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国将军到新中国纺织工业部部长

从爱国将军到新中国纺织工业部部长本站　　在创建新中国、人民政协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民革作为中国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合作中的一员，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始终与中国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

　　在创建新中国、人民政协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民革作为中国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合作中的一员，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始终与中国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在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民革和民革前辈在中国党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蒋光鼐（1888-1967），原名煚，字憬然，广东东莞人，1950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民革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至四届中央；民革北京市分部第三届、第四届主委；民革北京市委会第五、六届主委。第一至三届全国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

　　几个凶恶的特务，在刚刚被解聘的经济系主任梅龚彬住所附近严防死守，不让这位备受学生爱戴的教授离开校园。

　　这位面容清瘦、戴着厚厚眼镜的梅教授，是一位秘密党员。几天前，他支持中山大学学生在广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队伍高喊的“反饥饿、反内战 、反”口号，再次触动了政府脆弱的神经。军警和特务逮捕了梅龚彬，随即被愤怒的中山大学师生包围，无奈之下不得不将其释放，但坚决不让他离开校园。

　　局面僵持之际，校园里驶来了一辆高级汽车。眼尖者马上认出，这是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的专车。这位长官“蛮横”的名声在外，军警和特务对他颇为忌惮，故而有意无意地放松了戒备。

　　实际上，幕后运作此事的并非专车的主人，而是一位名闻天下的抗日将军。他听闻梅龚彬被困，便向邻居兼上司张发奎借来了这辆汽车，帮助好友脱离虎穴。这位将军，便是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抗日名将——蒋光鼐，时任广州行营副主任。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广泛交情，蒋光鼐出面解救了众多中员和人士，梅龚彬只是其中之一。

　　蒋光鼐生于书香世家，其先祖是清末翰林。15岁时，蒋母因病去世，临终前她因时局日颓，嘱咐蒋光鼐“弃文从武，勉以异日为民族干城”。这对蒋光鼐的一生有着极大的影响。

　　蒋光鼐青少年时，正值清廷、国事日非、外侮深重之际。他18岁时，便毫不迟疑地剪掉了头上的辫子，经同学陈铭枢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自武昌起义后开始戎马生涯。

　　参军十余载，不改青云志。从加入同盟会到参与辛亥，从讨袁到，从两次到率部北伐，蒋光鼐始终在的激流中奋进，也饱尝艰辛和苦难。1931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放一枪，把东三省拱手让给日寇。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不断挑衅。战争乌云笼罩于黄浦江畔。时任京沪卫戍司令的蒋光鼐，无法容忍敌人在防区内任意横行。1月23日，蒋光鼐抱病参加紧急会议，发表了坚决抵抗的讲话。

　　会后，蒋光鼐与同僚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合签发了一则给所率第十九路军各部的密电，明确告知：“我军以守卫国土恪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1月28日，日军悍然发动进攻，第十九路军依照密令奋起抵抗。

　　正在医院治疗的蒋光鼐接到报告，立即驱车至司令部，与蔡廷锴、戴戟商讨作战方案，调动部队增援。时值春节前夕，冰天雪地、小路泥泞，三人步行到真如车站，建立临时指挥部，拉开淞沪抗战的大幕。

　　第十九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没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士兵多是广东人，身材矮小、装备简陋，与配备空军、坦克、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日军指挥官扬言4个小时占领上海，但在中国士兵英勇抗击下接连受挫。

　　2月2日，蒋光鼐与蔡廷锴、戴戟暨第十九路军全体官兵通电全国，表示全军“洞胸断首，万众一心，牺牲最后一弹一卒”的决心。双方激战数日，日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由于作战受挫，日军三易指挥官，参战总兵力大大超过中方。蒋光鼐连续告急，请求增援，但蒋介石充耳不闻。第十九路军能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支撑，靠的是全国各界人民的支持。

　　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内外同胞踊跃捐款，总数达到1000余万元。宋庆龄、何香凝等全力组织推动，建立了几十个伤兵医院。民革前辈朱学范，当时担任上海邮工救护队队长，每天冒着敌人炮火到前线传递消息、开展战地救护。据朱学范回忆，蒋光鼐指出只有抗日才能获得中华民族的生存，对他给予很大鼓励。朱学范表示，这是“难忘的一件大事”。

　　但敌我力量实在过于悬殊。激战月余之后，第十九路军撤离。政府和日本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抗战结束。

　　壮志未酬，举国同悲。同年5月28日，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各界人士和群众约五万人参加了大会，群情激愤，场面动人。蒋光鼐书写了一副挽联：

　　追悼大会后，蒋光鼐收到密令，要求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进剿”红军。内外的迥异态度，特别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让蒋光鼐感到十分失望和愤怒。他不愿参加内战，遂解甲返乡。

　　波澜时势造就风云人物。爱憎分明的性格和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使得蒋光鼐在重新走出家园后，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又崭新的光明道路。

　　应挚友蔡廷锴登门诚邀，蒋光鼐终于同意赴福建主事。此时的福建，成为各路反蒋人士云集之处。1932年10月，代表潘汉年与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停止了双方的作战状态。第十九路军与红军签订停战协定，在军队中是首例，意义重大。针对苏区的封锁线，因此出现了一个突破口，由此运入的油块、布匹、医药和器材大大支援了红军的发展。这件事情，充分说明了蒋光鼐深明大义，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非凡气度。

　　很快，内反蒋派于11月20日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蒋光鼐兼任财政部长。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联名发出通电，宣布脱离。

　　蒋介石对于福建事变十分重视，一方面立即抽调大军进行围攻，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分化瓦解。由于没有真正发动和依靠群众，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福建事变很快失败。第十九路军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在此后被取消番号。蒋光鼐知道大局已不可挽回，只能与李济深一道远赴香港。

　　蒋光鼐对于香港并不陌生。在二次失败后的1915年，蒋光鼐与同学张廷辅、李章达三人离开家乡到香港。他们租住在九龙塘边的一间木屋，靠种植贩卖花卉维持生活。后来，三人出版了一份宣传、声讨袁世凯的《平民日报》。据说，这份报纸当时颇受百姓青睐。

　　此次故地重游，蒋光鼐坚持、热爱祖国的热情丝毫没有消减。1935年7月，蒋光鼐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成立中华民族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任主席，以“抗日反蒋”为主旨，提出“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的纲领。蒋光鼐曾代理过主席职务。

　　此时，蒋光鼐等人认识到，必须团结各方力量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因此，大同盟与各抗日团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对于各界人士的抗日活动，都表示积极支持，对于坚持抗日的红军，蒋光鼐在经济上多次给予支援。内战失人心，抗战得人心。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蒋光鼐等蛰居香港的爱国将领，先后接到蒋介石的电报，邀请他们返回内地、共赴国难。

　　此刻，蒋光鼐等人捐弃前嫌，公开表明了态度。8月，大同盟发表宣言，号召全体盟员和全国同胞“拥护政府，抗战到底”。1939年初，蒋光鼐出任第四战区参谋长。1939年底，日军沿粤汉铁路北进，驻守的十二集团军进行阻击，蒋光鼐以战区长官部的名义直接进行指挥，命令各部队沉着应战，取得粤北战役的胜利。

　　抗战中，蒋光鼐眼见中国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成为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和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而虽在正面战场初期有过积极行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四大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对此，蒋光鼐对的彻底失望。

　　统治的乱象，在抗战胜利后愈演愈烈。在黑暗的旧社会摸索半生、对爱国矢志不渝的蒋光鼐，终于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

　　民革前辈张克明曾说，蒋光鼐常说：“已看准了的事，已决定了的事，就要坚决执行。”的确如此，蒋光鼐认识到和蒋介石已无任何妥协可能，决定参与筹建组织，团结内的反蒋力量。1946年4月，蒋光鼐与蔡廷锴等在广州成立中国促进会，号召内的同志组织起来反对内战、反对，实现与耕者有其田。

　　此时，蒋光鼐为便于今后的工作，在组织开会时从不出面。他只是在幕后策划、暗中协助工作，在物质上也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即便此后渐渐露面参加一些小范围会议，蒋光鼐也都没有签名。

　　不仅如此，蒋光鼐还身体力行，利用自己的地位与过去的关系，尽量帮助中国党。1946年，他曾为东江纵队的撤退问题，找过时任军调部政府方面代表的老部下王衡，帮助东江纵队得以全军安全撤退。这支部队北撤山东解放区，后来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之后转战多地屡立战功。同时，蒋光鼐出面解救了包括梅龚彬在内的多位中员和人士，帮助他们离开国统区，在新的天地发挥了更大作用。

　　蒋光鼐等人开展的行动，迎合了国内普遍追求与和平的期望，有力声援了当时处于劣势的中国党。1946年5月，蒋光鼐接到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函，信中提到：“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望。”

　　内战爆发后，人心向背决定了解放军必胜和军必败的命运。蒋光鼐和中的一些爱国分子，毅然接受中国党的领导，拥护人民解放战争，投入新主义阵营。1948年1月，蒋光鼐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中国委员会，蒋光鼐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民革的成立，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无巧不成书，一年多前蒋光鼐在广州解救的梅龚彬，被推选为民革成立宣言的起草人，还起草了《中国委员会响应“五一”号召》等重要文稿。新中国成立后，梅龚彬还曾担任了民革中央秘书长等职。

　　在解放战争从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周恩来委托给蒋光鼐一个重任，即争取坐镇广东的余汉谋起义。余汉谋出身粤军，与蒋光鼐是老相识。两人在抗战期间和胜利后一直共事，关系融洽。因此，蒋光鼐是进行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

　　此时，余汉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故虽然经蒋光鼐晓以大义，但仍下不了决心，仅对蒋光鼐说：“我只能做到这一点，进攻广州，我将命令部下不战而撤退。”后来余汉谋虽然未能起义，但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使广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城市设施免受战火的破坏。

　　蒋光鼐早年的抗日壮举，也在内战中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曾说：“当年第十九路军‘抗命’抗日，激发了广大官兵对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抗命’民族意识。”第十九路军虽然撤退，但在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心中留下了再战的准备和决心，这是胜利之本。他还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要成立民革，推翻蒋政权，也一定会很快联合中国党、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促其实现的。”

　　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促使更多的党派人士站到坚决反对美蒋、同党携手奋斗的立场上来。从1948年9月起，李济深、蔡廷锴等陆续离港北上解放区。蒋光鼐仍留在香港，秘密进行策反工作，并与张文等主持民革中央在港的留守工作。

　　直到1949年6月新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名单公布后，蒋光鼐因列名其中而身份暴露，于7月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陪同自港到北平。

　　据蒋光鼐之女蒋定蜀回忆，蒋光鼐北上后，特意派妻子从香港接蒋定蜀去北平。那时在港定居的亲属曾希望把蒋定蜀留下，蒋妻为此带来了蒋光鼐的“军令”：“一个不留全体北上，好好学本领，参加祖国建设。”

　　9月17日，蒋光鼐在新协商会议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21日，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蒋光鼐出席会议，并参加了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工作。25日，他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10月1日，蒋光鼐光荣地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9日，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蒋光鼐当选为常务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蒋光鼐完成了从将军到部长的身份转变。1952年8月7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蒋光鼐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一直到他去世，任职长达15年。

　　当时，纺织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从业人数众多，关系着千家万户。1950年4月12日，主席曾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有三种东西，即粮食、棉花、煤油，这是几十年来入口货的大宗，中国的外汇主要买这些东西。只有这三种东西靠自己，经济建设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可见，解决亿万中国人的穿衣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这个重担，自然压在了蒋光鼐等人身上。蒋光鼐一生戎马，从来没有涉足过这个行业，他戏称自己是跑龙套的，与副部长钱之光、张琴秋、陈维稷等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继续发扬一贯的作风，虚心听取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

　　蒋光鼐注意到，随着纺织工业的迅猛发展，纺织原料跟不上发展需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1959年，年逾古稀的蒋光鼐亲自率领工作小组赴海南岛考察，了解优良品种海岛棉的情况。岛内交通条件不太好，特别是种植棉花的地方都比较偏远，但蒋光鼐不辞劳苦，亲临现场，与大家认真地调查研究，推动海岛棉在更大的范围内种植，为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可靠的原料保障。

　　在纺织工业部的统一规划下，西部的新疆、青海、内蒙古等产棉省区大力发展纺织工业，建立纺织工厂，不仅实现了原材料的就地加工，还助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但在当时，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群众的粮食问题，如果纺织品全靠棉、麻、丝等天然纤维，必然要和粮食争地。蒋光鼐领导第一代纺织人，非常具有前瞻性地提出了发展化纤产业，现在看来这一主张是很有战略眼光和现实价值的。从1960年至1964年，仅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新中国就在上海、南京、新乡、杭州、哈尔滨、广州等地建成了第一批现代化的化学纤维厂，丰富了纺织品的种类，提高了产量。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化纤生产大国，不仅解决了近14亿人口的穿衣问题，还将其岀口到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约占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四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此时，人们更要记住蒋光鼐等老一辈创业的艰难。这是他们这代人筚路蓝缕，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的积极贡献。

　　1949年11月中旬，中国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将原内的爱国人士统一到一个组织内，即中国委员会，原有的三义同志联合会、中国促进会同时宣布解散。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主席，蒋光鼐等21人为中央常务委员。1951年6月，蒋光鼐到民革北京市分部主持工作，后担任民革北京市委会主任委员。此外，蒋光鼐还曾代理过民革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

　　针对中委、中的各种学习，蒋光鼐很少请假。他长期担任北京市民革组织的领导，对于民革工作抓得很紧。当时市委会每月开会一次，会每周开会一次，基本按时召开。他一贯主张将问题摆到桌面上，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再形成决议。民革北京市委会初建时，成员来自，情况复杂，难免有些门户之见，蒋光鼐努力消除各种无原则的矛盾，尽量团结各方人士，为市委会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生活方面，蒋光鼐一向提倡俭朴，并以身作则，教育子女。作为纺织部的最高领导，他从不拿样品，也不将样品作为礼物送人。开会时他从不用请客，偶尔请客也自己花钱。为支援抗美援朝，他将自己在广州仅剩的一所住宅捐献给国家。

　　蒋光鼐虽为纺织部部长，但自己所穿的许多内衣上都有补丁甚至破着洞。蒋光鼐之女蒋定桂回忆，有一年夏天父亲和她交谈，白色圆领衫背部上有许多小窟窿。她问父亲：“你怎么还穿这件破衣裳呐？”蒋光鼐回答：“天这么热，这件衣服凉快！”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1967年6月8日，蒋光鼐因病在北京去世。蒋光鼐的骨灰先存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后于1997年与蔡廷锴一同迁葬于广州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将军墓。

　　2．《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