古器物图籍有四大发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

　　王国维所讲的后四大发现，写本文献占了半壁江山。从数量上说，写本文献也不遑多让，据粗略统计，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总数分别达5万、7万、2万号左右；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总数尚无法预估，仅徽州契约文书总数就在50万件以上；明清档案更是多达2000万件，数量之丰、方面之广、内容之富，令人惊叹。这些写本文献，分门别类而言，学界已做过或多或少的研究，但作为整体而言，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事实上，写本文献在中华文明传承中具有重要地位。

　　我国的古书，主要以宋以后刻本的面貌呈现。而刻本以前的情况如何，往往不甚了然。其实，唐以前的古籍流传至今，必然要经过宋代以前一次又一次手抄相传的过程，写本是古代文献传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这些写本古籍因其去古不远，未经后人校改窜乱，更多保存了古书原貌，是古书整理校勘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以前，由于写本太少，古书传写情况不明。现在随着大批写本古籍的出现，我们对写本阶段的情况有了较多了解，原先的许多疑难，也因写本的发现得以解决。居今日而谈古籍整理，必须留意古代文献传承中写本文献这一原本缺失的环节，必须对敦煌吐鲁番等文献中保存的古写本给予足够的重视。

　　写本文献保存了大批世无传本的佚典。写本文献中既有古籍较早的抄本，也有大批世无传本的佚典。如西晋王浮撰《化胡经》，是反映当时与佛教斗争的重要资料，唐高、唐中都曾，后又列元世祖的《道藏》伪经之首，从此亡佚，而敦煌文献中却有该书的6个写卷，可借以窥知原书的基本面貌。又如晚唐韦庄《秦妇吟》诗，为现存唐诗第一巨制，描绘了黄巢起义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是当时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的名篇，但不久以后却突然失传了，而敦煌文献中发现了9个《秦妇吟》写本，其中敦煌金寺学仕郎张龟写本，距韦庄创作此诗仅隔22年。诸如此类，不少久已失传的古书在敦煌写本文献中得到保存，一线孤悬，殊可宝贵。[责任编辑:蒋正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