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对中国崛起到底有多重要？

制造业对中国崛起到底有多重要？本站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由于农业受制于相对有限的产出，在三个产业中，工业是真正具有强大造血功能的产业，对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早在2010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就在国人完成初步工业化的历史成就之时，社会上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一些人将工业与血汗工厂相挂钩；一些人甚至将工业视为必然被历史淘汰的产业，提出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搞“去工业化”。

　　回溯历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徒有战胜国之名，却无战胜国之实——一战结束后，山东权益被日本攫取；二战后中国和东北的权益被美国处分给了苏联。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工业实力不如人、综合国力不如人，用二战前夕的数据做对比就显而易见了：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二战前夕中国的工业实力无比孱弱，有限的工厂大多数为纺织工业，而重工业几乎为零，从小到铁钉，大到飞机、坦克、战舰基本依赖进口。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既无力保障，又无法支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法则下，自然饱受欺凌，即便是中国的国家主权也被列强视为可以随意处分的对象。

　　正是因为自1840年以来，工业实力不如人而备受欺凌的百年国耻，促使以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发展重工业有着近乎宗教般的热忱，即便是节衣缩食，忍饥挨饿也必须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1949年，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贫穷弱后的农业国，1976年，中国成为了拥有齐全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尖端武器装备的世界第六工业国。中国借此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获得了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这些老牌国际强权平等对话的地位。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近几十年来西方大张旗鼓的“去工业化”，以及东亚国家竭尽所能发展工业，使全球出现了“北美——西欧——东亚”三大工业中心，这导致过去白人独霸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全球舞台上，东亚国家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格局也发生了从冷战期间的“两极对抗”，到后冷战时代的“一超多强”，再到如今的“北美——西欧——东亚”三足鼎立时代——各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变迁，说到底还是由工业实力所决定的。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经济一落千丈，中国经济异军突起，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其根本就在于中国高速增长的工业实力。德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欧洲的领导权，特别是在欧债危机后，掌握了处分他国国家主权的权力，完成了希特勒也未尽全功的事业，也是源于德国强大的工业实力。

　　依靠出售本国资源，阿根廷在20世纪初就是比较富裕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对原材料的大规模需求所孕育的一次大宗商品牛市——铁矿石、石油、大豆的价格飞涨，支撑起了阿根廷的繁荣经济，阿根廷甚至一度步入发达国家门槛。但随着日本对原材料需求的饱和以及日本“失落的二十年”，阿根廷的经济随之遭受重创，加上民粹主义和国内政客的短视，使阿根廷成为全球唯二的，从发达国家“转型”为发展中国家的笑柄（另一个是南非）。

　　巴西对比起阿根廷而言也是难兄难弟，一方面因为资源出口受日本经济发展形势而跌宕起伏；另一方面开放市场化改革，使本国工业受到国外产品的严重冲击，制造业在巴西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由上世纪80年代的29%，萎缩至现在的10%左右，使巴西永远的丧失了搭载工业化末班车的机遇。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逐步将淘汰产能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一方面铸就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同时降低了本国因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失业人口则向服务业转移，并大力发展“钱生钱”的金融业，创造了近乎于天文数字的虚拟经济。

　　西方国家的这些举措曾经一度被视为明智之举，甚至是很多国内经济学者所无比推崇的，有的学者还献计献策要求中国效法。

　　在伦敦金融城的灯红酒绿之下，难掩英国工业衰败的现实——作为建设全世界第一条铁路的国家，居然无力更新自己的铁路网络，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帮助建设高铁；作为老牌工业强国，本国相当一部分通信网络建设居然由中国的华为、中兴等通信公司包办，甚至连英国议会都采购华为的产品；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居然在民用核电技术方面缺乏建树，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和法国的技术支持......

　　当英国遭受金融危机和欧债风暴影响之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询问经济成功的秘诀，默克尔悠悠地回答：“我们至少还在做东西。”

　　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美国也饱尝“去工业化”的苦果，国民经济在钱生钱的金融游戏下，越玩越虚弱——在低端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后，造血能力日益匮乏，完全是依靠美元霸权全球吸血和一些高端工业在支撑。

　　从工业转移出来的人口则进入服务业，而作为吸纳大量就业人口的服务业，也是分为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服务业岗位，收入较高，门槛较高，而且就业岗位较少；低端服务业则大多不需要多高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门槛低，但收入偏低。而社会的中间阶层——蓝领工人则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消亡，这一方面加速了美国社会贫富两级分化，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筑起藩篱，激化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导致美国精神沦丧。

　　而随着“去工业化”，大批工人阶级失业，而美国金融业者、会计师、律师、医师的教育成本和门槛异常高昂，这些岗位的稀缺性和专业性造成子承父业内循环的情况异常普遍，阶层流动趋于停滞。

　　教育不再能改变普罗大众的命运，对家庭而言也成为负投资，这直接导致反智主义盛行，人口素质下滑，犯罪率飙升（美国人口占全世界5%，监狱中囚犯数量却占全球囚犯总量的25% ），进而又激化了国内种族问题、非法移民问题等潜藏的矛盾......

　　在勤劳无法致富，在教育无法改变人生命运的情况下，原本充满正能量的美国精神，必然被奢靡主义、享乐文化、嘻哈文化所取代，使美国的精英阶层可以世袭罔替，永远高高在上，而平民阶层只能随波逐流，逐渐沉沦。

　　正是“去工业化”对美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挽救美国的颓势，奥巴马着手大张旗鼓的搞“再工业化”——在第二任期的首份国情咨文中提出“让美国成为新增就业和制造业的磁场”，鼓励制造业回流，其目的就在于力争用强大的工业振兴美国。

　　2011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20%，是德国的346%，是日本的235%。让西方政客更加心惊胆颤的是，2007年的时候中国工业产值才仅仅是美国工业产值的65%。

　　正是因此，美国哪怕不顾自己在中东还没填平的大坑，也要坚定不移的重返亚太，在经济上试图和美国在亚太的马仔达成TPP，力图孤立中国；在上力挺日本、菲律宾等马前卒与中国制造摩擦；在军事上将F22、F35、萨德系统等先进装备和精锐部队部署到亚太，并频频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举行军演......

　　相对于美国曾经的三个对手——德国、日本、苏联，三国的工业巅峰实力也就只有美国的70%，美国从来未面对过中国这样的对手——兼具人口庞大、国土广阔、教育发达、工业体系完备、文明底蕴深厚等特点于一身，确切的说，中国的工业潜力远胜于美国！

　　随着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会被做成“白菜价”，中国“发达国家粉碎机”的称谓将实至名归，美国高端制造业的造血能力会日益贫乏。

　　而“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则直指美国的影响力和美元霸权——实事求是的说，中国工业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完全瞄准了美国的软肋，一旦美国的影响力被削弱、高端制造业被中国冲击、美元霸权被人民币国际化影响，美事力量全球回缩将不可避免。而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与美国争一时之长短，只需发展工业，苦练内功，就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将美国势力逐出亚太的可能性。

　　如果国人在某些经济学家的忽悠下，搞“去工业化”，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则完全是自废武功——当年南非的工业不可谓不强，不仅一只脚跨进核门槛，还能生产号角mk2坦克、蜜獾战车、石茶隼、G5等先进装备，但在曼德拉上台后，遵循西方的价值观，自觉或不自觉的“去工业化”，使南非从发达国家沦落为发展中国家。

　　纵览列强兴衰成败，可谓成于工业化，败于“去工业化”。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希望国人引以为鉴，坚定工业化道路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