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本站　　综观人类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不同国家必然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

　　综观人类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不同国家必然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总体上看，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轨迹基本沿着产业结构的递次演进而进行：工业化遵循着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第三产业的发展轨迹。这主要是由于轻工业具有以农产品为原料，投资少、见效快、吸纳劳动力多等特征，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起步于轻工业。轻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使得城市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收入的差异吸引着农业劳动力大量向轻工业转移，从而形成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的第一次浪潮。随着轻工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来自竞争的压力，要求重工业为其提供更加先进的技术装备。同时，轻工业的发展又使得人们满足了衣食需求后，基本需求结构将转向家电等重工业产品，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重工业的高投资、高效率、高积累特征决定了重工业化过程是一个国家财富积累的关键阶段。正因为如此，重工业的发展超过轻工业是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重要标志”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7页。。

　　无可否认，这种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遵循的发展模式。那么，这些主要对西方国家工业化历程的理论总结是否适用于一切国家？从“后发外生型”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213页。国家的现代化来看，由于受自身先天不足的影响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刺激，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立足于本国的具体国情，利用国内外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迅速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同样，“后发外生型”国家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也必然离不开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具体国情。而各国国情的千差万别，又决定了其工业化路径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工业化为什么没有采取上述为许多国家所证明的成功模式，而是选择了超工业化阶段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这一结果的产生，从客观上看，由于中国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苏联的成功模式成为中国唯一效仿的楷模，加之苏联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设备，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从主观上看，等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认识的局限性，以及赶超思维、要求过快、急于求成等因素，也促成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主导新中国工业化建设长达30年的指导思想，置于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中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中国之所以没有按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代化的惯例，首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完成资本积累后再转入重工业，而是在国力积弱积贫的情况下，集中所有资源（或以牺牲农业和人民生活为代价）直接以重工业为工业化的切入点，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道路的选择受制于贯穿整个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党立足中国国情，把握世界趋势，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工业化道路的结果，也是中国党应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必然选择。

　　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一般意义而言，现代化通常指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其主体内容包括工业化和化，即用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取代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农村社会；以取代封建。但是，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国家的现代化则须以实现民族独立为前提。马克思在总结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作用时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1~772页。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指出：“没有独立、自由、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论联合政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1840年，在西方侵略者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在此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封建王朝的与中国殖民化同步进行，落后和挨打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并形成了落后——挨打——更加落后——再次挨打的恶性循环。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苦苦求索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于是，“救亡图存”、“求强御侮”，不仅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而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正如学者孙立平在研究“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模式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外部条件的刺激和威胁下，即使是本社会内部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的积累，也必须将现代化强行启动，以摆脱自己的落后状态，消除外部威胁。这就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214页。

　　推而论之，与这一特征具有逻辑关联的是，由于受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影响和希望摆脱落后挨打的现实需要，中国的现代化也烙下了“被动性”和“防御性”的印迹。对此，无论是从魏源、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还是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派先驱训练现代水师的尝试；无论是从众多志士仁人矢志追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艰苦探索，还是从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宏伟蓝图，都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中国现代化的被动性和防御性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既定目标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从此由原来的“‘外力转换’向‘内力生成’的生长期”周明长：《近十余年来关于“1949~1957年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中国工业城市发展”研究综述》，《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5年第12期，第59页。转变，“主动性”开始取代“被动性”，使现代化建设不再受到外国势力的直接干预。但是，纵观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在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如果说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历史性变革，使中国人第一次能够扬眉吐气、自主抉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话，那么，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动力。近代以来，在追求现代化发展上贯穿始终的“被动性”和“防御性”特征，也合乎逻辑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要特征之一。受这一特征的影响，“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然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方针。

　　新中国诞生前，中国经济属于传统的农业经济，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虽已产生，但发展十分缓慢。据统计，1949年，中国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其中重工业只占79%，《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而且产业部门残缺不全，设备十分落后。现代交通事业令人忧虑，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铁路通车里程仅为025公里。虞和平等：《中国现代化历程》第3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7页。在制造业内部，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居主导地位，其产值占全部制造业产值的681%；重工业的比重较小，占全部制造业比重的319%，而且其中50%属于原料工业。王茂林：《新中国城市经济50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在百业待兴的情况下，中国工业化从何处起步，并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1944年7月），就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工业化战略问题。他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中缅印战区司令部顾问约翰·谢伟思谈话时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应首先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认为，在中国现实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立即搞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人民将负担过重，不堪忍受参见刘益涛：《八载干戈仗延安——抗战时期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页。。这种观点得到等人的认同。1950年，也曾表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将首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提高人民生活，积累资金，然后再发展重工业，以先进工具装备农业和轻工业《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然而，当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世界市场早已形成。中国如果按照工业化常规，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迅速提高二者的机械化水平，则必须以较好的国际市场环境和较高的生产资料生产水平为前提。这两个条件中国均不具备。前者在西方国家全面经济封锁政策下，中国不可能获得广泛的国际市场；后者虽经“三年恢复期”，中国的重工业有所发展，但离大规模经济建设对生产资料的要求相差甚远工农业总产值中，农、轻、重的比重从1949年的70∶221∶79转变为1952年的569∶278∶153。《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代表当时先进技术的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石油化学工业、精密机床工业等产业，均处于十分薄弱状态。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现实基础，曾忧心忡忡而形象地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在这样的条件下，为尽快建立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真正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以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决策层权衡再三，放弃了最初曾考虑首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想法，不得不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1953年6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汇报时指出：“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转引自《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由此可见，这一方针的确立，仍然受制于“求强御侮”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更多的是从军事、战略上，而不是主要从经济发展的需要上来考虑和谋划。这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众所周知，现代化大生产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社会生产的广泛联系性，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也必然受制于这一规定性。但是，与其他“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不同，影响中国经济恢复和现代化建设的因素，首先主要不是劳动力、国际市场、资本市场等生产要素，而以“冷战”为特征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刺激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势力严重对峙的形势下，中国经济方针的制定必然受到特定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以至于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提高到“根本性质问题”的高度加以认识。他指出：“战争还是和平，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对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转引自《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所以，尽管对1950年军费预算占整个财政预算388%，转引自《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使该财政预算仍带有浓厚的“战争预算”色彩的情况并不满意，但是，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的扑朔迷离的形势，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和国内匪患四起的复杂环境，认为“军政费用仍不能减少”。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与和平建设受到直接威胁，这又迫使中国党对七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部署进行调整，提出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指导思想。

　　这些情况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当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希冀励精图治、重建国家之时，非经济因素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直接影响到我国对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以致在很长的时间里，最高决策者在产业政策上，采取重点推进工业化，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政策目标上，则侧重从国防和安全战略上考虑经济问题。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重工业优先发展”方针是在冷战形势下出于国防、安全的战略性选择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对华全面封锁的经济政策，则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工业化建设和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直接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的战乱和的破坏，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根据中国面临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曾提出了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的经济政策，其中，“内外交流”是重要的经济建设方针之一。见在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线日。转引自《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这说明，及中国党对国家间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即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需要国际援助，但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工业化建设可资利用的国外资源被限制在十分狭小的范围，除东欧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提供有限的援助外，中国几乎失去了通过正常的国际交流获取生产资料的可能。而正是此时，苏联愿意提供和大批成套设备，如抓住这个时机，中国将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实现在封锁中求生存、谋发展的目标。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优先发展重工业外，似乎别无选择。

　　其三，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基本失去外部联系。一方面，外援的丧失，迫使中国更加坚定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建设方针，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民经济，并尽快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在冷战思维的笼罩下，和中央未能真正贯彻《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农轻重按比例发展的思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得到进一步强化。

　　中国的“一五”计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制订和进行的。“一五”时期，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工业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但与此同时，苏联模式中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过分重视增加积累，忽视群众生活，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不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等弊端，到“一五”末期开始显现。这些问题引起和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开始思考吸取苏联的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其重要标志就是至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仍具有积极意义的的《论十大关系》。针对农轻重比例开始失调的问题指出，尽管“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应当优先发展，“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论十大关系》，《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以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运用产业经济学的原理，提出由于发展重工业必须以农业和轻工业提供的市场和资金为条件，所以“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二五”和“三五”计划的发展方针也将把农业和轻工业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在以后20年的实践中，这一正确方针不仅未得到贯彻执行，而且经济建设走向了它的反面，使倚重发展重工业的情况更加突出。究其原委，除了赶超思维、急于求成等主观因素外，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防御性和被动性特征的惯性作用应是重要原因。

　　薄一波在分析“全民大办钢铁”的缘由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虽然“在上站立起来了，但国家的落后面貌没有改变，以美国为首的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拒绝承认我们，而且仍然对我国虎视眈眈”。他认为，发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尽快的时间，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从而摆脱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718页。正是受这一思想的支配，中央确定了“以钢为纲”的指导方针。无疑，这一方针与《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驰，以至于1958~1960年，重工业的比重从1957年的516%分别上升到535%、585%和666%。《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1964年下半年，经过三年调整，国民经济呈现出全面好转的发展趋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开始取得了建设工作的主动权”。我们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保持国民经济顺利发展，必须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他指出：“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而“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442页。。毫无疑问，这些思想与《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所体现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在东西方长期对峙、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以及与印度（后与越南）等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几乎面临四面受敌的严峻形势，这迫使党的最高决策层重新审视经济建设方针，迅速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和平建设方针改变为以备战为中心的建设方针；使原本确定的“三五”计划的“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被“一切为了备战”所取代。在修订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对计划工作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而且，“不但搞计划是备战计划，同时还要有备战的体制、备战的财政、备战的国防和备战的建设”。总之，一切为了备战。而“发展农业”，只是“大体解决吃、穿、用”。“在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线日，转引自《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3、1805页。后来，周恩来把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线日，转引自《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3页。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央从国防地域概念出发，做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的战略部署，以及按照国防和备战的要求，而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调整生产力布局的决定，即三线建设。

　　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回顾与分析，我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等党的一直努力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总体上看，他们希望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而并非总是主观臆断。与此同时，等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又常常处于十分矛盾的状况，在同一时期的同一个问题上往往做出截然不同的决策，致使一些正确的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或胎死腹中。究其原委，从主观上，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性，等党的最高决策层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存在片面性。比如，曾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向全党发出“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的号召，提出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城市的根本任务就是“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在看来，“城市的生产事业”就是“工业生产”，所以提出要“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并且认为这是人民政权得以巩固的先决条件。《在中国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从而使“工业生产”被人为地划分为“生产性生产”和“消费性生产”，使“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这一指导方针，统领中国城市发展达30年之久，最终导致轻工业和城市建设长期被忽略，造成了重工业一枝独秀的局面。

　　然而，从客观上看，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由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更多地受制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和现实需要。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没有按照世界大多数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所遵循的道路，就否认“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性因素的产生，不是自身经济社会演变发展的瓜熟蒂落，而是外部移植的结果。从一开始，中国就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先天不足和资本主义因素弱小，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政府（非民间）成为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而且，迫于外国侵略势力的压力，中国的现代化几乎不可能从容地按照常规发展。走上现代化道路所造成的准备不足与“求强御侮”的防御性动因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特点，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正是受这一基本特征的制约，“重工业优先发展”便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方针。尽管这种发展道路存在种种不足，诸如农业、轻工业受到限制，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长期失衡，片面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造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和城市功能的萎缩，等等。但是，从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初步完成了初期工业化的任务，建立了独立、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尤其改变了自近代以来，中国工业生产力布局严重失衡的态势，使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极大发展，这为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相对均衡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还应该指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也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尚未得到迅速发展，重工业的规模和水平仍然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世界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对中央作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决策无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前述关于我们只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而不能造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的表述中，也可窥见和中央对当时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由此也说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既是符合中国自身发展需要，也是顺应世界潮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