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工业经济的结构变迁

新中国70年工业经济的结构变迁本站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工业化的推进和工业产业发展，形成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业结构特征，这既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也与不同时期的国情世情相关，更受我国政府和工业企业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工业化的推进和工业产业发展，形成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业结构特征，这既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也与不同时期的国情世情相关，更受我国政府和工业企业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70年的工业结构变迁史表明，坚持经济体制改革、遵循要素结构和需求结构变动规律、保持技术创新的高投入和自主性、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制定符合工业化阶段的发展政策是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经验。当前，尽管工业结构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但向创新驱动、多元动力、深化开放和区域协调方向演进的基本趋势已经确立，工业结构将沿着工业强国的方向继续演进。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工业化之路走过了70个春秋，工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8年工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2500余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2.6%，占GDP的比重为33.9%（见图1），工业化进程总体上从初期阶段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黄群慧，2018）。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工业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新的趋势，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结构中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经历多轮调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1949年到1978年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也是第一轮重化工业化阶段。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73.6%，为了应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同时受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影响，“重重轻轻”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处理工业轻重关系的基本思维（武力和温锐，2006）。特别是“”期间，重工业比重三年猛增22个百分点，造成了工业结构严重失衡。（2）1979年到1998年是轻、重工业均衡发展阶段。1979~1982年，轻工业高速增长，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从43.1：56.9调整为50.2：49.8，此后的十余年间，轻、重工业基本维持均衡发展态势，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旗鼓相当。（3）1999年至2011年是重启重工业化阶段，也是第二轮重化工业化阶段。2005年轻、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31.1%：68.9%，6年间上升了18.1个百分点，此后重工业比重进一步缓慢提高，201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71%。工业结构重型化是这一阶段我国工业结构变迁的核心特征，符合工业化中后期的基本规律（金碚等，2011）。（4）2012年至今是重工业优化回调阶段。2015年，我国开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由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矛盾进行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黄群慧，2016），部分重工业过剩产能得到出清。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居民对高质量的轻工业产品需求增加，拉动轻工业提质升级。在这些背景下，从2012年起，轻工业占比有了明显回升，2016年轻工业占比为31.3%，较2011年上升了3.5个百分点（见图2）。

　　工业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与轻、重结构变化保持一致，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1949年至1978年是主导产业由轻转重更替阶段。纺织、食品、森林、缝纫四大轻工业比重合计下滑了34个百分点，冶金、机械、电力、石油和化工的比重快速上升，机械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末成为第一大工业行业。（2）1979年至1998年，纺织服装和电子及通信制造先后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纺织工业产值占比在1978~1985年占比上升了2.9个百分点，是这一时期比重提高幅度最大的工业部门。1993~1998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比重提高了3.94个百分点，达到7.22%，跃升为总产值占比最高的工业行业。（3）1999年至2011年是基础工业扩张阶段。这一时期，钢铁工业和有色工业分别上升2.19个和1.91个百分点，2008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比高达9.13%，成为主营业务收入最高的工业行业。2006年后采矿业进入扩张周期，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占比提高的影响。同期，纺织服装等轻工业部门占比明显下滑。（4）2012年至今行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装备制造获得快速发展。汽车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产值占比大幅上升，五年间分别提高了1.96个和1.8个百分点，成为占比最高的两个工业行业。而同期，采掘、冶金、化工等基础工业比重下降幅度较大。

　　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时期内，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都呈现上升趋势1，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只在短暂的时间出现小幅上升。尽管如此，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始终远超资本密集型行业，我国并未严重偏离劳动力丰裕的比较优势。（1）1949年至1978年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快速上升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密集型行业总产值占比高达82.9%，重工业优先发展使得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比重在20世纪50~60年代上升很快，70年代则在高位波动，1978年资本密集型行业比重提高到了34.5%。（2）1979年至1985年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短暂回升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涌现的乡镇企业优先选择投资少、回报快的轻工业部门，拉动了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从1978年的65.5%提高到1985年的69.2%，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3）1986年至2011年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持续上升阶段。伴随重工业化重启，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快速上升，1998~2005年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短时间内提高了6.09个百分点，2005年占比首次超过4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是带动这一时期工业结构资本深化最重要的力量。（4）2012年至今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再次回升。淘汰落后产能、严控过剩产能使得资本密集型资源类行业增长放缓，同时，重工业部门中增长较快的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并不高，这使得劳动密集型行业2017年占比提高到约66%，接近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见图3）。

　　1 使用2012~2016年5年的数据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将固定资产原价与平均用工人数的比值大于全部工业平均水平的16个行业界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小于全部工业平均水平的25个行业界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判断依据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 B/T 4574—2011），参考该结果对更早的行业分类标准进行调整计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整体呈现出向中、高技术密集型行业2演进的趋势。（1）1986年至1990年期间，工业技术结构较为稳定。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吸引外商投资规模有限，引进吸收再创新的研发体系也未形成，因而技术进步并未实现与工业增长的同步。（2）1990年至2003年，在技术引进的刺激下，我国工业结构高技术化趋势显著。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鼓励外商来华投资高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拉动下占比快速上升。这一期间，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比上升了15.9个百分点。（3）2004年至2012年是技术结构调整阶段。受低技术含量资源型行业大规模扩张的影响，这一时期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较快，比重提高了1.9个百分点，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比重下降了3.3个百分点。（4）2013年以来，在创新驱动工业发展政策刺激下，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比重新抬升，2013~2017年占比提高了4.41个百分点，2017年达到了历史峰值水平31.1%（见图4）。

　　2 使用2012~2016年5年的数据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将R&D经费投入强度低于0.85%（工业行业平均值）的28个行业界定为低技术密集型行业，比重高于0.85%但低于1.35%的6个行业界定为中技术密集型行业，比重高于1.35%的7个行业界定为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此外，尽管汽车制造业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1.21%）不到1.35%，但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计算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1.44%）高于1.35%。为了保持与之前行业分类标准的可比性，在2012~2017年的统计中将其按照高技术密集型行业计算。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充分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阶段性特征，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以标志性的体制改革实践为界，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可分为四个阶段。（1）1949年至1978年是计划经济发展阶段。1958年个体工业彻底消失，形成全民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公有制内部，全民所有制工业占主导地位，集体所有制工业在20世纪70年代有小幅提高。（2）1979年到1992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在80年代破冰成长，“三资”工业、工业的产值占比从0提高到7%。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占比从21.53%提高到38.04%。（3）1993年至2012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占比大幅下降，2012年二者合计主营业务收入占比降至10%以下。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占比迅速上升，2012年这两类所有制形式的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达到54.86%，企业数量占比更是达到了74.54%。外资工业企业占比经历了从上升到下降的“倒U形”过程，在2005年达到32%的峰值后逐年下降。（4）2013年至今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阶段。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已经超过1/3，企业数量占比则达到57.72%，对整个工业行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占比降至9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特别是，2011年起我国工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开始下滑，工业正在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迈进。

　　1970~1978年大中型工业企业单位数在全部工业企业中占比在0.4%~0.66%波动，工业企业规模普遍很小。改革开放以来总体呈现行业集中度提高的趋势，大型龙头企业对工业经济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1）1978~2002年，大型企业总产值占比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累计提高了21.05个百分点，2002年大型企业总产值占比已经高达46.15%，单位数占比提高到4.81%，小型企业占比下降趋势在1992年后放缓。（2）2003年新的统计标准将大型企业的门槛大幅提高，而中型企业的门槛大幅降低。2003~2010年大、中型企业的单位数和主营业务收入占比都呈现下降趋势，而小型企业占比则呈现上升趋势。（3）2009年开始，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2015年又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落地，有效改善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中小型企业在工业产业组织结构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产业组织结构向合理化的方向演进（见图5）

　　新中国成立以来，受自然区位和政策因素的影响，我国工业的地区结构出现了多次趋势性的变化，可分为四个阶段。（1）1949年到1978年是相对均衡发展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工业基础较好，但在战备发展思维影响下，中西部地区也布局了大量工业项目，特别是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将中西部的地区工业比重由新中国成立时的约1/8提高到约1/6。（2）1979年到2004年是东部率先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利用沿海区位交通优势，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刺激率下先启动工业高速发展，工业地区结构呈现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特征。2004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超过60%，比1978年提高了近1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短暂和轻微的上涨后持续下降；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比重则一直下滑，特别是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下降了9.5个百分点。（3）2005年到2011年是梯度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先后启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逐步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同时，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和政策优势的消失，中国特色的“大国雁阵”上演（蔡昉等，2009），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速开始反超东部地区。到2011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较2004年下降了9.2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提高了4.3个和4.6个百分点。（4）2012年至今是工业经济区域协调发展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无论是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都开始根据自身要素禀赋优势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工业经济地区结构总体向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当然，新的工业结构性问题也开始暴露，受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上涨、环境保护加强和国际投资环境变化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速度放缓。2012~2017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并且高技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占到了全国的70%，同期，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略有下降，东北地区工业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见图6）。

　　始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动摇。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施了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工业发展模式，依靠强大的动员能力和资源配置导工业发展和工业结构调整，这一时期工业结构相对稳定，但也压制了各种要素、资源的活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工业高速增长和工业结构持续升级。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促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多元动力格局，形成了工业结构升级的微观动力。各种类型市场主体诞生为工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乡镇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先后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主力军，同时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工业发展模式，近年来双创还创造了更多新兴的工业经济微观主体。第二，人口制度改革将“人口红利”转变为发展动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初直接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兴起，对劳动力流动限制的不断放松使得劳动力涌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地区和产业，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高速发展，我国用20余年时间成为“世界工厂”，也形成了我国梯度发展的工业地区结构特征。第三，体制改革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趋于合理化。在推行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市场配置资源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肯定，工业结构变迁由政府主导向由市场主导过渡。但是，政府依然掌握大量经济资源和政策工具，有强烈的动机去干预市场和刺激投资，违背市场规律的情况时有发生，规范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是一项长期工作。

　　要素结构和需求结构是决定工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姚洋、郑东雅，2008；邓宏图等，2018），但由于严重偏离当时资本稀缺的要素结构和基本生活品需求旺盛的需求结构，重工业化付出了产业结构失衡、资源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沉重代价（林毅夫等，1994）。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工业结构演进逐步调整到遵循要素结构和市场结构变化的轨道上。改革开放初期，逐步放松对日用品的消费管制，加之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消费品工业迅速成长，而这些行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符合当时要素结构特征。这一时期轻工业比重提高，工业结构与要素结构、市场结构间矛盾缩小，带来了工业的高速增长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张军等，2009）。随着外资涌入、短缺经济的结束以及城市化的加速推进，20世纪90年代后期资本要素不再稀缺而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生活水平提高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要素结构和需求结构变动共同推进了这一时期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和重化工业化（陈诗一，2011）。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工业化进入后期影响，中国经济在2010年后逐步进入“新常态”，这一时期，人口红利在达到顶峰后衰减，长期高积累、高消费发展模式又使得资本回报率大幅下跌，土地、资源、能源等传统要素成本也急剧上升，但同时，长期“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仅积累大量技术能力，还培育了技术创新队伍。另外，居民消费能力大幅提高，对高端工业品需求持续增长，包括汽车、手机等部分产品进入存量替代阶段，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在新的发展阶段，供给和需求结构变化继续推动我国工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高技术行业快速成长，资源型工业萎缩，工业结构向更加符合工业强国标准的方向调整升级。

　　技术创新是驱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前，我国通过集中攻关的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为此后的工业发展积累了技术储备。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引进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快速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推动了我国外向型工业的发展。但技术引进并不能形成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持续动力，强化技术创新的自主性才能避免陷入“低端陷阱”，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只能依靠内资企业的努力（郭熙保、文礼朋，2008）。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工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开始活跃。国际金融危机后，有R&D活动的企业比重开始显著上升，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支出开始向自主创新倾斜。R&D经费内部支出主要反映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而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主要反映企业在引进模仿方面的投入，2011年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首次超过引进模仿方面的投入，并快速拉开与后者的差距。党的进一步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自主创新的技术积累成果逐渐显现，工业结构加速调整。保持技术创新的高投入和自主性，将构成今后我国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

　　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升级。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工业经济对外联系不多，主要是少量出口初级产品，以及使用有限外汇进口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装备和原材料。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把握住了全球劳动密集型行业重新布局的历史机遇，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凭借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融入世界工业经济分工体系。这一时期，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大量涌入，打破了我国工业结构调整的要素结构约束，服装、家电、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规模迅速扩大，并带动了上游能源、冶金、化工等基础工业的发展。2001年，中国复关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业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趋势：一方面，继续积极引进外资，发挥外资企业在人才、技术、管理、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多方面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海外工业产品市场，巩固“世界工厂”地位。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鼓励外资在中国设立全球或区域研发中心、运营中心，构建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提高外资引入的质量。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在调整优化本国工业结构的同时，更是将中国工业化的经验推广到沿线国家，并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好融入世界工业分工体系。

　　根据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制定适宜的工业发展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时期，通过五年规划、三线建设、两弹一星等重大战略规划和工程培育和壮大了工业，虽然计划经济的各种弊端不断显现，但客观上政府主导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结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府积极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二大提出要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大提出要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集约经营轨道上来，党的十四大再次提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性转变，等等。直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才取得显著成效。党的以来，工业发展的传统动能大大减弱，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迫切压力。政府顺应工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先后提出“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发展战略或举措，积极推动工业领域的减税降费，工业在增速趋缓的同时结构升级加速，创新驱动的支撑显著增强，技术密集型行业获得快速发展。

　　产能过剩现象依然突出。虽然近年来我国积极调控过剩产能，在钢铁、煤炭、水泥等重点行业推行“去产能”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从2016年开始各工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回升，但产能过剩依然具有领域广、程度深、易于复发等特点。2018年第四季度大部分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在70%~80%，全部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利用率明显低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传统行业存在产能过剩，一些新兴行业也因大量资本短时间进入低端环节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即所谓“先进产能”而非“落后产能”的过剩（郭朝先，2019）。地方政府不恰当的市场干预行为，在产业选择时不考察经济规律，不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劣势，盲目选择高增长行业的短期行为是造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打破地区竞争下的体制扭曲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江飞涛等，2012）。

　　原始创新对结构升级的支撑作用有限。改革开放后，我国从技术引进开始开启了工业技术追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在初期无疑是成功的，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大大缩小，综合创新能力位列中等收入国家第一名，部分领域正在逐步向世界技术前沿逼近。但是，随着我国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跨越，我国在全球技术创新分工中的角色发生变化，原始创新不足的弊端逐渐暴露并成为工业结构继续升级的重要桎梏。一些关键性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安全经常受到威胁，发达国家实施更加保守的贸易和技术转让政策不仅使得我国技术引进的机会减少，甚至一些本来具有优势的产业环节也会受到打击，例如近期有中国企业被限制进口核心零件。原始创新不足还使得我国工业开辟全新技术路线的能力较弱，从而容易被锁定在中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传统的跟随式创新是在国外已有技术路线的基础上进行渐进式创新，虽然成本低、进步快，但适应新技术路线的能力较弱。例如，我国显像管产业曾经是全球第一，液晶显示替代显像管成为显示主流技术路线之后，我国显示产业不得不经历重大调整后重新逐渐形成竞争力，当前，OLED可能成为新的主流显示技术，我国显示产业再次面临巨大挑战。

　　高技术产业徘徊于低水平发展，高端产品存在供需结构矛盾。我国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增长迅速，占工业比重不断提高。但是，国内企业主要投资高技术行业附加值较低的下游环节，“高端产业低端化”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例如，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和生产基地，但国内机器人企业集中在产业链下游，承担二次开发、定制部件、售后服务等业务，而下游系统集成只能占到机器人全产业链价值创造的6%左右。如果以资本劳动比来度量资本深化程度，以研发强度来度量技术密集程度，2016年我国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普遍属于轻资产行业，技术密集程度甚至与资本深化程度负相关。由于高技术产业的低水平发展，高端工业品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在同一产品上表现出“大进大出”但进出口单价差距大的特征。例如，2018年我国进口汽车113万辆，出口汽车115万辆，进出口数量大致相当，但进口汽车的单价是出口汽车的3.48倍；同样，进口集成电路单价是出口的1.91倍；进口医药品单价是出口的11.52倍；即便是在产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钢铁行业，我国进口钢铁单价也是出口的1.43倍。

　　“两端挤压”使工业结构升级压力陡增。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凭借比发达国家更低的要素成本，以及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完善的工业配套体系、更优的发展环境参与国际工业分工，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从自身看：2010年前后我国的刘易斯拐点来临（蔡昉，2007），人口红利趋于衰竭，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要素成本不断推高，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增强，以前支撑工业经济高速发展的政策措施效果减弱，有的传统政策甚至适得其反，粗放式的工业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从外部环境看：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开始调整经济战略，促进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新工业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幅降低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发达国家高劳动力成本劣势被减弱。为了保护本土工业和限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我国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与发达国家工业分工和贸易关系。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工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经济制度不断改善，以明显低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更优的财税政策吸引国外投资，服装产业已经率先呈现了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受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影响，我国工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两端挤压”的窘境，相对发达国家尚未形成质量效益优势，相对新兴国家也不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工业结构升级迫切而艰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工业发展的环境、条件、方式、目标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工业结构变动趋势正是基于这些变化产生的。

　　创新驱动先进制造业占比持续提高，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常态。当今国际产业竞争的高地是争夺知识、技术、标准等创新驱动的高端产业主导权，各国为了迎接新科技和产业变革制定了新的工业战略。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正是顺应世界工业发展的大趋势而推出的国家战略，规划了高端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路线图。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制造业成为我国重点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先进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将持续提高，成为工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方向。新工业浪潮中，产业融合发展是重要特征。一方面，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仅自身发展形成规模庞大的新兴产业，还将改造升级传统工业部门，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和高级化；另一方面，工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在传统产业分工的边缘催生新业态，成为工业新的增长动力来源。

　　民营经济重要性提高，混合所有制成为主要的工业企业所有制形式。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民营工业企业营商环境持续改善。2018年习总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从六个方面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相关部委陆续下发《关于实施进一步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落实相关政策。近年来，民营企业大量投资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兴高技术工业行业，在高增长行业的投资的增长将使得民营经济占工业经济比重提高，并成为突破关键技术、构筑中国工业竞争力的重要力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我国大力推动“管资产”转向“管资本”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创新。在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和内部治理机制的过程中，混合所有制向更深层次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资本、外商资本等各种所有制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继续强化，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实现形式（刘艳红、郭朝先，2018）。

　　“走出去”步伐加快，提升中国工业开放程度并促进结构优化。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成为资本净流出国，且净流出金额有扩大的趋势。虽然工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尚未超过工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但二者差距快速缩小。2017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规模升至全球第二，但与美国差距悬殊，仅相当于美国的23.2%，与德国、荷兰、英国比较接近。在对外投资存量中，制造业占比仅为7.76%，制造业对外投资存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2.44%。同时，对外投资方式比较简单，投资领域比较局限，总体上看工业企业“走出去”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无论是对外投资规模还是投资水平都还有巨大上升空间。“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为我国工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机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的国际投资准入形势恶化局面。2017年以来国务院相关部委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关于引导对外投融资基金健康发展的意见》，规范和引导我国工业企业对外投资行为。“走出去”已经成为我国顺应全球化新形势和深化国际分工参与的主要途径，成为工业结构优化的一大动力。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比重提高，工业地区结构更加合理。“十四五”期间发达地区的工业结构将继续向依赖高水平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升级，引领我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东部地区集中度将维持在3/4以上。不过，在政策红利的推动下，欠发达地区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第一，我国积极实施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建设等区域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推动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十四五”期间这些区域协同发展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发达地区的各种要素和信息向欠发达地区流动；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将广大中西部地区纳入我国“走出去”的战略版图，增强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联通，同时深化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东西双向开放战略逐步落地，有望重塑国内经济地理格局（吴福象、段巍，2017）；第三，随着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短板不再是发展的重大限制，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推进，对人才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拉力”增强，拉动承接东部地区“挤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布局也有所突破，部分地区形成新兴产业集群，强化了工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在全国工业空间格局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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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国经济学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全球发行的中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st创刊于2006年3月，始终致力于向全球传递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最前沿研究进展，搭建中外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平台和研究阵地，向全世界宣传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中国经济学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权威数据库及索引系统收录，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是“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