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

东北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本站　　在“小宇宙”平台上看到对这期播客的一条评论，“很奇怪，听完感觉内心泪流满面，感受到甚至获得了未曾设想过的力量，也许就像犹太人，我们需要几代人来重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尊严

　　在“小宇宙”平台上看到对这期播客的一条评论，“很奇怪，听完感觉内心泪流满面，感受到甚至获得了未曾设想过的力量，也许就像犹太人，我们需要几代人来重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尊严。谢谢各位。”

　　这条评论让我非常触动。我们几人在录那期播客的时候，听上去聊得欢快，实际上我的内心也是在泪流满面的。那是我们的家乡，大好的白山黑水，曾经那样的充满机遇和，如今眼看着它就那么衰颓下去，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

　　“小宇宙”上另一条评论说，“每次回黑龙江…那种灰烬般的滞殆感还是让人有想逃走的忧伤；从小养成或被规训出来的做事儿应有的体面和保守的骄傲，在南方城市生活又水土不服，可能是自身的局限和偏狭…迷茫着希望东北在有生之年能够涅槃重生…”

　　要实现“涅槃重生”，东北可能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开启欧洲近代历史的文艺复兴，就是从让人重新获得精神上的尊严开始，有了这种尊严，人们才会有追求更多可能性的勇气和想象力，才能从灰烬中涅槃出未来，否则就只会疲惰下去，衰败到荒芜。

　　文艺复兴留下了一系列伟大的艺术作品，它们表达出一种历史哲学意涵，重新定位了“人”的历史意义，为“人”的尊严铸下基石，然后才有了近代欧洲的崛起。我说东北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在我看来，它首先也在于，在历史哲学层面上重新定位东北的历史意义。

　　下面贴出我在前一阵写的一篇思考大纲，是我对东北的历史哲学意义所尝试的某种建构，也算我为“东北文艺复兴”做的一点贡献。（作为思考大纲，内容略有跳跃，部分内容在播客中也有涉及。）

　　最近几年，网上经常看到一种说法，说一系列东北作家的出现，带来了东北的“文艺复兴”。对于东北以外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带着调侃，但只有东北人才知道里面有着多少苦涩的无奈。

　　近代的东北在百年间经历了魔幻般的命运跌宕起伏。作为大清的龙兴之地，它曾被刻意保持了“野性”、“自然”；但进入20世纪后，这里迅速发展为远东的重工业区；之后又作为重工业中心，成为“共和国长子”，并为奠定了一系列的工业基础；到了今天，却陷入了无比的落寞、困顿，给外人的印象逐渐沦落为“老工业基地进行了转型，当今是轻工业喊麦、重工业烧烤”。

　　作为一个东北人，看着自己热爱的白山黑水沦入如此的精神委顿的状态，当然是无比痛心。这片土地在这百年中曾经创造了大量的奇迹，在今天它仍然有着庞大的、质量一流的存量工业资产，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但东北的精气神却似乎失去了朝气，以至于巨大的存量资产看着像沉重的包袱，而不像发展的基础。

　　辽西走廊衔接起东北与内地，在古代中国，辽西走廊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是由中原农耕、东北渔猎、草原游牧、西域绿洲、雪域高原等多个地理板块多元互构、聚合而成的。辽西走廊同时衔接着东北渔猎地区、蒙古游牧地区（两者结合形成古代中国最强大的军力），华北农耕地区（这里有着古代中国最庞大的财富）。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在古代后期，起自东北的清王朝基于辽西走廊，把古代中国最强大的军力与最庞大的财富聚合在一起，再结合起天下大同的儒家理想，孕育出庞大的力量，并将其投射到更为广阔的内陆边疆地区，整合出一个多元复合帝国体系，为奠定了地理基础。

　　只有来自过渡地带（包括长城沿线和东北）的人群，同时理解农耕与游牧两种生活方式，才能实现这种超越农牧的多元整合；纯粹中原的力量难以理解草原，纯粹草原的力量难以理解中原，反倒都难以实现多元整合。过渡地带的人群在中原的视野中都是胡人，但他们在一个超越胡汉的尺度上，把中原的至高理想“天下大同”变为现实；倘若不能超越胡汉、横跨长城南北实现整合，则“天下大同”就并没有进入其更深刻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汉人提出伟大理想，胡人把它变为现实，胡汉共同铸造了中华。

　　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东北曾经被朝廷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帝国之裘》这本书里就讨论了，清朝皇帝们为了营造一种区别于中原浮华之风的满洲气质，如何刻意地保存东北的“自然性”，严控人民移民东北，以便尽可能地保留其原始自然的状态。东北的山水风土、东北的物产都被赋予了淳朴、自然、无修饰的属性，象征着这里保存着原初的混元之气，也保存着一种特定的帝国精神。

　　这样一种意象，在传统王朝的“多元互构”统治机理下，有其意义。但是随着西方近代性力量的到来，东北的那种“自然性”特征反倒使它陷入某种危险的境地之中。从北京的视角来看，会觉得东北是边缘之地，但从上帝视角来俯瞰东亚，会发现东北实际上是整个东北亚的枢纽之地，近代东北亚最强的几个力量在这里交汇。的力量，英国的海洋力量，还有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都对这片肥沃富饶的土地虎视眈眈，反倒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清，成了这里最弱的力量，龙兴之地岌岌可危。

　　所以，到19世纪后期，大清逐渐意识到继续保持东北的“自然性”的风险，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更意识到凭一己之力已经无力保有东北，终于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让东三省“遍地开放”，吸引各国到这里来开矿、设厂、通商，以便让列强的利益彼此之间制衡起来，才有机会保住东北。东北就这样一下成为大清最为开放的地方之一，经济也急速地繁荣起来。

　　但东北的开放和上海、广州那些口岸地区的开放很不一样。上海、广州那些地方主要是因为商贸利益而开放、繁荣起来的，东北则主要是因为安全原因而开放、繁荣起来的。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基于商贸驱动，首先发展起来的会是轻工业以及金融业、贸易业。东北的经济发展基于安全驱动，首先发展起来的会是重工业。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轻重工业要发展起来的组织机理是很不一样的。轻工业、贸易等等在起点上的规模可以不用太大，基于社会自组织过程可以筹到初步的资本，接下来的具体运转过程中，低成本的信任机制是更重要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纵横的丘陵地形，历史上较少受到来自北方的战火冲击，中央政权深入进来直接统治的成本相对也较高，所以传统宗族结构的保存较好。基于宗族容易低成本地形成信任机制，这种社会结构与轻工业之间有着亲和性，东南沿海因此有着发展轻工业和贸易业的较好条件。

　　就重工业来说，起点上的投资规模就得比较大，基于社会自组织过程，不容易筹到这种规模的投资；同时重工业对于工人的劳动纪律有着更高的要求，才能保证生产的效率与安全。而劳动纪律的要求与传统的宗族式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张力，因为劳动纪律要抹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用统一的纪律规定来管理每个人，宗族秩序则拒绝那种抹平差异的齐一性。刚好，东北是移民社会，宗族结构本来就不发达，与重工业之间有着亲和性。

　　这些社会结构上所带来的差别会进一步导致东南沿海与东北的经济差异。两个地方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路径差异大概也能从这里找到解释。

　　移民社会的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与东北特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之间有着各种共振关系，共振的结果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就已经是中国的重工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到二战后期，东北的经济甚至发展为亚洲最强。

　　这就为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转为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仅仅是要把经济运转过程给计划起来，也必须把人计划起来，因为脱离开人的活动，经济是没法运转的。东北的移民社会没有强大的宗族力量，容易被计划；同时计划经济最重视的首先也是重工业。这些现实需求都与东北形成了又一次强大的共振效应，东北很容易就被整合进计划经济的轨道，并且开始哺育整个新中国的工业发展。

　　东北对新中国的工业重要性，在从辽西出发，途经长城沿线直到河西甚至新疆的北方走廊地带，沿着它走上一趟，很容易有直观的感受。沿线大量的工业重镇都有东北话的方言，因为当地的工业企业多半是上世纪50、60年代由东北人建设的，这些地方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判断一个人的技术水准的简单办法是，看他是否有个东北人师傅。内蒙的包头、甘肃的兰州、金昌、嘉峪关，我在调研时走到那么西北的地方，还会听见浓浓的东北风，让人恍然感受到整个中国的北方走廊地带的联动性。不仅在北方走廊地带，60、70年启的三线建设，在两湖、四川等内地大量三线工业城市中也都是很多东北风的。

　　东北对于新中国工业的发展是极为基础的奠基性作用，不过这也和建国后的一些特殊历史处境相关。当时的安全环境不佳，国家战略的一个基础就是备战方面的考虑。重工业是现代战争的基础，所以中国的工业经济中是轻重失调的，重工业比重明显过高。没有足够的轻工业为重工业提供市场需求，对重工业的需求便主要来自政府，也就是计划经济的拉动。这些特征都让东北有机会发展其优势。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于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变为“和平与发展”，需要发展轻工业以改善人民生活。到了这时，东南沿海基于宗族秩序形成的信任机制，便促成了轻工业和商贸的发展；东北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基础不利于轻工业和商贸的发展，虽然其重工业仍然很有优势，但这不是基于市场需求拉动起来的，而是基于既往计划的，缺乏足够的市场驱动，效率上不让人满意，东北经济的活力就渐渐衰退了。

　　另一方面，轻工业和商业因为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经济过程卷入的人也多，有着较好的财富扩散效应，利于社会自组织机制的继续成长。而重工业生产的不是终端品而是中间品，经济过程卷入的人也少，财富扩散效应不如轻工业和商业，社会自组织机制的成长也就缺乏助力。所有这些效应也就进一步形成一种循环，使得东北的比较优势在今天越发地聚焦在重工业上，但恰恰是这种比较优势，是它在今天活力不足的原因。东北的经济似乎就这样陷入了死结，令人忧虑痛心。

　　不过，这个所谓的“死结”，也许是当下的现实，从另一角度看，显然是过于悲观了。悲观之处就在于，它假定了人只能被动接受外部环境，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面对现实并不是一无所能的，相反，人正是因为有对于未来的想象力，才有机会进行创造，进而改变现实。我们要探讨东北在精神上重振的可能性，讨论逐渐展开，进入到对于历史之辉煌与现实之困顿的深层机理分析，所有这些都是在探寻改变现实，突破“死结”的可能性。

　　我在《枢纽》书中一直强调，“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东北要有朝向未来的想象力，其最底层的基座，也许就是对其历史哲学意义的重新发现。通过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重振东北的精气神，让这片土地重新获得追求发展的勇气和想象力。

　　视角再转换到近现代东北的历史机理，我觉得也许可以把这片土地进一步定义为“东北亚走廊”。它是整个东北亚的枢纽，历史上曾经是远东各种矛盾的汇聚地；但从我们对辽西走廊的探讨可知，正是矛盾的汇聚地，才有机会成为新秩序的创生线。从整个东北亚的格局下来定位东北，它是远东的秩序与海洋秩序的交汇点之一，它本身以及周边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先进制造业，未来未尝没有机会成为远东新秩序的创生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