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新中国70年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性成就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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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18世纪70年代工业以来，工业化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世界经济史表明，没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进程，就不可能成为繁荣富强的发达国家。即使在当今时代，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已在其国民经济结构中占绝对优势，但近些年他们也在不断推进所谓“再工业化”。实际上，从全世界范围看，当今世界仍处于工业化不断深化的时代。对于中国而言，近代以来，如何把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实现工业化，是众多仁人志士为之奋斗一生的伟大梦想。历史表明，这个梦想只有在中国党领导的新中国才可能实现。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开启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离工业化梦想的实现从来没有如此之近。在这一时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成就和经验，对于理解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方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最早的工业化思想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工业思想，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的开端。虽然辛亥后中国也逐步形成了一些现代工业的基础，但几经战争破坏，到1949年几乎没有留给新中国多少经济遗产，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甚至落后于同期的印度。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启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可以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大历史时期，分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

　　1949年—1978年是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这个时期工业化战略的特征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国家指令性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封闭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重建。1953年—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功，其中，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了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时期开始布局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初步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后又经历“”“三线”建设和“文化大”等阶段。虽然这一时期经济政策极不稳定，经过了数次投资扩张和紧缩调整阶段，工业化进程也多次因运动而受阻，再加之国家面临严酷的外部发展环境，总体上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不顺利。但经过近30年的工业化建设，新中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建设起来，特别是成功发射“两弹一星”，巩固了国家政权稳定;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1980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棉纱产值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千瓦时;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多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多亿元。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发展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积极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的战略重心逐步转向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市场作用、低成本出口导向、建设开放型经济、基于产业演进规律不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市场化改革为维度，这个时期经历了1978年—1993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1994年—2013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以及党的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这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前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领农业迅速发展，后期城市改革推进轻工业迅速发展，这一阶段呈现出矫正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结构失衡的特点。在第二阶段，伴随着居民消费重点转向耐用消费品，这一阶段体现出重化工主导的特征，促进了经济结构快速升级，同时经济的外向性极大提升，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取得巨大成效。2003年中国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战略。在第三阶段，中国的工业化战略更加强调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更加强调满足创新驱动、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化要求，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的特征，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9亿元达到2017年的8271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年—2017年平均增速达到9.5%。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占比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7年的15.2%，1979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18.3%，2013年到2017年的平均贡献率更是达到了28.1%，超过美国11.5个百分点;1979年到2017年三次产业平均增速分别为4.4%、10.7%和10.5%，第二产业发挥了龙头带动作用;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355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278101亿元，平均增速达到18.6%，2017年实际利用外资1310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2017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395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突出。

　　新中国成功开启并快速推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其一，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工业化，70年工业化进程的成功推进，无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巨大。其二，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新的工业化经验，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对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意义巨大。其三，新中国开启并成功推进的是中国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国家主权完整和坚持党领导的前提下，有效推进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存在的问题，纠正了苏联不曾解决的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弊端，不仅对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重大贡献，也对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70年来的工业化进程，给中国这个古老国度带来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飞越，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世界性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这两大巨变表明，中国已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飞越。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指由一国工业增长引起的、体现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增加和经济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过程。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经济学中的工业化理论一般把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五个阶段。关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近些年大多数研究笼统地指出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基于对工业化内涵的基本理解，我们利用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例、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占总体就业比重五个指标并赋予不同权重，取发达国家这五个指标在不同工业化阶段的经验数值范围作为标准值，构造了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基于对工业化水平指数多年连续跟踪计算，我们发现，2011年以后中国工业化水平就进入了工业化后期。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间节点大体一致。基于工业化规律，在工业化后期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将由重化工主导转向技术密集型主导，经济增速也相应地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与近些年中国经济运行所呈现出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转换——基本一致，说明中国的确已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进一步地，我们基于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预测，到2020年中国会基本实现工业化，再经过10年到20年的工业化深化过程，到2035年中国将全面实现工业化。

　　经过70年工业化进程步入工业化后期并即将全面实现工业化，新中国的工业化速度是令人惊叹的。一个大国要从工业化初期步入到工业化后期，即使获得成功也往往需要上百年时间，考虑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整体上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实际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初期到后期仅经历了40年左右时间。虽然一般而言，后发国家在追赶实现工业化进程中一般都会在工业化中期有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但能够保持40年接近两位数增长的大的经济体，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正如习总所指出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种辉煌的历史成就无疑是值得骄傲的。

　　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工业化阶段的飞跃，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世界工业大国，当代人见证了一个千年文明古国是如何发展成为世界性工业大国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为5.42亿，其中农业人口有4.84亿，当时农业和传统手工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接近90%，人均国民收入不足印度的一半，也远低于亚洲平均水平，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当时的基本国情就是“一穷二白”落后的农业大国。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产出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90%，主要工农产品产量大都居世界前列，粮食、油料、肉类、原煤、水泥、粗钢、钢材和发电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与第一工业大国地位相匹配，2013年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如果综合考虑到产业规模大小和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可以将一个大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演进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随着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在本世纪初就已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的转变，但大而不强，现在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过程中，因此，中国的最大国情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之所以可以用世界工业大国来概括中国现在的基本经济国情，还有两方面重要原因。一是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正是这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使得中国产业具备了最完善的配套能力，保证中国经济在外界不可控因素的冲击下仍能够保持巨大韧性。二是中国制造业的大发展。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见到“中国制造”的身影，2010年以后中国就已成为世界产出第一的制造大国。根据联合国数据，到201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0798.95亿美元，占世界比重达到24.5%，比世界第二位的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多出了近万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和第三位日本制造业增加值的总和。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迁移，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无疑已转移到中国。

　　习总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捷报频传。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这是对中国这个当今世界工业大国国情最好的描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最好概括。

　　新中国70年的工业化进程，集曲折的过程和辉煌的成就于一身，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从哲学层面看，新中国成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经验在于遵循了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基本原理，具体来讲，就是遵循了一个大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共性规律，同时又尊重了自己的独特国情，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工业化道路，最终探索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基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充分考虑到必须坚持中国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充分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低、后发赶超的农业国的经济背景，充分考虑到大量的农业人口、典型“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充分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奠定的一定的工业基础，遵循了工业化产业演进发展的规律，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构建了符合市场化规律的经济激励机制，适应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协同的发展逻辑。新中国工业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将工业化的共性规律与中国的个性化国情进行了有效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推进工业化进程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角度看，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环境因素——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社会文化环境;条件因素——工业化进程中人口、资金、技术、自然资源等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动力因素——驱动工业化进程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过程因素——与工业化推进过程相作用的各类社会经济技术发展过程。对照上述内容，新中国70年工业化进程可以归结出以下宝贵经验。

　　“稳中求进”持续深化工业化进程。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工业化进程一旦开始，就要保证这个过程不会由于战争、危机或社会动荡等各种不稳定因素而中断，实现工业化才有可能。历史上因危机或战乱而中断工业化进程、从而中断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并不鲜见，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史已经200多年，但线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党的领导下，我们开启了工业化进程，“文化大”曾使得工业化进程一度受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采用了“渐进式”改革，以“稳中求进”为经济改革发展工作的总基调，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在保证经济运行稳定性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实现了产业持续成长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规则正面临挑战，中国也已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需要继续推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为持续深化工业化进程创造稳定的环境，确保最终实现工业化。

　　“因地制宜”优化工业化要素配置。新中国工业化的起始条件并不优越，虽然国土面积较大，但农业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低，人均占有资源少，“人口多、底子薄”是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但也快速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把大量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工业化提供了近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这样的工业化进程使得大量农村人口的作用得到了充分有效地发挥，工业化初期的限制条件转化为工业化进程的驱动条件。从资金需求看，中国人喜欢储蓄的习惯对工业化进程形成了良好的资金支撑，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后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发展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日益增加，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资金保证。

　　另外，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习惯等差异性较大。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非常重视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探索科学的区域工业化模式，有效利用各地的资源条件发展地方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创造出许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先后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模式，例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这些模式在启动条件、发动主体、资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对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在各地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园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园区是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能够通过政策引导聚集生产要素、提高集约水平、突出产业特色、优化产业布局。

　　通过“改革开放”创新工业化发展动力。从发动因素划分，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私人发动的工业化、政府发动的工业化、由政府与个人共同发动的工业化，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工业化大体归为私人发动型，德国、日本的工业化大体归为政府与个人共同发动型，苏联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新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归为政府发动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推进了市场化改革，新中国工业化从单纯政府发动转向政府和私人共同驱动。

　　一方面，中国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经过多年理论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了大量市场主体，充分调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些都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多元、全面、协调的动力机制。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方面，就是尊重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有效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效率的不断提升和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成功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基于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把握住了产业升级的方向，不断提出合理的产业政策，实现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有效协调，并对产业政策的内容、实施方式进行动态调整，有效地促进了技术进步、提升了产业效率和产业结构。

　　另一方面，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进而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从设立特区到开放沿海14个城市，再到加入WTO，中国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也逐渐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提升了自己的创新能力。当今世界，由于产品模块化程度的提升和生产过程可分性增强，以及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等“空间压缩”技术带来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导致基于价值链不同工序、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获得极大发展，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一种主导的国际分工形式。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必须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价值链。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极大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中国加速了自身的市场化进程，培育了工业化全面发展的动力，同时顺应了全球化分工合作共赢的趋势，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面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以协调推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即使做到了上述环境因素稳定、条件因素有效利用、创新驱动因素充足等要求，这个过程还会出现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工业化也不能最终实现。这些问题既包括经济增长中产业之间、区域之间、要素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也包括经济增长与社会、民生、生态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协调，动态控制工业化的过程、科学调整工业化战略重心、保证工业化进程的平衡协调推进，是新中国70年工业化进程的一条关键经验。例如，在工业化进度方面，中国各个区域发展并不平衡，长期以来形成了东中西梯度发展的格局，为此，中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保证有效实施，近年来持续推进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就是在综合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协调工业化过程的重大战略。一方面，新型工业化本身就是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与人力资源协调的可持续工业化战略;另一方面，“四化同步”又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的协调发展提出了要求。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成长动力，而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要素集聚和广阔的需求市场。从发展经济学看，工业化的实质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进而推动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结构转变的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逐步从农村向城镇集聚，城镇规模逐步扩张，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进程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工业化进程。当今世界正处在以信息技术突破性发展驱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已成为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并持续改变着城市化的内涵。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发展，也带动了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效率的提升又会进一步促进农业人口向城镇集聚。因此，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四化同步”，是新时代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

　　原作者：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