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辛格 ‖ 超越劳动和闲暇

丹尼尔•辛格 ‖ 超越劳动和闲暇本站　　丹尼尔•辛格（Daniel Singer），当代西方著名作家、记者、批判理论家

　　丹尼尔•辛格（Daniel Singer），当代西方著名作家、记者、批判理论家。1926年生于波兰华沙，2000年2月逝世。曾为英国《经济学家》、美国《国家》等刊物撰稿，以文笔犀利、行文优雅、切中时弊而著称。

　　他积极参加活动，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问题。1968年，他积极参加和工人运动，1970年出版《的序曲》一书，为1968年运动欢呼，认为它加速了欧洲历史变革的步伐。1988年出版《社会主义注定如此吗？》一书。

　　《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是他逝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超越劳动和闲暇》选自这部著作。

　　用薪金去敦促人们工作的想法在发展，它不是一个不变的公理。我们一直持有后一种想法，而忘记了其他任何激励方式。

　　有人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代，正面临一个全新文明，借用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来说，“工作的终结”是这个时代的象征。[1]因为工作不仅是大多数人类活动的生活来源，更重要的，它也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渠道，所以它的消失将是划时代的。但少有数据进一步证实这个显著性的论断，即使在失业显著上升的欧洲，就业实际数字在19世纪半叶也并没有下降，而且不及劳动力的增长。美国被认为是未来社会的模式，它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保证失业人口几乎不发生变化。但就业不稳定、工作无希望、待遇差则是事实的另一面。实际上，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可能是一个谬论的破灭，而不是工作的终结。

　　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神话，其不可思议的、永恒的增长机制同样是一个神话，这使带着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景象崩溃了——它假设，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稳定的、或多或少持久的、而且待遇不错的工作，生活水平也将不断提高：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持续发展的社会进步将会出现。在美国人眼里，这个故事可以概括为一个承诺，即“明天，我们都将成为中产阶级”。所有那些神话都不再为人们津津乐道，值得注意的倒是它们几乎同时从西方世界消失了。20世纪70年代，现存的世界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它以劳动为其主要目标作出了抵御的努力。80年代末，这种努力是活跃的，劳动法被修改，过去的让步姿态被舍弃。压缩规模、外购资源、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这些都是时髦的术语——以及适应日本的剥削方式，它们使这个机制在15年内设法恢复了均衡，大量国民收入从工资流向利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再次断定，这个时代的基本法则是资本支配劳动。

　　那么，我们是回到正常状态，还是回到过去呢？我们需要作出判断。资本法则从来没有真正受到危害，恢复也不彻底。虽然存在统计错误，但是认为工作消失的号召者们仍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意识到了一个统治时期的结束。我们的社会总是在两个矛盾中运动。一方面，为了盈余，我们不得不降低生产商品所需的时间，所以采用机器而不使用劳动力。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多利润，我们不得不创造新的工作。我们很难平衡这两个方面，同样也很难用新创造的工作来弥补消失的老工作，这种困难是有代表性的，尤其是随着技术、科学和知识成果的作用不断增强，更是如此。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就认为“偷窃他人的劳动时间”对于我们的财富计算而言是一个蹩脚的依据，我们应该用闲暇时间而不是工作时间来测算财富。他赞同引用当时的一些资料，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12小时的时候，才是线]。这在当时似乎不实际，而现在却变成了现实。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和闲暇的边界将开始消除。然而可能与现实的差距是巨大的，进一步地说，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检验增长的目的，我们也将不得不把受逐利驱动的增长转换为人们对生产目标的确立，这种活动地建立在人们的社会需求而不是他们的银行账户上。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改变社会的真正本质。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大量缩减考察范围，考察问题真正产生的领域。实际上，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它破坏了现存结构，动摇了人们的基础。从而影响到每个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管是工厂还是政府机关，现有领域都直接与工作之外的活动有关。这肯定不符合最穷人的情况。在南亚、南非撒哈拉和拉丁美洲，共有13亿人的日收入估计至少低于1美元。[3]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些人约占了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1/3人口，他们的当务之急显然是生存。在剩余2/3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中，随着传统农村环境的动摇，人们也正涌向散乱的城镇，在一个非正式的经济中寻找生计。制造业并没有萎缩，它一直在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1970-199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人口在全世界制造业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从43%增加到了53%。[4]在快速增加的亚洲国家，这种趋势尤其明显：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这些被称为“龙”、“虎”的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体现资本主义优势的模式。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增长因各种反市场行为而突然消失了。

　　中国是富豪快速增加的亚洲后起国，但在绝对规模上，它无疑是最为显著的国家，这与欧洲逻辑相关。中国的失业人口是巨大的，而现在的失业人口几乎显性化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它从主要用手段进行开发转变到以更传统的资本手段来进行开发。相似现象在苏联和曾属于苏维埃集团的东欧国家也出现过。这里须要指出，失业人口并不只是在中国才大量存在——并且正急剧增加。大量失业人口的释放显然是进入资本主义集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灾难是我们的模式在全球推广造成的，这也使得非洲大量人口忍饥挨饿，亚洲相当多的人口积贫积弱。但这与理论家们指出的工作随着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发展而消失的事实不符合。理论家们人为地指出，占世界人口1/5的国家占了4/5的资源和产出。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西欧和北美。

　　即便在这些国家，也只有不混淆就业人口的减少和工作的消失，这种看法才是适用的。因为工作数量在这个时期确实增加了，尤其是美国。1973年到1996年期间，按照工作年龄人口（15岁～64岁）来划分劳动力，经济学家们所指的参与比率，在美国从不到68.4%上升到77.9%以上，差不多增加了10个百分点。男性参与比率小幅下降，而女性参与率则从50%以下上升到了71%[5]，这个增长是突出的，但是男性参与率仍大于女性参与率。1998年底，欧洲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一步放缓，参与率水准下降，就业上升，这虽然不是规律性的，但在结束了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后，失业比率下降到了4.6%，就业恢复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水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随着工人抵抗运动的迅速瓦解，美国可以放松它的经济政策，也可以不再用货币工具来降低工资水平。[6]

　　无论如何，欧洲工人运动被证明越来越强，就业斗争依然没有被解决。随着就业人口比重的上升，欧共体并没有出现与美国相似的趋势。1973年到1996年，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一直相当稳定，妇女就业比重上升了——没有美国快——与男性比重的下降相协调，但男性参与率的下降比美国快，这远远落后于美国。这是因为25岁以下至55岁以上的就业人口比重大幅下降。法国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整个欧洲似乎极大地缩短了工作时间长度。[7]然而，尽管不考虑这个事实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放缓，失业这个几乎被淡忘的指标仍然为突出地在欧洲重现。战后繁荣期一直保持在3%左右的失业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却上升到了12%，而且欧洲很难在随后的恢复中开始认真考虑（get down to）这个单一的数字。从前的灾难的再现可能被解释为资本主义连续性的一个标志：25年前谁能想到，没有一个严重的剧变，这一规模的失业人口仍会再现。然而，它也可能被解释为制度的弱质性无法弥补它的“创造性破坏”的标志。当然，不管危机的严重性如何，工作并没有明显消失。既便在西欧，过去20年里的就业人口实际上一直以年均0.2%的速度增加。这个速度低于美国，但它部分低于欧洲1973年前的增长速度。[8]这个前景并不如欧洲的急剧转型突出。认为“工作终结”的理论家们正相当理想化地把“黄金时代”（golden age）有社会保证支持从而长期有保障的就业情况与今天社会津贴被剥夺，不稳定、不确定的情况相比较。

　　为了合理地对此加以考证，我们必须既考察劳动力结构的长期转变，也必须考察一下它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加快转变的过程。战后的变化强化了这个长期趋势。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增加曾经使西欧国家能够模仿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而现在，土地上就业的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那些在农业经营相关领域就业人口除外）不仅在美国（2.4%）和英国（1.8%）是微小的，而且在曾经是半农业国的国家也是如此，法国（4.4%）、意大利（6.7%）同类指标值也正在萎缩。[9]一定时期内，人口持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厂，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和70年代的欧洲的工业人员所占比重开始下降，一旦服务部门有了宽松的环境，它的就业人口就一直增加，现在已经吸收了西欧就业总人口的65%，而美国的比重超过73%。[10]在欧洲，这个工业发展阶段包括移民劳动力的重要流入。虽然这种流入曾在经济危机期间大幅度下降。在整个欧洲，这个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不严格地定义为从蓝领到白领，同时伴随妇女大量地进入劳动队伍。这个过程现在仍没有完成。

　　制造业的生产率大幅度上升，而工作时间却少有变化——相对而言，劳动力资源向健康医疗、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转移似乎相当合理。然而，考察一下这些服务领域的就业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部门并不是惟一的增长部门。广告、金融服务、各种与法律和秩序相关的部门，也就是说，那些长期与主要社会组织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就业也在快速增加。可能马上就有人反驳说，商业文化使年轻人去适应社会而不是对社会产生疑问，或者卫生医疗服务部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持劳动力而设定的，它们都是对这种机制的支撑。但是医生、教师、或者甚至电视制作人对那个功能的履行并不像投资咨询人员和财产律师、看门人员、狱吏一样明显。

　　这个机制非常需要得到支持。尽管这个机制没有幻想黄金时代，但20世纪60年代随着“黄金时代”而过去了。此后，速度开始放慢，利润下降。1968年，法国工人：次年秋，意大利工人，美国一般称之为“蓝领哀歌”，它暴露了对既有剥削方式的大量不满，以及潜在的对抗。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生存机制的基本原则：资本支配劳动。然而，在经过了25年的高利润和有保证的经营之后，企业不愿破除这个综合机制。它做出了最后努力，试图提高利润率，将其从扩张困境中解脱出来，但是没有成功。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下降进一步使计算变得变得复杂。公司设法把生产的不增长与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联系在一起，并创造了一个经济学新词：滞胀。因此，在资本开始受到全面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整个十年都处于转轨时期。

　　这次冲击进一步发展，并伴随着来自意识形态的攻击，它蔓延了整个西方世界，虽然它实质上并不是同时发生的。1981—1982年，里根政府通过解散航空交通专业管制员工会（theAir Controllers Union）——PATCO——向世界商业表明应该放弃在工会谈判中的让步姿态。1984—1985年，英国发生了最大的工人抵抗运动。在紧张筹备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对煤矿工人采取了对策，最后设法击退了他们。因为贸易联盟的领导决定不支持整个有组织的、参加工人运动的者。总之，美国更容易取消社会津贴，美国工人在单个协议中获得或丧失利益都比西欧容易。在西欧，福利国家的消失不得不要求国家出台对策，出台法律。在意大利，指数化的工资水平随价格而调整，“滑准法”（the Scala Mobile）直到1992年—1993年才最终被取消。

　　就资本而言，资本只有改变它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巩固，尤其是在车间一类的场合。日本管理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这种转变值得研究学习，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即所谓的福特主义时代的结束。这里主要考虑两层意思：F·W·泰勒在《科学管理》中研究了时间和动机，他严格区别管理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脑力劳动在汽车流水线美元日薪”中结束了，这表明了通过更高薪金来扩大消费者市场的努力。因此，福特主义简要地表明了20世纪开始形成与发展的管理方式，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则是其辉煌时期。当时，生产快速增长，尤其是耐用的商品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耐用商品的大宗消费也有了发展。在许多人认为它会永久增长之后，这种增长最后结束了，人们不得不调整这个机制。一辆汽车象征性地取代了另一辆汽车，据说福特主义也被丰田主义取代，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工厂在更早的时期都是按照亨利·福特著名的鲁殊河（River Rouge）工厂模式设计的，仅只是意味着模仿，而且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在当时是最有效的，因而成为劳动力利用的主要方式。丰田阐述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是在一个技术发展更高、更先进的水平上对新的挑战作出的反应。在这里，我也不试图去描绘日本经济怎么运行：它的管理机制是怎样在反对高度垄断社会的斗争后形成的。从目标出发，我将尝试着用大量文献总结这种管理方式的要点及主要特征，尤其是因为它在向一个新的剥削模式转变中为西方世界所采纳。[11]

　　首先需要记住，日本管理模式的变化是在工人抵抗运动被消除之后就出现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建立了大量贸易联盟，但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些交易联盟都在冷战时期的恐慌性暴力进攻（red scare offensive）中都受到了挫折。新管理机制随后被采用并加以实施，它只能在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工人或者工会相当驯服从而能完全服从公司的地方才起到作用。这次战后的斗争也表明对日本模式新的考虑，即就业保障（虽然“工作寿命”实际上在55岁就结束了）以及根据资历来增加工资（应该承认，它通过个人评估——Satei（Personal Assesment）——以及占人年均收入1/3的奖金来调整）。这些收益的维持给服从管理工会提供了一些信用，但是它们仅限于非常大的公司。因此，作为受欢迎的典型的日本生产过程的相关特权实际上被不到全国1/5劳动力采用。因为，“核心”公司和外围公司之间的情况有很大差别。

　　实际上，日本模式的一个特征是它的松散性，它在垂直的联合中有许多层级。在一个阶段上，丰田（Toyota）有“168个第一层的承包商，4700个次一层的承包商。31600个第三层级的供应商”[12]。社会条件和收益随着每一个水平下降，而在最低一层上，主要是妇女就业和临时工作，薪水只是那些在主要工厂就业的人员的1/4。[13]整个设置好比一张网，核心公司则是布网的蜘蛛。个体工供应商是从属的，并不被给予补贴。他们在法律上是自主的，但又高度地依赖核心公司。核心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培训，尤其是第一层级的承包商更是如此，这些承包商反过来又控制它们自己的供应商。

　　赫赖因（Herein）破除了精益生产的一个秘密。核心公司将每种可能委托的事情剥离出去——清洁、餐饮、安全、财务——以及除了自己能做的之外合作。这在电子产业甚至比汽车产业更为突出。因此，NFC（日本电气株式会社）、松下、三菱（Mitsubishi）和索尼把它们差不多3/4的彩电产品承包出去。[14]综合关系表明了日本生产的另一个特点——零库存（Just-in-time）流通方式，它大幅度降低了存量成本，将部分负担转移给了供应商。然而，核心工厂必须有很大程度的灵活性，因为理想的运营目标只有订单已经登记了才能产生。汽车工厂必须快速地记录，输送物资，建立新流水线。我们必须对柔性工厂里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加以考证。

　　有人认为，丰田主义（Toyotisn）是福特主义（Fordism）的反面是。它推翻了泰勒曾精彩论述过的脑体分离。如果要评论这种假设的真实性，最好的办法是考察一下美国对日本模式的移用——它按照日本模式组建联合风险公司或工厂。大多数情况下，与传统的美国公司相比，这些公司的雇用过程更加小心，也更有选择。而且花费更多时间训练新雇员——以周计算而不是以天计算——给他们灌输企业“精神”，教他们新的工作方式，这在小的团队尤为突出。在团队中，雇员将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怎么提高效率，减少不足之处。当装配线存在时，工人也可以通过团队组织起来，每人都完成搭档的任务，都能取代他，以至于团队领袖就是最后可以借助的援救者。在这些新工厂里，雇工们描述了其他相关好处，比如，人们会提到清洁而明亮的环境，礼貌的用语，对蓝领工人有明显的尊重（日本仍没有能向西方世界输出他们的主要企业精神，这些企业的雇工“自愿”以正常速度加班或者放弃给予他们的假日）。

　　如果通过执行者的视角考察一下日本组织，它的吸引力就消失了，所谓的“Kaixen”（连续改善）并不是工人自治的亚洲版本。雇员对超时、流线速度或者轮岗没有发言权。[15]所有关键决策都是上级制定的，而工人们在这个框架中才有权利，也有责任不断地提高他们的行为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剥夺了自己的自治与自由，而这些是他们过去在传统工厂中设法从雇主那儿“偷”来的。在此意义上说，团队仅意味着无比的压力。我们也不能将轮岗和对自由与技能的保障相混淆。这些任务仍然被分解为用时间量度的各个部分，在泰勒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工人的任务成倍增加，而知识却没有增加。实际上，当美国接受了泰勒制工厂时，他们主要雇用年轻的、有足够能力应付工作、乐于合作的职员，他们并不是在寻找熟练的工人。

　　福特主义的装配线集中体现了F·W·泰勒的雄心，即把所有知识转移到管理上，剥夺了工人的技能，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即便泰勒制工厂能把一些脑力功能恢复到工人手中，它也不可能推翻福特主义，而是对它的最终履行，它产生了一些奇怪的奴隶：机器的附属物。但是它并没有恢复这些功能。如果有区别的话，它把工人降低到了一个更为从属的地位。在那些工厂里，泰勒制成功地控制了思想，它可能已经把奥韦尔所说的伪装的压制视作一些受蒙蔽的人们对这种管理的认同。但从日本开始，一些真正的收获将在整个西方世界迅速发展起来，即被灵活地描述为“压制型管理”的管理模式，但与查理·卓别林（Charcie Chaplin）在电影《摩登时代》中的预言相比，这几乎是小儿科。[16]

　　当然，在资本配置上，剥削的更高形式不是与先进的技术手段相分离的。如果没有机器人，没有电子计算机化的通信和电脑控制，就不会有零库存管理，也不会有今天的丰田式工厂（Toyotist）。但日本模式是在没有大量的技术特征下产生的，虽然今天它运用了这些技术。事实上，技术过程、项目、软件都有了很大发展，这满足了丰田制管理的需要，并且因为存在对这种机制的需求，也因为西方的雇主用新战略和新方法去维持他们对劳动力的支配地位，所以这种管理机制随后走出了日本。如果没有可用技术，这种新机制是不可能想象的。虽然这些技术必不可少，但它们并不是生产者。

　　大宗产品，比如汽车曾经与自我管理的真正形式，即工人掌握了他们的工作内涵相协调吗？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问题很流行，尤其是在瑞典。当时，瑞典是不符合这个规则的，失业几乎可以忽略，4/5的劳动力组成了工会，因为薪水低下，所以工厂很难招聘到那些乐于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年轻人，他们认为装配线作业是紧张而且土气低落，枯燥乏味的。瑞典的两个汽车生产商——萨帕（Sabb）和沃尔沃（Volovo）采取措施来降落低这种职业的乏味。尤其是沃尔沃做了多种努力。1974年，沃尔沃在卡尔马（Kalmar）建立了一个工厂，高度分散的工作被更长的作业周期取代。11年后，沃尔沃又在乌德瓦拉（Uddevalla）建了一个新的工厂，装配线被统统取消，沃尔沃组建了由10个或12个工人构成的团队，团队成员从始至终地装配一辆汽车。卡车工厂同样也采用了这种规则。

　　瑞典的实践当时是有教育意义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当工人更了解正在做的工作，能更多地掌握自己的工作，有更大的创造性时，他们对工作的不满就就消失了；我们也看到，尽管管理方式发生了转变，但瑞典的生产率仍迅速达到了高水平（虽然不是全世界最高的）。另一方面，这种管理方式不是决定性的，因为雇主的主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一旦瑞典不再是例外，而大量增加失业人员也改变了对劳动力市场的态度，雇主就将放弃这种转变。当然也有一些教训值得汲取。这种行动被证明更为成功，并最后运用到了卡车工厂，在阶级队伍的支持下，工会最终很好地平衡了力量。大量失业对雇主人道主义热诚的治疗被证明是极好的，即便在改革最强烈的时期，雇主们也没有意识把实际权力转移到工人手中。正如安德烈·戈尔兹（Andre Gorz）在研究瑞典案例后正确指出的一样，不存在允许生产商和“公民—用户”（Citizens—users）检查产品自身及其社会用途的舞台。更糟糕的是，你不能在单个工厂建立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Self-managing Socialism）。相反，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转向了精益生产和零库存体制。[17]

　　因为西方企业需要新的管理方式，所以它们很快采纳了日本战略。但由于日本的生产力更高，日本企业开始占领了美国国内市场，美国汽车工业或消费电子领域的大公司就开始大量研究他们的日本对手，他们发现模仿能够获得大量好处，因为日本模式为他们的利润率和劳动力关系这两个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美国人意识到规模没有实际价值，也不需要正式的垂直联合。在直接责任没有成本的情况下，你可能对工业命令和财务控制感兴趣。在大工厂，精益生产中的工人往往联合起来，而核心人员减少，这样意味着工人抵抗减少，薪水下降，社会收益减少。一旦最低一层再次出现，血汗工厂的每一次移动都会恶化。

　　事实上，这个过程是适应过程之一，而不是纯粹的模仿。因为美国在金融资本正超过产业资本时引入日本方式，所以整个改革就是次要的，而几乎即期的利润率才是必要的。如果规模下降是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那么，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则是它的更高阶段。产品存量得益于零库存机制，而劳动力的积累则得益于解雇工人或者为了大量追求更大的红利或价值正在上升的证券，工人转向低保障的工作，包括服务产业在内的各种经济活动。日本车间里的剥削与美国财务管理的混合被称为公司治理，它的影响正在扩大，并且开始解决工人抵抗问题。尤其在欧洲，在多年存有希望与幻想之后，我们发现，人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即你能够有一份工作，但这份工作收入并不能维持你的生计，或者为了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从而牺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

　　当然，这种方式在每个地方都不得不适应当地环境。比如，有人认为，欧洲对新的挑战作出的反应在意大利东北著名的“网络”也存在，小的专业化公司联合起来一块生产，比如说陶瓷或纺织品或定制（custom-made）工程设备的公司，产业约束使这些公司找到了自己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但把它称为同一模型的另一版本可能更准确。因为在这里，较小规模的家庭所有的供应商由于自我开发（Self-exploitation）而存活下来（同样，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避税）。整个机制可以灵活地描述为“没有集中的集中”[18]网络可能被证明是转型的，因为纺织业的博尼顿（Benetton）或眼镜业的鲁克索提卡（Luxottica）等行业领袖倾向于获得控制权。意大利网络能多长时间控制国际核心公司（spiders）呢？这值得讨论。[19]然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优先权本身是与现象相关的，而不是它的变量，而且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下的工薪劳动力揭示了它的基本担忧，在不到20年里，劳资关系已经被推翻了，关于可靠的“工薪社会”（salried society）的理论已经瓦解，所有这些都是由管理引起的，而不是技术和引起的。[20]

　　可能是一个太刺眼的词汇，因为它错误地意味着这个体制已经改变了它的本质，而不是它的一些现象，或者因为它被称作单一的、均质的，或因为它能依据所接受的订单作出精确的反映，从而决定生产，而在理性的和生态的、负责的社会决策的指导下，我们的模型不能被理解为保守主义的进步之一。因为永久增长神话的破灭，已经没有必要替换受约束的、有限的扩张神话。资本主义可能已经改换了地方，但是它没有改变其本质。受逐利动机的激励，资本依然在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必要性以及扩张责任的驱动下前进。“武装力量，全球债务，有计划地衰退”是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警言，它一直是西方世界的支柱，这取决于梅扎罗斯（Meszaros）所说的“利用率的下降”。因为关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即产品是否能被卖掉：而不是它是否需要——在某种意义上，浪费越多，情况越好。私车比公共交通更能赢利，即卖一个生命周期短的产品比生命同期长的产品更有利可图。然而，那些根本不可能使用但容易销售的产品是最理想的。[21]这种规则现在比以前更适用。如果考虑到冷战的结束，支出的边际下降，工业大型企业一直是我们生产的核心企业。在其他地方，利用率一直在下降。计算机、微处理器、集成电路块的生命周期正变得越来越短。我们已经设法减少了产生新模式所需要的时间及其运行成本。广告支出、销售人员支出，游说人们购买东西的费用正在上升。资本主义可能被谴责为根本不在乎人们真正的需要，但它们为了控制生产而约束生产却没有受到谴责。

　　这使我们在寻找可能的补救措施之前，仍必须解决一个迷惑，即把失业人口及贫穷工人的数量的大幅度上升与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进行比较。过去20年里，在就业期稳定增长后，不稳定性戏剧地出现了，这可能意味着生产率在“黄金时代”一直有规则地增长，然后由于技术变化而剧烈上升，这严重影响了就业。有数据能准确地说明这个相反的事例。尤其是在欧洲，劳动生产率直到1973年都在明显上升，随后上升速度才放慢。必须承认，这些数字不可全信，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一般来说是件冒险的事情，就服务部门而言则相当虚假。[22]但是在这里，逻辑似乎以相反的方式在奇怪地运行：随着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劳动力开始大量剩余。

　　可以大胆地指出劳动生产率下降一些原因。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不断从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部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规律性放慢。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也需要加以考证。随着电子产品进入了办公室，秘书、通信工人和银行出纳员的工作与工厂里的工作一样迅速消失了，而资历较浅的管理者也正在消失。然而，这个规则仍然有效。生产领域的工作被消减，而服务部门则创造了工作，虽然这些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不再足以吸收因萧条而出现失业人员。汽车工人现在正被汽车销售人员取代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如前面提到的，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与发展生产相比，有一种发展那些维护现有社会更有用的部门的趋势：各种金融服务部门和法律部门、广告公司或保障机构。除了使用率下降规律之外，也存在所谓的生产性投资被浪费性使用，滥用电子设备，把计算机作为一个较好的打字机仅是一个很少见的例子。最后，可以用传统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没有生产率的工作仍然存在或者在血汗工厂或比萨饼店被创造出来：因为这些劳动力是廉价的。当然，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思考来解释这个明显的悖论，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最近几年，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正大在恶化，劳动力处于困境中，这不是由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的突然上升引起的。[23]

　　这里，至少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雇主们已经获得大量收益，而工人则遭受严重的挫折。正如一些人指出的，这并不是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和劳动力仍被结合在一起；如果前者居主导地位并且没有达到极致，那么，我们就将看到另外一个时代来到的曙光。简单地说，资本不再能以原来的方式运作，它被用来挤压它的搭档——从而取得显著的成功。工人处境的弱化，可能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组织化的劳动力下降，。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多数工人仍然被组织起来了。工会成员在劳动力中的比重虽然已经大幅度下降，但在德国（29%）、英国（34%）、意大利（39%），这个数字仍然较高。现在，法国或美国的同类指标很少在两位数，而且一直在下降[24]，工人的战斗性可以用的敏捷程度来表示，它现在已经进一步下降。

　　工人情况的恶化还有更深刻的标志。在欧洲，大量的失业人口重新出现而且持续存在，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在美国实际工资现在已经低于越战时期，而且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较明显的特征是“贫穷的工作”。然而这个差别虽然较明显，但也不应该夸大。如果你考虑到有些失业人口在统计上没有数据可考证——那些刚刚失业的人占了美国男劳动力的1%，这个比例就与欧洲的平均水平更为接近了。另一方面，贫穷的工作人员不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萨克逊人这些特权人群。比如，有报告显示，1983年至1997年，法国低薪工人的比重增加将近一半，占劳动力总量的15%，这完全是由于低薪人员的增加引起的（低于工资中位数的50%，或者每月低于620美元），其比例从5%上升到劳动力总量的10%。[25]随着过去被认为正常失业的情况消失，临时、暂时和兼职工作迅速增加，事物的两面被统一起来了，事实上，统计数据并不总能证实这种转变引起的最突出的现象，因此，在美国，临时工作明显地从1973年的16.6%上升到了1993年18.8%，而且大约3/4仍然属于自愿性失业。[26]当然，如果有大量的公定假日，而正常工作时间变短，在兼职人员中占主导地位的妇女的选择则可能会不同。

　　但是除了变化范围存在不一致外，毫无疑问，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是明显的，西方世界的工人阶级在此时是分散的、的、衰退的。

　　这种挫折将怎样继续？如何将后退转变为呢？为了寻求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趋势，这种趋势从美国开始。而后得到欧洲左派的认可。他们接受逐步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们也寻求逃避，一些人会说这是一个避风港，它是一个不断发展而且定义宽泛的领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部门，而既不是市场也不是政府。如果依据定义，它的边界将有很大变化，其模糊性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把医疗、教育、文化和其他由国家、地方当局补贴的社会服务或由教堂和基金提供报酬的工作，以及慈善、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以及由非政府组织从事的工作考虑在内，你就会看到一个占国民总产值很重，甚至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重稍微增大的部门。[27]如果你把这个部门定义为拒绝市场规则和各种交换贸易体系规则的法人，这个区域就会缩小到很小比重。[28]我们将看到，不确定性是和另外一个名字非常模棱两可的领域相关联的——非赢利部门。

　　根据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文章来判断，第三部门的出现不能被质疑为企图推翻现有秩序。从里金夫开始讨论是最适宜的，“工作的终结”令人迷惑，因为它在灾难性的判断与温和的补救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我们正面临的前景是一个不需要工作的世界，一个没有工作的星球，国家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则渺小得多。第三部门提供了惟一出路，所以，除了要求“意识转变”和“社区的承诺”外，作者提出了什么具体的建议呢？实质上，各种各样的税收减少了对发起者和参与者的激励。在各种支付方式中，我们可以不理会让美国采用增值税的建议，因为这在欧洲已经存在了多年，而欧洲的失业情况比以前突出了许多。虽然具体性减少，但建议从军队转移一些资源，对跨国公司征收更重的税收则是更大胆的做法。最后，有人提出了诸如有保证的年收入或“对社会经济中的实际工作支付社会工资”等观点，但它们并没有被完全解释清楚，真正的迷惑在于企业无论大还是小，是否愿意接受额外税收，并对一个部门提供比“劳动力后备大军”所需更多的资金支持，因而提高普通工资水平。里夫金认为，大企业的机动空间较小，因为必须在建监狱还是资助第三部门的各种形式的工作中作出选择。有人认为里夫金是在用这种方式号召企业实体自利，因为他的文章中没有真正影响权力结构和财富结构的内容。

　　同样不能这样看待里夫金的欧洲同行的观点。比如，为了所知而且有独到见解的社会批评家安德烈·戈尔兹（Amdre Gorz）最近出版的书。[29]这本书的语言受《经济学手稿（英文版）》（Grundrisse）的启发，与马克思其他书相比，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更坚决地认为，技术和科学在现代生产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与用劳动时间来测量财富之间存在很大的反差。这个矛盾只有当联合生产者接管了才能消失，从而结束资本的统治。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一致，戈尔兹断言，在他思考的社会中，“工资收益必定会消失而且会变成资本主义，”然而，戈尔兹也强调资本主义必须谨小慎微地度过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将消失，而且正随着大工厂和大宗产品的消失而消失[30]，麦克罗·雷韦利（Macro Revelli）对第三部门的倡议一直都是理智的，他甚至也没有走得这么远；他没有涉及一个可选择的社会问题。麦克罗·雷韦利不太乐观，他把第三部门视为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一个历史性的缓冲地带，也把这个被社会经济占的领域描述为一个被解放的领域。[31]

　　这种解释可能是深思熟虑的，它把我们带回到25年以前。当然，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在第三部门倡议者的著述中开始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情绪，当时，为了寻求快速而激进的变化，社会活动分子、军人们不得不准备进行比他们预期更长的征程。在这个时期，存在主义者相信，你可以不消极地接受被强加的环境，而是把它变成一种行动手段，这种情况与今天讨论年轻人能够把他们的意识变成自我肯定的资源是一致的。这个时期，一些人已经相信世界将被马尔库塞（Marcuse）所说的“流民和局外人“（Out-casts and Outsiders）改变。此时，出现了红色根据地和解放区，这也是一个公社时期（commune）。实际上，当时一些事件煽动年轻人退出商业环境，使他们在争论中有效地认识到，要求改变人们的意识而不仅仅是改变结构和制度。他们无疑相信，公社是多样化的，而且与”“农村包围城市”相似，它最终将包围资本主义保垒。唉，“耶利哥墙”因为道德的鼓吹就不会瓦解了。

　　流浪者和局外人的数字已经同时成百万地增长，可能会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情况完全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解，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在增加的危机的受害者受到影响，这才是关键的。在欧洲，失业人员的动员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1998年初法国失业人员进入阶段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当前的发展模式同时产生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失业人员参加下列任何活动是关键的。我们将进一步来讨论。从基金中获得从事改进研究或有趣的社会服务的任何资金产受人欢迎的。从地方或国家当局可能取得的发展社会服务的任何资金将被掠夺，尤其是如果这种行为更加的时候。如果把社会行动和行动联合起来，人们就能获得相当大的最低工资，以及一个合适的失业收益或一个收入没有损失但时间缩短的工作周，而且如果有持续压力，就能够迫使体制做出大的让步。一定程度上，这就与其逻辑不一致——妙极了！然而，我试图表达的意思是，体制有它自己的逻辑，有它的核心，它不会屈服于外围的行动。

　　第三部门的倡议者存在一个问题，即他们的国家和大公司的概念相当易变。他们认为，对全球化影响最广的解释已经是一个规则。所以，著名的3700个大跨国公司直接地占了整个工业化国家就业人口的1/5，间接地占另外4/5。但是，当我们只讨论单个国家时，这些公司的力量几乎被遗忘了，相反，在全球化世界中几乎消失的国家又出现了。当然得承认，这是一个相当抽象、没有阶级的国家。比如，你可以从中预期一个体面的“社会工资”，不管你是否工作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创新，并足以严重地打乱目前运行的劳动力市场。

　　这里，对“后市场”或“非赢利”的全部讨论似乎完全模棱两可。有人认为，非赢利既非驴也非马，既非国家也非市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麻烦的是国家和市场不是绝对抽象的。就它们所有的冲突而言，它们具有同样的社会构成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在这个组成中，非赢利机构的范围被界定为很小。

　　只有当社会不再由资本积累推动发展，生产方式不再由交换价值决定，而是由真正的需求地决定时，利润才会消失。同时，如果单独地、狭义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即便最理想化的合作社最终也不能被它们周围的环境摧毁。这并不意味着要号召投降或不行动，事实恰好相反，我们在运动时必然认识到，激烈的社会变革不会一夜之间发生，而且如果当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没有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也不会取得成功。但是，这也不只是流浪者和局外人的任务。一个主要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需要不同的联合和不同的战略。

　　这种抱负不可能使过去再现——不仅仅因为目标不可能达到，而且也因为它是不合需要的。“黄金时代”只有在当前的异议引起的情景中才会突显。当自动化使大量痛苦而单调的工作的减少成为可能时，谁能梦想到福特式的传送带会复兴？这应该考察一下当今社会之外的内容。

　　在发达的西方世界，劳动力结构已经较大地重组，它有一个长期趋势而且突然加速。在过去50年里，这个速度变快了，或者说它已经加剧了变化从而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与此同时，长期趋势变得更加根本了。科学进步、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得大量削减所需人力资源成为可能，首先削减生产我们生存产品所需的人力资源，然后削减生产生活稀缺品所需的人力资源。可能马上就会有人反对，生产人类整体发展必需的产品更为重要。潜在的困难是，自由放任的发展是一心想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最后的担忧，而且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很久不再履行它所谓的“开化功能”（Civilizing function）的原因——为了使人类能不再为生存做单一斗争，需要用一种的方式推动生产力。迄今为止，在一个非常的时间里，人为扭曲的增长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仅讨论20世纪下半叶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第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人类生产率的显著增长与每个工人不得不工作的时间的相对稳定性之间存在反差。第二次大战以前，工人通过抵抗运动争取到了每周工作44小时的权利，至少在法国是这样，原则上也是这样的。战后，在可能已经使劳动时间暂时延长的重组之后，有效工作周在43小时到44小时之间浮动。只有在经济危机之后，随着失业的增加，西欧的工作周才下降到44小时水平之下，而美国的工作周时间则实际上增加了，尽管它的经济处于危机之中。从20世纪下半叶的整体情况来看，即便考虑到欧洲工人拥有较长的假期，每个工人每年所需工作的时间的减幅据说从零到30%。同一时期，依靠国家的支持，生产上升了400%或500%。这个反差是有启发意义的。闲暇时间虽然是允许人们发展个性必不可少的，但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它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的社会可能更关注可用的、有限的闲暇时间的商品化。

　　20世纪下半叶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建立在利用率下降原则基础上的一个复杂结构有详尽的表现。它的一个支柱是有计划的衰退，而一度膨胀的广告投资强化了这种衰退。另外一个支柱是，工业联盟不仅为最小化利用率提供了发展空间——生产武器不是为了使用或者武器将在第一时间内被摧毁——而且更是政府对生产、研究、发展进行补贴的主要受益者，因此，这些能够被运用到商业领域的补贴可以被用作经济管理工具。在这些帮助下，我们的社会就莫名其妙地在一个扭曲而且人为的增长下继续发展了过来。

　　下面进行更深层次、更贴切的讨论。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某种意义上，我们与马克思设想的时代明显地非常接近。在这个时代里，“财富的量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支配的时间或闲暇时间，比如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时间。[32]这不是说，可用的生产模式能完全转换为一个目的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而“当机器变成相关工人的财产等时，它不会只作为社会生产的媒介”的说法是不充分的[33]。机器、项目和为了剥削而进行的组织方法将不会自动地变类解放的工具。它们中的一些将是适应性强的，而另外一些则将不得不一同掉队。然而可以肯定，知识领域的发展和运用使我们实际上可以设想一个相当不同的社会。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通过消除那些艰苦、乏味和令人不快的工作来取消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之间的边界是理想化的。同时，为了给所有人提供更多的可支配时间，大量减少那些仍然必不可少的社会必要劳动力，均衡地分布社会必要劳动力也是可能的。麻烦的是，这种不同的生活要立即为我们所理解但又很难达到。当前的体制能够继续它扭曲的发展，直到它遇到生态极限或者被那些最终发现资本的统治是不可忍受的人民所抛弃时，它才会终止。

　　如果有人认为一个社会秩序结束了，这可能是奇怪的，因为绝大多数报告判断，这个社会秩序确实设法埋葬了它将来的掘墓者。按照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说法，资本主义正在大量地生产未来的“掘墓人”——无产者。今天，分析家虽然不认为无产者结束了，但他们认为无产者是一个正在萎缩而不是上升的力量。如果你几乎形而上学地看待一个由矿工、工程、修船木工组成的工人阶级——男性，蓝领而且主要集中在非常大的工厂里——这是不错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影响消失了。在目睹了欧洲的两次主要剧变——1968年5月的法国和1980年的波兰——我可以证实，人们的意识在大工厂停产时就开始活动了。然而，如果仍按照一个呆板狭隘的定义，西方世界认为无产者的数量正在下降，但按照衣领颜色来判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把工人阶级视作一个自身不得不适应经济扭曲发展的现实主体，那么，这个趋势就会反方向发展。随着农民小生产所有者规模的下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工薪阶层现在占工作人口的80%左右，而我们必须设法在这个松散和四面受困的群体中揭示新的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形态。[34]

　　在描述这个工作群体时，人们习惯从大受益者开始。借用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的词汇来说，这些大受益者的3%或4%是“象征性的分析家”，而另外16%则是所谓的“知识工作者”[35]。如果不是按照哲学家——国王，而是按科学家王后和启蒙的拥护者的说法，现实的鼓励要少一些。这不仅有利于隐藏这些人在生产过程和社会组织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有利于给我们带来统治的好的印象。在我们这个不平等增加的社会里，财富是高度集中的。有必要回忆一下，1975年，美国占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20%，而1990年则上升到了36%，或者世界上225个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全球人口中较穷的一半人口的所有收入总和相等。[36]这些超级富豪不是与科学家一起分享这笔最大的收入，而且与商人、管理人员（他们也是股东）共同分享这笔收入，因为首席执行官们（CEOs）现在有股票优先权，从而有巨额薪水。[37]比尔·盖茨在“象征性的分析家”中有比较骄人的地位，他是一个赚钱的人，而不是爱因斯坦的后继者。

　　所谓的知识工作者处于第二阶层，他们的知识也是相当特殊的。不管他们是在金融部门还是在会计服务或法律部门，或工业管理和研究领域占据一个关键的地位，也不管他们是否在控制人们及其思想上占据关键的地位，比如电视制作人员或广告人员，他们的技能必定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要靠它来运行，而且他们的地位是与资本主义体制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考虑一下资本主义制度，即便是那些财产位于上层的人当中，只有演员、歌星或其他艺术家在没有成为拜金主义者的情况下才会继续更高兴地履行他们的角色，而在一个相当不同的社会里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目的。

　　虽然这些特权群体在统计上被称为工薪人口（主要为了税收目的），但在他们中不会发现工人阶级。为了确定这个阶级，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就业结构在19世纪后半叶的变化。我们已经知道两个最大的下降：农业就业人员急剧下降，而后，工业就业人员有一个较小的收缩[38]（在德国，它仍然占了劳动人口的37.5%，虽然美国仅占23.8%）。就业人口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的转移不应该被视同为工人阶级的消失。与汽车工业装配线上的男人相比，超市里的女收银员的薪水要差一些，而其工作条件同样也差得远。一般来说，劳动人口中的女性人口由于相当自然的增长（和医疗服务部门的其他从业人员，教师和教育行业中的各种从业人员）而极大地增加了。而且总体上，更多人为的增长（在贸易或者管理层中膨胀的行政服务的底层）能够被整合进一个定义灵活的工人阶级。

　　其他的一些变化是什么呢？敏捷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极端的两极分化已经使得时髦的餐馆、雅致的时装店和漂亮的营业室再度流行，而昂贵的汽车则停在装修一新的房屋外，这些都改变了旧的时髦区域和新的贵族区域的外表，尤其是在大都市里。[39]在数据上，对富人进行个人服务的数量增加比为其企业所进行的专业服务的发展更加明显，虽然这里我们必须小心统计谬误。大公司正为了更简洁的外观而努力，它们减少了所有与会计、交通、安全、餐饮或清洁服务相关部门，因为这些功能社会化（outsource）了。它们也改变了其统计特征：做同样工作的同一个人不再计算在产业中，因为他们是服务部门的从业人员。最后，在独立自主的工作上，有许多值得讨论的进步，这是一个极端夸大的进步。从这个时期的整体情况来看，这个部门随着农村小生产所有者和小店主的减少而减少。在自己国家以外的土地上工作的人们才是真正重要的，在西欧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或西班牙，它占了劳动人口的1/5到1/4。而在其他地方，这个比重在10%左右。在英国、爱尔兰和比利时，这个比重在20世纪后半叶的最后20年里有大幅度增加，从7.3%上升到11.9%。[40]这些新的独立自主分子大多数并不是为全球最好的出价者提供服务的奢侈的流浪者。他们通常是那些为了避免失业而在一个安全和收益更好的公司从业的人员。

　　总体而言，劳动力的变化是深远的但不是根本的，虽然即便在富裕国家，现在不仅有大量生活悲惨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即所谓的“收容人员”，而且也包括劳动大军中不稳定的部分。所以，如果像过去曾经可能的一样，把工人定义为“什么也没损失只是摆脱枷锁”的人就可能是错误的。今天，他们中的许多担心失去房屋和车子，甚至还有摄像机（Camcorders）和蜂窝电话。与通常情况一样，能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因为他们对生产方式的控制权被剥夺，所以他们无法掌握任何工作目标、意义，或者甚至是他们工作的组织。但是近代艺人不曾借助计算机更新他们的工具吗？极端地说，在家工作的妇女是一个囚徒，而不是一个缝纫机前辛勤工作的女缝纫工。一旦存在社会紧张，相应的问题就会出现。这里以膨胀的信息产业中的关键角色——计算机程序员为例。熟练的操作员的薪水自然相对较好。但是，只是他们中的小部分人是“象征性的分析家”，可以创造一些项目以帮助企业加强对劳动力的控制，扩展它的金融网络，强化它对媒体的控制。绝大多数人则正按照严格秩序做着上述困窘的工作。随着社会冲突的强化和成功的中产阶级神话的瓦解，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其他大多数人都将不得不在其坚持特权的意愿下降的情况下决定他们是否支持统治者，或者为了寻求自治与自我运行，他们是否站在旨在瓦解整个体制的工人一边。

　　工人阶级是否仍然是急剧变革的主要力量呢？这是个决定性的历史问题。就此而言，问题并不是工人阶级的规模，因为从统计数字来看，它还没有萎缩。怎样才能团结工人阶级，怎样才能使这个目的变得普通，尽管它有明显的差异性，并且确实存在着多样性。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比过去更为明显了。不同社会机制的发展放缓正在使转轨变得更难。而这是矛盾的。把大工厂分解成更小的单元则将使生产者的自我管理变得更容易，与此同时，由于随时调整，通信与数字使传输取得了巨大进步。这将使得更大规模上的合作能顺利进行。然而可以肯定，无产者队伍的集中是他们进行动员的资本。

　　如果新的工人运动想把各个部分整合起来的话，它就将而临一个复杂而巨大的任务。它必须劝说那些在相对有保障的公共部门就业的人员，因为如果私人部门的抵抗消除，“你们的工作就不会持续太久”，欧洲电信工人就有这种迹象。但是它也不得不通过工会和社会利益来说服那些在大公司的大工厂里从业的人员，如果没有更安全的避风港，一旦供应商的雇员，以及更小的公司的雇员被尽可能地减少，那就要轮到他们了：换句话说，他们和“意外受难者”以及失业人员有共同的利益。目前，要向那些残存的血汗工厂或企业中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解释以下观点并不是更容易，即他们的敌人不是大工厂的工人，而是他们的老板，或者就单一家庭和朋友经营的企业而言，他们的“ 敌人”是促使他们进行自我开发的机制。在新的情形和正在发生的混乱下，工人必须再次认识到一些团结的基本原则。根据发生的事情来判断，必须再一次告诉他们，是老板的利益把他们按国家、种族起源和肤色划分开来，或者按性别来划分。

　　与妇女就业相关的问题解释了工会运动的全面复杂性。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妇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40%，而且按照当前的趋势，她们的比重在21世纪第40年左右将会达到50%，与男性相当。[41]无论取得怎样的进步，现在，妇女仍在薪水、晋升，甚至各种职业准入等方面受到严重歧视。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因为她们还继续履行两个功能（指同时扮演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所以她们在那些明显“有利”的兼职工作另的地位显著。1993年，妇女从业人员在美国占了兼职人员的2/3，而许多欧洲国家中则占到大约4/5，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兼职工作是相当重要的，在挪威和瑞典，其比重占了整个就业的大约1/4，而在芬兰，则超过了1/3。[42]这些国家一直被认为是替妇女着想的榜样，这更值得讨论。必须承认，如果不得不接受一定形式的灵活性，那么，较容易为人们接受的是工作时间的选择和一些权益的保留，它是由工会协调而实现的，而不是由雇主强加的，然而，从为妇女争取特殊地位的趋势中可以得出一个逻辑推论：这样一个信仰可能会恢复，即妇女的真实位置是在厨房、教堂或护理院里——德国臭名昭著的儿科医生（kinder），厨房（kuche），教堂（kiche）——收入的损失可能进一步强化只轻微动摇的女性沙文主义。

　　这个例子不仅表明了复杂性而且也表明了工会运动的本质。如果以后的工人运动想再一次取得进步的话，它就不可能负担得起老的部门，这个老的部门把贸易工会归纳为面包和黄油问题或者合作运动，而把问题留给了政党。如果想要实现联合，就不得不化，因为能把各种类型和水平的工人联合在一起的唯一方式是他们对掌握自己的命运有共同的愿望，他们对控制自己的工作也有一致要求，而不仅是它的组织及其社会功能。随着科学带来的技术进步，资本形态的绝对劳动的积累目前已经使得它现存的匹配物减少：为了把机器和知识恢复为对付联合生产者的工具，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打碎资本及其政权。这是一个远期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任务是巨大的。在此过程中，我们将不得不解释清楚运动的方案，它必定包括主要的平均主义的作用和新形式的。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回答另外一个正困扰我们的疑问，即在国家边界随着全球化神话明显移动的世界里，工人能否扮演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呢？

　　[6] 在讨论调整利息率以降低扩张时，人们普遍认为“就业保障的强化”可以使失业在没有严重的压力下保持一个较低的比率。这类术语表明，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目的是降低工资，如参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每年两次对参议院金融委员会(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提交报告，1997年2月28日。

　　[8] 欧洲的落后不是新近的事情。1960—1973年，欧洲的年均增长率是0.3%，而美国是2%。参见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就业（WorldＥmployment）,1996_1997,20页，表2.3。相反，劳动生产率的落后则是刚出现。在商业部门，欧洲共同体1960——1973年间的年增长率为5.1%，1973——1979年为2.6%，1979——1997年为1.9%。同期相比，美国的数据分别为2.6%、0.3%和0.9%。《OECD经济展望》，1984年6月，284页。差距主要来自于制造业以外的生产率。

　　[23] 参见Robert Brenne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New Left Reuiew，229（1998年5月至6月），有助于解除这个困惑。他指出了美国制造业规模的下降和重构最终会有什么影响，劳动生产率怎样提升，尤其是90年代中期的情况。但是，除了制造业，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1979-1990年之间年均0.3%，1990-1996年间年均0.2%）因此，整个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表明，“制造业之外的广大劳动力的低工资经济增长了”

　　[30] 马克思清楚地指出，这个矛盾将消失，并且只有当“大量的工人…….认同他们自己的剩余劳动”时，才能强调“可支配的时间”，《经济学手稿（英文版）》（Grun-drisse，708）但是戈尔兹则认为这似乎只发生在它自己的力量上（势头），而财产关系没有变化。比如可以参见戈尔兹对年轻中心（the center des Jeunes Dirigeans）的赞扬（Miseres，128～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