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书生事业 英雄情怀 ——“永久黄”团体百年纪念

【人物】书生事业 英雄情怀 ——“永久黄”团体百年纪念本站　　他以化学家的眼光，一眼看中这片海洋蕴含的宝贵资源，决心在这里实现实业救国的人生理想

　　他以化学家的眼光，一眼看中这片海洋蕴含的宝贵资源，决心在这里实现实业救国的人生理想。于是，一个又一个现代企业在这里孕育，一幅沧桑巨变的画卷在这里展开。

　　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精盐生产企业——久大精盐公司。此前中国人吃的是又黑又脏的粗盐，在发达国家这种盐只能喂牲口。久大用洁白卫生的精盐，结束了国人几千年食用粗盐的历史。不仅如此，久大精盐公司从改良盐质入手，进而实现改革盐制的目的,由此引发了与传统社会旧盐商垄断势力的不懈斗争，终使沿袭了两千多年的食盐专卖制度被废止。

　　这里诞生了亚洲第一座苏尔维法制碱企业——永利制碱公司，打破了西方对这一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用纯碱代替洋碱，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1个用苏尔维法制碱的国家。它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国际博览会上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不仅能够与英国卜内门公司的产品展开竞争，而且走出国门，出口日本等亚洲国家。

　　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民办企业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被视为为“永久黄”团体的神经中枢。他们利用中国的原料，生产中国需要的物品，以私人之力，培养国家之才，不仅承担企业内部技术研发，而且面向全国，以服务社会为己任，这样的机构当时在国内绝无仅有。1935年试制出中国第一块氧化铝样品，1939年黄海社创办中国第一个发酵微生物学学术期刊《发酵与菌学》，在中国微生物学发展史上,起到了学术交流和普及科技知识的作用。四川犍乐地区流行一种致残致死的地方病，被当地人称为“痹病”；黄海社发现致病原因是当地食盐中含有毒性很大的氯化钡，通过实验他们找到了简单易行的除钡方法，使痹病得到了根治。

　　从这里酝酿、在南京卸甲甸建成的中国第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永利公司硫酸铔厂，生产出合成氨、化肥（硫酸铵）、硫酸和硝酸。这是比制碱耗资更大、技术更加复杂的工程。当时这样的企业，即使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的。范旭东欣慰地说：“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只脚；现在又有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只脚。有了两只脚，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阔步前进了。”

　　这里是中国第一家的企业刊物——《海王》旬刊诞生的摇篮，它被称为“永久黄”团体的喉舌，是“为完成作为一个事业的灵魂工程师应有的任务”而诞生的企业文化阵地。“庄谐并重、雅俗共赏”，生动活泼、积极向上的文字一直是滋养企业团体的精神源泉，范旭东始终是身体力行的忠实的撰稿人。自1928年创刊，至1949年停刊，《海王》发刊20卷，共计出刊600期，发行量最多时超过6000份，社会影响十分广泛。马寅初的文章《中国工业进步迟滞之原因及救济方法》在《海王》发表，齐白石、徐悲鸿合画《合作机遇图》为《海王》诞生20周年庆生。它是时代的号角，范旭东的精神通过它感召国人，引得许多热血青年千里迢迢加入团体；它是文化的桥梁，世界科技进步通过它，传播到团体之中各个企业并惠及中国大众，大大增强了团体的凝聚力、向心力，成为企业文化的丰厚载体。

　　这里成就了世界著名化学家侯德榜。身为碱、铔两厂厂长兼总工程师，他总是身先士卒，奋战在生产的第一线年，震惊世界制碱业的巨著《纯碱制造》用英文在纽约出版发行，在这部著作中侯德榜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艰辛积累的成果，打破西方国家制碱行业长达70年的封锁，使苏尔维制碱技术为全人类共享。他撰写的著作《制碱工学》至今仍然是举世公认的权威性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在抗日战争最为困难的1941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制碱工艺——侯氏碱法，使纯碱与合成氨联合生产、同时产出，较苏尔维法大大节约了成本，将世界制碱技术提升到新的高度。侯德榜1943年获得英国皇家学会化工学会荣誉会员称号。美国化学权威著作《罗杰氏工业化学》的每一章皆由最著名学者执笔，1945年版的第10章“碱和氯”特聘侯德榜博士撰写。“科技泰斗、士子楷模”是周培源对他一生的概括。

　　从这里走出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共和国食品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国家计量局局长、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全国科联、中国化学会会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政协全国、天津市副市长、大连市市长以及遍布全国化工行业的高层技术和管理骨干。

　　这些行业精英的职务足以说明“永久黄”团体对新中国化学工业的绝对影响：化工部化工规划设计院院长、化工部基本化学工业设计院总工、燃料化学工业部、规划设计院副总工、化工部规划局副局长、化工部华北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地质部地矿司副总工、轻工业部盐务局副总工、自贡市盐务局总工、上海化工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大连碱厂总工、大连化工设计研究院及化学公司总工、天津化工学院副院长、天津市化工局局长、兰州化工厂总工、四川化工厂总工、太原化工区建设首任工程师、武汉化工设计院总工程师、湖南省轻化厅总工、福建省化工厅总工、贵州省化工局局长、内蒙古石化局及化工设计院总工、天津市工业实验所所长等。

　　当年梁启超在湖南教书时，有一文一武两个得意学生，即范旭东胞兄范源濂和蔡锷。范源濂曾任初年教育总长，对新式教育在中国的推广贡献极大。范旭东早年跟随胞兄在东瀛留学，经常得到梁启超的接济，同时深受梁启超、范源濂、蔡锷等爱国志士思想的影响，他的世界观和人生理想就是在那时奠定的。

　　近代民办企业中，“永久黄”团体拥有最多海归学者和高端人才。他们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渡大学、南加州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大学、密西根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伦敦皇家矿业学校、谢菲尔德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比利时鲁文大学、哥本哈根卡斯堡研究所、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吴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河北工学院、北京工学院等。单单这些校名就足以令当代人震惊。

　　他们的到来给这片盐碱滩增添了无限的情趣，于是就有了职员新村那整齐的院落，有了公司在酷暑给家家户户送冰块儿的故事，有了周末的舞会，有了期间从那里抄出外国唱片的传闻。

　　这是一番书生事业，一批知识分子，怀揣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克服那个时代难以想象的困难，以民办企业的身份、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因此，“永久黄”不是一般意义的企业团体，他们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当代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原理，无法解释他们的行为：创办了“永久黄”偌大产业的范旭东，去世后竟没有留下私产，身后连夫人的生活费、女儿留学的经费用都未有保障，却将个人名下的久大、永利公司创业人的酬金捐给黄海化学研究社做日常经费。在他的带动下，久大、永利全体创办人将创办人酬金永远捐赠黄海社。早年加入同盟会，资助过孙中山、与宋子文同学、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黄海社社长孙学悟博士，放弃开滦煤矿总化学师的地位和收入，而宁愿来到渤海荒滩的实验室，一干就是30年，侯德榜曾说“西圣（孙学悟精通西学而得名）到死一直是无名英雄”。抗战8年，辗转川西，经济来源断绝，企业却始终不肯遣散技术人员。解放前夕，黄海社迁到北京急需办公地点。侯德榜把他为印度塔塔公司米达浦碱厂改进设计的酬金10万多美金，全部捐给黄海社购置办公用房。这正是“永久黄”团体领导核心的共识：“我们不是为个人发财而来的。”

　　凝聚在这里的是一种信念，是开天辟地的大使命，“永久黄”团体的四大信条展现的正是这种企业精神：“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和使命感，初到塘沽的范旭东，面对无边的盐滩和数不清的盐坨，豪情满怀地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尝试制碱，困难如山，范旭东说：“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骨碎身，我亦要硬干出来。”他遭受军阀的绑架勒索，宁死不准动用企业资金来救赎自己；日军大举进犯，塘沽和南京厂区面临轰炸的威胁，他宁肯毁掉工厂也不肯和日军妥协，要求企业“宁肯玉碎，不为瓦全”；面对滇缅公路的死亡危险，他以六十岁的高龄，亲自率领百辆汽车日夜押运后方急需的器材。南京硫酸铔厂仅用了短短两年多就建成投产，侯德榜拼命工作，积劳成疾，恰逢老母病故、家中被盗，然而他更担心的是“万一功亏一篑，使国人从此不敢谈‘化学工业’，则吾等成为中国之罪人矣。……吾人今日只有前进，赴汤蹈火，亦所弗顾。”塘沽沦陷后，日本人多次纠缠留守负责人、“永久黄”团体德高望重的管理者李烛尘，要求合作。李烛尘坚决拒绝，寸步不让，巧妙转移了技术资料。宋子文曾几次邀请孙学悟出任政府官员，高薪厚禄面前他婉言相却。抗战期间他拒不出访令人不解，而今我们由其后人得知，作为哈佛大学第一位中国助教，他不愿以一个战败国人的身份出国，要等待胜利后中国人挺直腰杆的一天。

　　这难道不是一种英雄情怀？在国家贫弱之时，他们的书生本色让人钦佩；民族危难之际，他们的民族大义令人敬仰。他们不愧为工业斗士、商海豪杰。试想，如果没有这样崇高的理想境界，如果没有这样非凡的开拓精神，如果没有这样高尚的人格魅力，怎可能吸聚这么多优秀人才同甘共苦、不离不弃？如何使得天津塘沽、南京卸甲甸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向往的圣地”？

　　在悼念范旭东的集会上，的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赫然入目。如今看来，它最集中最准确的概括了范旭东和“永久黄”团体的崇高地位和历史功绩。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时，不能不被他们的精神世界所震撼。这个群体不解的痴迷、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着来者、感动着后人。我们走进历史，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们的音容从来没有这样亲切、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