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双向流动走向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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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资金有序平稳流动，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汇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先后实行大规模量化宽松，全球跨境资本流动不断呈现出新趋势、新特点。

受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变化的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出哪些阶段性特征？与跨境资本流动相关的风险为什么值得关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如何防控？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人士与专家。

跨境资本流动呈现新特征

总的来看，2005年以来，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呈现出国际金融危机前规模逐年攀升、危机后在大幅缩量基础上反复波动的特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避险情绪高涨导致跨境资本从新兴市场迅速大幅流出，但2020年下半年开始，新兴市场资金流入开始缓慢复苏。

去年以来，在国内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推动下，我国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更加活跃。2020年，经常账户顺差2740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1058亿美元，年末外汇储备余额3.22万亿美元，应对外部冲击能力较强。

这一格局在今年得以延续。从经常项目看，顺差继续处于合理区间，保持大体均衡。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1227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5%，2020年全年为1.9%。“国际上通常将经常项目差额在GDP的4%以内视为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指标。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贸易蓬勃发展，2007年经常项目占GDP比重一度接近10%。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深刻转变，经常项目顺差逐步走向合理均衡区间，2016年以来占GDP比重均不到2%。”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宣昌能介绍。

从资本项目看，跨境资本流动保持活跃，流入和流出规模更加均衡。宣昌能表示，一是流入端规模显著上升。上半年，外国来华各类投资4428亿美元，同比增长1.7倍，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来华各类投资的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内需市场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二是流出端规模稳步增长。上半年，我国对外各类投资4140亿美元，同比增长1.1倍。我国对外各类投资的增加，体现了境内主体多元化配置资产的需求，平衡了其他项目资金流入，有助于国际收支自主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促进了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更为活跃。业内人士认为，总的来看我国国际收支已经从“双顺差”走向大体均衡。展望未来，经常项目顺差仍将处于合理区间，跨境资本流动有望延续有进有出、总体均衡的发展态势。尽管疫情影响下经常项目顺差有阶段性上升，但长期均衡的趋势没有改变。

风险依然值得关注

跨境资本流动活跃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尤其是短期跨境资本具有逐利性、易超调和顺周期性等特点。短期资本大进大出、快进快出容易引发跨境金融风险甚至演变成金融危机。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历来高度重视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防控。

“跨境资本流动大幅波动容易导致金融风险发生。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跨境资本流动大规模波动引发。这也对宏观层面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人民币汇率稳定、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带来较大压力，从微观市场主体看，需要做好资产的均衡配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在宣昌能看来，核心在于理解跨境资本流动是“推力”驱动，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更加重要。“在全球经济发展紧密相依、金融市场深度联动的背景下，理解跨境资本流动必须着眼全球。美国是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者，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被动的接受者。这决定了美国货币政策和美元变动具有外溢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风险。”宣昌能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开启量化宽松，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而催生资产泡沫；退出量化宽松时又使这些国家跨境资本流出压力陡增，加剧泡沫破裂风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美联储开启无限量化宽松，当前政策转向将再次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考验，美联储政策溢出问题再次显现。

对此，宣昌能建议，立足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应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是不断强化国际视野，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完善我国跨境金融法律体系。二是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国际合作，寻求建立既对标国际规则，又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合作治理机制，坚决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利益，共同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三是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框架改革，呼吁和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建立定期高层协商机制，尤其关注主要发达国家的政策溢出问题，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环境。

外汇市场抗风险能力增强

近一段时期，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多国央行不断发出货币政策转向信号，部分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加息。在此背景下，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是否会加剧？

“总的来看，中国的外汇市场抗风险能力比过去明显增强。本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不会改变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格局，也不会改变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态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近日回应称。这是由于，首先，市场对于美联储减少购债的路径已经有了充分的预期，短期内引发国际市场动荡的风险可控；其次，新兴经济体自身的稳健性提升，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适应性有所增强；最后，我国的宏观基本面稳健，外汇市场日益成熟，对外负债结构不断优化，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明显增强。

王春英表示，这一轮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持续时间比较短，但资金释放量比较大。在这期间，资金直接流入新兴市场的并不多。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监测，去年4月份到今年9月份，除中国以外的新兴经济体证券市场资金的流入月均规模显著低于2009年到2013年上一轮美联储量宽时期。同时，近年来新兴经济体自身基本面显著改善，如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收窄，外债增长减缓，而且外汇储备是增长的，总体看抗外部风险能力增强。

娄飞鹏认为，短期内随着美国经济持续恢复，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将可能导致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带来压力。从未来趋势看，我国作为全球出口大国，经常项目有望继续保持顺差，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利率维持在合理的水平，对国际资本流入具有吸引力。

“当然，美国生产供给约束和需求回暖之间的矛盾难以快速消除，未来美国通胀也可能持续在高位徘徊。我们仍会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也会关注美联储加息步伐和有关的影响。”王春英表示，外汇管理局将会保持政策的定力，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安全与发展，推进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同时，适时开展逆周期调节，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稳定。（经济日报记者 姚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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