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病毒捕手”：没有湖北旅行史、接触史 悬案怎样侦破？

岳勇（左）与同事画“关系图”

15日上午9点31分，几乎在2分钟内，“健康成都”、成都发布、成都商报……经由政府部门官微、权威媒体，成都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正在进行新一天的更新。

“截至2月14日24时，成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9人，累计出院44人，死亡1人，其余94人（其中危重11人）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1470例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是这份数据的提供方。

疫情暴发初期，作为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副组长，党员岳勇每天要接到大概200个电话，各层级疾控中心、医疗机构、社区，甚至是普通市民来询问：该如何排查疑似病例？发现疑似病例后怎么办？新冠肺炎的传播有什么特点……

每个电话岳勇都会以最快速度问清楚最核心问题：“是否有疑似或确诊病例”。然后，他和同事们开始“追凶”。通过问询、追踪、画图、大数据等手段，把疑似或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传染案例画成关系图，分析全市所有确诊病例传染路径、地区分布、人群特点，最终形成流调（“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报告，提出合理的预防对策和健康服务措施。

推算14天行踪，编制一张关系网

虽有诸多高科技可应用，但面对复杂琐碎的线索、感染者刻意或无意的隐瞒、监控录像保存时间不足等问题，流调组成员的工作，仍普遍以最为传统的询问方式进行推演，从可能被人遗漏的“蛛丝马迹”中，还原出新冠肺炎感染的途径。

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调组分为30多支现场流行病调查小分队，两人组队，如果某一区县报告疑似病例，小分队会与属地疾控部门、社区汇合，完成采样复检，开展问询。

过去14天内每天的行动轨迹是什么？搭乘了哪些交通工具？接触了哪些人？去过哪些人员密集地？这是最基本的询问。由此引申出来的还有更多细节问题，甚至包括每天吃饭时跟谁坐在一起，分别是什么位置？外出散步时跟谁说过话？说了多久等等。

基本情况问询结束，流调组成员会带着这些信息，回到武侯区龙祥路4号市疾控中心所在地，比对更多流调组成员带回的信息，画出该疑似病例的关系网。

基于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成立的流调组，科室办公室最显眼的是一面比人高的支架式写字板，上面密密麻麻画着确诊病例的关系图谱，以核心病例的发病时间为放射线，往前推算14天内，所有大型聚会接触到的人，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都在关系网上。

“八卦”一次聚会，完成一组拼图

岳勇说，问一个疑似病例的情况，至少需要两个小时，这一时长会根据疑似人员的社会交往情况延长。如果通过实验室给出的报告证实疑似已转为确诊，流调组则需要细化完善信息，并通过询问其密切接触者佐证各种信息的合理性，直到过去14天内，确诊病例的行动图谱基本“靠谱”。这一过程中，流调人员还要同步排查密切接触者的行动轨迹，以筛查需要医学隔离的人员进行下一步确诊。

在岳勇撰写的新冠肺炎病例分析报告中，涉及聚集性疫情至少占病例总数的五成。

1月31日，郁某确诊。2月7日，来自眉山的徐某确诊。两例病例看似“悬案”：没有湖北旅行史、可疑人员接触史，没有食用过野生动物。直到对1月27日确诊的袁某进行流调后，才发现他们之间的病毒传播可能因为一次聚餐。

袁某从合肥到成都，在汉口停留5小时，1月17日回到成都后即出现发热、咳嗽，1月27日到医院就诊随后确诊。在此之前，袁某组了个局，请了五家人。郁某是其中一家，同餐的另一家沈某，也在2月初确诊。而徐某很可能是在沈某组织的家庭聚餐中被传染的。

“我们在对袁某的流调中，发现其周边有多位确诊病例，此后袁某才回忆有聚餐这条线索。”岳勇说，流调组成员会通过提问方式打听“八卦”，引导对方回忆各种生活细节。同时还要对信息进行甄别。比如岳勇参与流调的一个案例，一对成功人士夫妻开车到大医院看病，后两人被确诊。在对此前14天的行动轨迹问询中，两人刻意隐瞒，关键时间点只说“开会、办事”。流调组成员请他们开出开会人员名单，一一问询。见瞒不过，他们才说出从武汉回来的经过。

“脑补”一些画面，一些病例仍是悬案

很难确定病毒是从什么时候找上A大爷的。80多岁的退休老人，住家、楼下遛弯、买菜，三点一线，生活相对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