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同时代的改革为何走向不同的结局

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同时代的改革为何走向不同的结局本站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和祖·阿博特等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史称 黑船事件 (亦称黑船开国)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和祖·阿博特等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史称 黑船事件 (亦称黑船开国)。

　　1868年1月3日，开始明治维新运动。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于明治天皇，从此日本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改革口号，正式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使日本逐渐跻身于世界经济、军事强国之列。

　　经过1840年、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1861年1月11日，大清王朝摄政王爱新觉罗·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1861年辛酉后， 慈禧重用洋务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1894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破产。

　　中、日两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以为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

　　今天，我们就一起回顾历史，看一看同时代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为何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0年12月成立了工部省，总管全国的工业建设。除了投资铁路和矿山之外，工部省兴办的大部分是具有军事意义的重工业，通过对横须贺制铁所、横滨制铁所、石川岛造船厂、鹿儿岛造船所、敷根火药制造所等军工企业的合并、改造、重组，到1880年前后，日本已经建成两军工厂：东京炮兵工厂（主要生产）、大阪炮兵工厂（主要生产火炮），两大海军工厂：筑地海军工厂（主要修理军舰和生产武器）和横须贺海军造船厂（主要建造海军舰船）。1880年，由日本自己设计、建造的军舰“磐城”号比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军舰“恬吉”号晚了12年。

　　在大力兴办官营企业的同时，明治政府还积极对民办企业进行扶植。1873年11月日本设立了内务省，以发展农业、产品加工和海运业等为主。特别是到了1880年以后，明治政府决定除军事、铁道、电讯工业继续由国家掌管之外，其他官办企业都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由于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大力扶植私人资本，从而加速了日本产业的进程，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强国。

　　相对于“明治维新”的大刀阔斧，大清的“洋务运动”可谓举步维艰。如修铁路会让庄稼不长、鸡不下蛋，办电报则电气会冲撞地脉、惊扰祖宗。被骂作卖的李鸿章，虽然较早认识到大清所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也只能在饱受非议中推进军工、铁路、电报、造船、纺织、采矿等近代工业。

　　受工业基础薄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军工企业效率之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江南制造总局从1867年到1873年只造枪6477支，仅占同期大清陆军购入的二十分之一，根本不够实际使用。效率低下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居高不下。从美国购入一支需要纹银12两，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枪成本是24两，天津机器局更是需要40两。

　　中国也曾经尝试过自己造舰。1868年7月，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第一艘军舰下水。曾国藩亲自为该舰命名为“恬吉”号，其寓意为“四海恬波、厂务安吉”。这艘船长56米，排水量600吨，火炮9门，耗银8万两。之后，江南制造总局每一年几乎都有一艘新舰下水，但制造的大多是已经落伍的无防护舰只，其中就包括即将在甲午战争中出场的悲剧战舰“操江”号。舰只中最大的是1872年下水的“海晏”号，船长91米，排水量2800吨，航速达到12节，火炮26门，耗银35万两。由于保守派认为“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目光短浅的大清从此走上了购舰之路，造成中国的造船事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很快掉队、落伍。

　　1866至1873年日本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32.2％，同期的英国是3.3%，美国5％，德国3.8%。1874至1890年日本平均增速为12.1%，英国为1.7％，美国5.2％，法国2.1％，德国3.5％。

　　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间，中国的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不到60家，总投资5300万两白银。而同期国力远远不如中国的日本每年平均设立225个新企业，创办企业总数达到了5600多家，总投资折算后达到20800万两白银。产业工人人数达到38万，铁路也建成了3200公里，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1万吨，银行在1979年就达到了153家。可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改造，到日俄战争之前再次完成了以机械、钢铁行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产业化，实现了从农业国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产业，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强国，速度快，成效高，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列强80年才走完的路。

　　与日本相反的是，对于民间资本的利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清政府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方式基本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就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日本提出是“求知识于世界”。明治五年，日本政府明示如下教育理念：学问乃立身建业之本，务使乡中无不学之户，家中无不学之人。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全国大力推行义务教育，许多人出国留学归国后在学校里任教，日本教育在“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的要求分三个层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师范教育，课程也仿效西方国家，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第三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学制》发布第二年的1873年，日本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28%。十年之后的1883年，小学在校生就达到了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达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经费超过了国民收入的2%。1901年，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变成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8%。到了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各类大中小学校近3万所。有人戏言“日本学校的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鸦片烟馆。”

　　而大清的教育制度依然是传统的私塾、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很难接受教育。“洋务运动”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其中较有名的包括1866年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的广州水师学堂、1892年的京师同文馆等。各式新学堂主要分为语言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学习科技基础知识的学堂甚少。全国的洋务学堂统算起来也不超过30所，其中还有不少属于速成班或短期办学。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仍然是参加科举考试做官，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读书人宁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愿去报考这些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第一期报考的98人，最后录取了30人，其中20人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只有5人毕业。很多学生中途转行或者毕业后再去考科举。比如大翻译家严复。

　　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西学学生，也依旧要将其纳入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1888年，这些西学学生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即使这样，也出现诸多学非所用的现象。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派去总办学堂。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

　　日本在欧美炮舰逼迫下被开国，原因就是在武力上无法与列强对抗。因此，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一致认为，“强兵”是“富国之本”。明治政府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巩固中央集权，一开始就致力于打造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善于向最强者学习的日本的原则是“海军学英吉利，陆军学法兰西”，后因法国败于普鲁士，日本马上就变成了“陆军学普鲁士”。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规定，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及预备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兵源。到了1890年，日本军队改革基本完成。陆军拥有现役常备兵力5.3万人。日本还通过仿效欧洲的预备役、后备役制度设立第一后备军、第二后备军，后备军人数达到 25.6万人，使得战时可用的兵力可迅速膨胀数倍，军队装备完全实现了近代化。

　　不仅如此，日本军费开支始终放在政府支出的首要位置。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军费开支通常占到财政总支出的四分之一。甲午战争之前，为了赶超北洋舰队日本海军加紧购舰，军费甚至达到了财政总支出的30%。

　　相对而言，大清在军事上基本谈不上改革。陆军号称百万之众，但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发展到了70万，其中八旗兵25万，绿营44万，再加上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等30万，合计约近100万。但这些兵大部分是吃国家银两，但打起仗来是既不中看更不中用。

　　英国人曾给予日本陆军很高的评价，称其“装备精良、组织完善、行动迅速、服从命令、斗志高昂、随时能战”。对于军种的评价是：“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对中队，英国人则认为“就像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和中世纪的军队一样。”

　　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他曾经分别接待过日本和中国去学习的代表团，俾斯麦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原理，谋求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铁血宰相名不虚传，说话可谓一针见血。

　　我们深入检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改革历程即可发现：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此外，日本各个阶层在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力促团结，结合成一股影响力远胜于传统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确立排除改革障碍的决心，加上明治维新过程中，向西方进行各方面学习的彻底性，并改变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最终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中国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所进行的戊戌变法，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但改革共识的凝聚力显然不足，最终仍逃不过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