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業的邊界工作：概念、類型及不足2016年1月24日azis

[11]SchudsonM.& Anderson,C.W.(2009). Objectivityprofessionalismand truth seeking in journalism, In: K. Wahl-Jorgensen & T. Hanitzsch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pp. 88-101.

[23]BishopR. (1999). From behind the walls: Boundary work by news organizations in their coverage of Princess Diana’s deat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23(1)90-112.

[53]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王辰瑤老師在評議中特意強調了這種邊界工作的類型，特此致謝。

[12][14][52]劉思達：《割據的邏輯》第7、8頁，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版

[29]LewisS. C. (2012).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Journalism and its boundarie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15(6)836-866.

[60]陳楚潔、袁夢倩：《社交媒體，職業“他者”與“記者”的文化權威之爭》，第十四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復旦大學新聞學院2014年11月23日。

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15(6)836-866.

[56]ReversM.(2014).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s Performance and Boundary Work: Source Relations at the State House.Journalism15(1)37-52.

第二，在快速變化的新媒體環境中，新聞業自身也處在變動不居的過程中，新聞生產的主體、時間與空間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化，新聞專業知識就是在各種新聞實踐和敘事中被建構起來的，而這正是新聞業建立自身權威的基礎。

【本文提要】由於近年來新聞工作的自主性和權威面臨著來自新聞業內外的嚴重威脅，新聞業如何建構自身的邊界業已成為新聞學界關心的話題。“邊界工作”概念被學者們引入新聞學研究，成為分析此類現象的理論資源。邊界工作的其實是一個局內人的視角，即在一個新的媒介生態中，新聞職業群體如何通過特定的話語策略在邊界競爭中維護自身的職業地位。本文主要對這一理論概念在新聞學研究中的應用作一梳理，概述其研究進展，並分析其存在的問題及在中國新聞學研究中的應用前景。

也有人將這一概念譯作定界、劃界活動或邊界工作，本文採用直譯。

吉爾因認為，科學邊界的建構是一個修辭過程，而不是邏輯過程。不同的群體為了使自己的知識主張具有科學性，就必須回答何為科學的問題，也就是必須援引各種資源來為自己的主張辯護，並把它與教、巫術等非科學主張區分開來。從科學是什麼、不是什麼兩方面來回答何為科學這個問題幫助塑造了科學的現代定義。科學家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目的在於為自己的主張爭奪權威性，從而把他人的主張界定為非科學的，以剝奪他人的知識權威。從建構論的角度說，科學的邊界和權威是相關群體在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構結果，是群體之間爭奪權威、資源、權力和聲望的結果。

具體來說，擴張描述的是記者擴展了新聞的傳統邊界，使一些新的領域進入新聞的領域。比如新聞業從紙質媒體向電子媒體的擴張，逐漸將電視以及網絡媒體容納進來。溫齊在討論電視新聞與娛樂節目的邊界時就專門討論了美國電視新聞的演化過程，描述其如何從電視這樣一個娛樂化的介質中生長出來，涉及兩個邊界的劃分：一個是傳統新聞與電視新聞之間的邊界，一個是電視新聞與娛樂新聞之間的邊界，其實是把新聞的邊界延伸到電視這樣一個電子媒介上來。[32]童靜蓉的研究則表明，中國記者並不只是簡單地把UGC排除在新聞邊界之外，而是對其有所吸納。[33]基於驅逐的邊界研究成為當前研究新聞邊界的主流，最為常見的例子就是驅逐那些被貼上越軌標簽的記者或新聞組織，這為新聞共同體提供了一個公開確立邊界的機會。溫齊研究了記者如何在硬新聞與小報風格的新聞之間做出明確區分，並以NBC總裁加特納（Gartner）因報道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引來訴訟而辭職的案例表明，即使他曾是一位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但是由於縱容了一起明顯失當的新聞出爐，其越軌行為威脅到了新聞業的文化權威，因而遭到了新聞共同體的集體譴責。[34]畢夏普（Bishop）關注了1997年戴安娜王妃死亡事件中主流媒體記者與攝影師或狗仔隊之間在新聞實踐方面的不同，他們通過強調客觀性和平衡報道把自己與小報化的報道方式區別開來，構筑和保衛專業邊界。[35]卡爾森（Carlson）和伯克維茨（Berkowitz）的研究則發現，《世界新聞報》的竊聽丑聞后，英美兩國記者進行的邊界工作把這種非法的新聞採集實踐界定為新聞越軌行為，進而確立了恰當的新聞實踐。[36]除了這些針對新聞業內部越軌者的驅逐行為，近年來的許多研究則涉及到了一些新興的參與者。劉易斯（Lewis）解釋了新聞生產過程中專業控制和開放參與之間的張力如何使生產者與用戶之間的邊界變成一個競爭性的空間。[37]羅賓遜（Robinson）則考察了一家新聞網站上的讀者評論區在記者與受眾關系上發揮的邊界工作的功能，發現原有的專業新聞內的制度等級遭到了挑戰。[38]科丁頓發現，類似維基解密這樣的網站不符合專業新聞范式所應具有的制度性、基於消息來源的報道常規和客觀性三個基本特征，因而被界定為超出專業新聞邊界的事物。[39]擴張和驅逐兩種邊界工作主要涉及到新聞邊界的延伸和收縮，而保護自主性則與抵御業外力量試圖控制或塑造新聞業的行為有關，這些局外人並不希望被貼上記者的標簽，而是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影響新聞業，這令記者感到自主性受到了威脅。[40]新聞業是一個低度自治的場域，極易受到來自外部其他力量的侵蝕。溫齊的研究中就展示了具有背景的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在界定何為新聞等方面的挫折。[41]科丁頓則考察了新聞與商業之間的邊界劃分。[42]除了、資本等常見的外部力量外，中國新聞業在互聯網環境下的提示我們，網絡也可能成為一種需要防范的勢力，需要明確界限。[43]卡爾森在總結現有研究時，在參考吉爾因提出的三種類型的邊界工作基礎上，更具體地將現有研究的主題劃分為參與主體、實踐和專業主義三個層面（表見本期第51頁）。不過，針對這個圖表，他也指出了三個重要的問題。首先，實際的邊界工作實踐可能要遠多於這個圖表所呈現的類型。因此，在考察現有研究時需要了解邊界工作的重點究竟是什麼？行動者的目的是建立還是消除區別？邊界工作是否可能有不同的組合？其次，表中所概括的類型沒有考慮時間因素，邊界被建構出來似乎就靜止了，但實際上，不同的參與主體、規范或實踐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流變。比如博客曾經被在新聞業之外，但現在已經變成被認可的新聞實踐。因此，應該關注長時段的擴張和驅逐式的邊界工作。最后，此表是為了理解邊界工作而繪制出來的，也就是說，為了解釋邊界而創造出了邊界。但不應將邊界理解成一個狹隘的概念，它隻不過是為人們了解新聞業提供了一個模型。[44]從這些討論新聞邊界的文獻刊發的時間可以看出，學者們集中討論新聞邊界問題只是近幾年的事情。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新媒體沖擊傳統新聞業之前，新聞邊界相對穩定，即使有一些邊界的爭議也主要發生在新聞業內部。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另有理論概念在處理相關議題時居於主導地位。而在邊界工作概念被引入新聞學研究之前，對新聞業中的越軌或偏差行為進行研究的文獻通常是在范式修補（paradigm repair）的理論框架下進行的。范式修補的關切點在於新聞范式的核心內容是如何被界定和維系下去的，其隱藏的前提在於，新聞業內存在著一套主導的新聞范式，即以新聞專業主義原則為價值核心和此項價值內化為一系列新聞操作規范的主導的新聞范式。[45]研究者主要關注新聞業中的“異類”，即那些違背主流新聞范式的案例，它往往意味著“范式挑戰”或者“范式危機”的出現。主流的新聞共同體通常選擇“范式修補”來應對這些范式危機，相關研究通常考察新聞共同體如何討論某一特定的記者個人或群體表現出的不合主流新聞范式的新聞實踐，以將其歸入“異類”的方式對其進行，從而重申或修補並鞏固既有的新聞范式。范式修補理論假定記者理解並遵行一套專業意識，當專業規范沒有得到遵守時，會給新聞范式的運作帶來麻煩，責任常常被歸咎於在實踐中犯錯的個人或新聞組織，而那些有效貫徹范式的機構則強化了他們的聲望。[46]范式修補與邊界工作的主要區別在於，由於預設了一個已在新聞共同體獲得認可的主導性新聞范式，范式修補的目的也就是要通過不同的方式重新確立這種范式，對於解釋一些目前仍處在模糊地帶、缺乏共識的新聞現象或事件存在不足。而邊界工作所針對的問題實際上缺乏明確的界線，不同社會主體一直處在塑造、協商、爭奪邊界的社會過程中。邊界工作更強調在動態過程中的建構性，它所能處理的案例相對寬泛一些，既可以是行業內部也可以是行業外部，既可以是有行業共識也可以是眾說紛紜的事件。有研究者認為，范式修補一般適用於對新聞界內部“異類”和“越軌”行為的現象分析，對於如何應對外部替代性的傳播媒介的沖擊顯得力不從心，因而建議用邊界工作代替范式修補理論。[47]但是范式修補理論的發展表明，這一理論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此前的多數研究都是聚焦在當代的傳統新聞業身上，近年來也開始有研究者將其拓展到新聞史中，探索以色列歷史上曾經出現的一份周刊對當時主流新聞范式的挑戰。[48]比克特（Bicket）和沃爾（Wall）更是把研究對象延伸到國際新聞領域，借用邊界維持和新聞修補的概念討論美國主流新聞媒體如何可能威脅到其新聞可靠性的國外新聞。[49]特別是近年來互聯網對傳統新聞業產生的影響也被納入范式修補的范疇，比如科丁頓使用范式修補和邊界工作兩個概念分析主流的權威媒體如何對待維基解密[50]，卡爾森提出在互聯網新聞環境下還應進行“二級修補”（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通過把個別事件鑄造成象征性的標記來使范式威脅一般化[51]等。這些研究表明，范式修補依然有其一定的合。究竟選擇哪個理論框架，首先要看具體的研究問題適合何種理論，其次還要注意對既有研究的推進。實際上，邊界工作研究也潛藏著單一化、簡單化的問題。

[48]MeyersO.(2011).Expanding the scope of paradigmatic research in journalism studies:The case of early mainstream Israeli journ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Journalism12(3)261-278.

第三，新聞從業者試圖在他們的日常新聞工作和他們對擁有新聞專業知識的要求之間建立關系，特別是在面對行業內外的挑戰時，通過內部不斷地反思和自省來構筑適當的新聞邊界，這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過程。邊界工作概念的其實是一個局內人的視角，即在一個新的媒介生態中，新聞職業群體如何通過特定的話語策略在邊界競爭中維護自身的職業地位。本文主要對這一理論概念在新聞學研究中的應用作一梳理，概述其研究進展，並分析其存在的問題及在中國新聞學研究中的應用前景。

[24]Fakazis,E.(2006).Janet Malcolm:Constructing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7(1)5-24.

[15]SchudsonM.& Anderson,C.W.(2009). Objectivityprofessionalismand truth seeking in journalism, In: K. Wahl-Jorgensen & T. Hanitzsch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pp. 88-101.

第二，僅從話語和修辭的維度研究新聞業的邊界工作也有局限性。在吉爾因的研究中，邊界工作被局限在不同行動主體圍繞邊界的修辭斗爭。相對於其他職業，記者對自身的定義更加講究修辭，因為他們的修辭不僅是關於他們的工作，本身就是他們的工作。[55]然而，關於邊界的爭斗包括但不限於修辭的沖突，背后的動力機制更值得關注。在討論新聞邊界的確立、變動與維護時，還需注意修辭背后的、市場和技術等其他因素。值得關注的是，瑞夫斯（Revers）就了他所研究的州議會記者如何熱衷於表現得更加職業，而避免不符合新聞規范的行為，並將這種邊界表演（boundary performances）內化於心。這一研究的創新之處就在於，作者超越了常用的修辭維度，而將邊界與表演（performativity）聯系起來。[56]劉易斯則在一篇分析新聞邊界研究將何方的文章中指出，邊界工作應該分成兩類：一類是“軟的”，指表達邊界工作的話語﹔一類是“硬的”，實施邊界工作的行動。前一類主要通過語言或符號界定，后一類則在實踐中被表演出來。現有利用吉爾因的分析框架討論新聞邊界的文獻都過於強調邊界的話語建構，而對其物質性的一面關注不夠。[57]第三，新聞邊界研究的對象需要拓展。現有對於新聞邊界的討論多數是在吉爾因的分析框架下進行的，較少體現出邊界研究本身的進展。雖然邊界工作最初是被用來解釋科學家如何維護其共同體的邊界，以阻擋來自外部的對其認知權威的威脅，但此后對它的應用卻十分多樣。比如加斯頓（Guston）將其應用到政策層面，對任務和科學任務之間的策略性劃界進行研究﹔胡新和對物理學家奧本海默（Oppenheimer）在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遭受的史實的考察，表明科學家及其私人版本的邊界工作也值得關注﹔萊姆（Lam）從微觀、個人的角度應用邊界工作理論，關注隨著科學與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學術工作的規范和實踐受到的沖擊，以及科學家所經歷的價值沖突和職業身份危機﹔溫賴特（Wainwright）等則致力於研究科學家如何劃定科學行為中合乎倫理的邊界，他們稱之為倫邊界工作，擴展了吉爾因關於邊界工作的最初概念。[58]除此之外，邊界對象、邊界組織等新概念的提出也值得關注，這已經與吉爾因的分析框架沒有直接關系了，這些邊界研究的進展也有助於加深對新聞邊界的理解。

[21]DooleyP. L.(1997). Taking their political place: Journalists and the of an occupation.WestportC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30]Berkowitz,D.& Zhengjia Michelle Liu.(2014). Media errors and the ‘nutty professor’: Riding the journalistic boundaries of the Sandy Hook shootings.Journalismonline first.

邊界工作描述的是一個界定、攻擊並強化不同知識領域之間邊界線的過程。溫齊（Winch）認為它是一種布魯默（Blumer）所說的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雖然缺乏定義性概念所具有的對屬性和事件的精確說明，但卻提供了從何處能發現各類現象的線索和啟示。因此，盡管已有研究大量集中在對科學邊界的討論，但這一概念所具有的豐富內涵使它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尤其是對知識社會學和研究知識生產者來說，邊界是個十分有用的概念。正如吉爾因等人在另一篇論文中指出的，邊界工作修辭能夠滿足特定領域的專業人士的重要需求：首先，邊界通過將專業人士的服務與外部人提供的看似相同但實際不同的服務區別開來，為專業服務創造了需求﹔其次，邊界有助於專業內部人士將那些宣稱能夠提供相似服務的外部人驅逐出專業服務的領域。兩種方式都是實現專業壟斷的關鍵步驟，邊界可以用來防范潛在的外部競爭者。從這個角度來說，邊界工作修辭應被視作所有專業和學科都適用的一種自然的反應，對知識的界定和專業的控制不可避免地擴展到鄰近的其他專業，因此，邊界不得不在競爭和爭議中重新界定和繪制。[11]幾乎所有的專業都在從事邊界工作，它是一個社會行為主體試圖界定它相對於其他社會行為主體的生態的文化過程，通過不同的行為邏輯以區分內部和外部。目前，絕大多數現有關於邊界工作的社會學研究都將邊界視為一個行為主體進行區分的機制。[12]作為一個相對較新的研究徑，目前對邊界工作的討論還主要集中在科學邊界的研究中。在將邊界工作的概念引入分析新聞業時，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概念的適用性問題。從表面上看，與吉爾因等人研究的科學家群體、劉思達研究的律師群體相比，新聞業的專業化程度還很低，缺少認証、教育、協會等外在的稱其為一門“專業”的條件，新聞業似乎還不足以為自身構筑明確的邊界。而且，近年來技術變遷大大豐富了既有的媒介生態，涌現出不少新興的媒介平台，使得新聞職業群體的構成也變得復雜起來。但這樣一種混雜的職業生態並未學者們將邊界工作的概念用來分析新聞業，反而恰恰是這種現狀，使得確定和維持邊界對於當下的新聞業來說格外重要。從實踐層面來看，新聞業界已經在從事著大量的邊界工作，比如對越軌新聞組織和記者的貶斥，對博客、推特、維基百科等新媒體技術的吸納等。從理論層面來看，新聞業雖然並不像醫學、法律等公認的代表性專業一樣，具有明確的特質可以將其與鄰近的職業區別開來，但其對管轄權的要求與其他專業並無二致。阿伯特（Abbott）將專業和工作之間的聯系定義為管轄權，即專業對其工作的性控制權。管轄權往往具有排他性，一個專業控制了某項工作，其他專業就不能再地從事這項工作。正是由於管轄權的排他性，一個專業的管轄權變化就必然與其他專業的管轄權變化相聯系，一個專業的管轄權擴張也就意味著另一個專業的管轄權收縮，這就是所謂的管轄權沖突。[13]在專業社會學的研究脈絡裡，邊界工作是管轄權沖突的一種更具一般性的表現形式，其關注點在於動態的互動過程，而不是靜態的管轄權解決方式。[14]由於專業邊界總是處在張力的挑戰和轉化中，吉爾因尤其強調這種邊界的建構和協商性質。也正因為這一變動不居的特點，邊界才能成為管轄權沖突發生的地點。新聞業同樣在實踐中提出管轄權要求，隻不過所針對的是有關事實的收集和傳播的特定領域。已有研究指出，新聞記者通過對新聞客觀性的崇尚部分地獲得了這種權力，由此賦予了記者傳播事實的壟斷地位，與其他的傳播主體形成了區別。[15]更新的研究則表明，與客觀性類似，專業規范[16]、事實核查[17]等同樣被塑造為新聞邊界的標記。

[26][36]CarlsonM. & BerkowitzD.(2014). ‘The emperor lost his clothes’: Rupert Murdochnews of the world and journalistic boundary work in the UK and USA. Journalism,15(4)389-406.

[63][65]童靜蓉：《媒體2.0時代：關於中國新聞業的話語》，羅世宏、童靜蓉主編：《社交媒體與新聞業》第106-107頁，優質新聞發展協會2014年版

第一，受不斷更新的新媒體技術的影響，新聞生態環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新聞業的透明性和參與性程度日益提高，來自行業內外的威脅或挑戰頻繁出現，新聞從業者必須正視和回應這些挑戰。

對於理解當下新聞場域中不同行動主體之間的關系，邊界工作是一個有益的分析概念。這些已有研究基本上圍繞著新聞業內部和外部的問題來闡述新聞業的邊界工作，在推進對相關問題的研究之時，也表現出一定的不足。

[51]Carlson,M.(2012).Where Once Stood Titans: 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 and the Vanishing U.S. News.Journalism13(3)267-283.

GeirynT.F.Bevins.G.M.& Zehr,S.C.(1985).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citentist:Public science in the creation/evolution trial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0392-409.

學者之所以在當下關注新聞業的邊界工作，主要是因為近年來新聞工作的自主性和權威正面臨日趨嚴重的威脅，記者職業的性受到了博客、UGC（用戶生產內容）等各種形式的挑戰，以至於何為好的新聞業、如何從事新聞工作已經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在飽受外部沖擊的時候，新聞業內部也頻頻出現各種有違主流新聞范式的事件，損害了新聞業的文化權威，典型案例如英國《世界新聞報》的竊聽丑聞。應該說，媒介生態的變化使得新聞邊界的維持問題更為突出，但它實際上不是一個在當下新媒體環境下才出現的新現象。新聞業正規化和化的過程本身就可以說是一種“邊界工作”的過程，即區分自身與他者的知識場域的界限。[18]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邊界工作的概念被引入到新聞學研究中來，代表性的就是溫齊對美國電視新聞與娛樂新聞邊界的研究。他在書中借用邊界工作的概念討論了美國電視新聞如何將自身與娛樂節目區分開來，從認識論、社會功能、方和組織結構四個維度分析了新聞與娛樂的區別，通過對應的案例為讀者展示了美國電視新聞人確立邊界、維護邊界和模糊邊界的過程。[19]在此之前，很少有研究討論新聞邊界的建構、協商和維護問題，隻有兩個研究比較接近這一思：一個是澤利澤（Zelizer）借助一起“關鍵事件”——肯尼迪遇刺案，討論電視記者作為闡釋共同體（interpretive community）如何使用特定的敘事技巧建構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社會權威，這一過程其實已經帶有邊界工作的意味在內。[20]另一個是杜利（Dooley）所研究的記者與之間圍繞傳播所發生的管轄權爭議，但他並沒有解釋二者的邊界是如何被建構或維持的。[21]從現有文獻來看，學者們使用邊界工作這一概念主要處理兩類現象：

[42]CoddingtonM.(2015).The Wall Becomes a Curtain: Revisiting Journalisms News-Advertising Boundary. In: CarlsonM. & LewisS.C.(eds).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p.67-82.

邊界工作是科學社會學家吉爾因（Gieryn）在研究科學劃界問題時提出的重要概念，即“科學家選擇性地賦予科學體制（即其從業者、方法、知識存量、價值和工作的組織）一些特性，以建構一條將一些知識活動區別為‘非科學’的社會邊界”。在198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吉爾因率先提出了這一概念，著重討論科學家如何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建構邊界。他通過三個案例具體展示了科學共同體的邊界工作：第一個案例是廷德爾（Tyndall）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后期對科學、教和工程技術之間所做的區分。物理學家廷德爾被稱為“科學發言人”，當他在公眾演講和通俗寫作中試圖說明科學不是教時，經驗性和有用性是關鍵特征﹔而當他試圖表明科學不同於工程技術時，抽象的和純粹的理論性又成為科學的關鍵特征。第二個案例是19世紀早期發生在愛丁堡的顱相學和解剖學關於科學地位的爭論。愛丁堡的解剖學家提出隻有專家才有資格評估一個知識主張，用這種方式來捍衛他們的權威性﹔顱相學者則說科學主張可以被任何人來確証，從而為顱相學爭取“科學的”性。案例表明，不同的學者對科學的邊界會有不同的闡釋，進而引發爭議。第三個案例是美國國家科學院於1982年發表的一份關於科學交流與國家安全的政策報告，質疑是否應當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干預科學交流。該案例說明，當目的是反對控制科學交流時，應用和基礎科學的界限被清晰地劃出﹔而當企圖提醒資助者，即便是基礎研究通過轉化為應用知識也可以對技術進步產生重要貢獻時，這條邊界則被有意模糊了。

其一是發生在新聞業內的危機或挑戰，涉及到電視新聞與娛樂節目的區分[22]、熱衷拍攝他人隱私的“狗仔隊”與戴安娜王妃死亡的關系[23]、《紐約客》記者珍妮特·馬爾科姆（Janet Malcolm）偽造直接引語事件[24]、美國喜劇節目主持人喬恩·斯圖爾特（Jon Stewart）與新聞界前輩愛德華·莫羅（Edward R. Murrow）的比較[25]、默多克的《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26]、記者對於已逝行業前輩的紀念同樣可以成為一種邊界工作[27]等，多數研究把分析的對象集中在某個或某類違反主流新聞范式的新聞從業者、新聞組織上﹔

[62]李紅濤、黃順銘：《謀道亦謀食：〈南方傳媒研究〉與實踐性新聞專業主義》，《當代傳播》2014年第4期

由於近年來新聞工作的自主性和權威性面臨著來自新聞業內外的嚴重威脅，新聞業如何建構自身的邊界業已成為新聞學界關心的話題。“邊界工作”（boundary work）成為分析這一現象的理論資源，被學者們頻頻運用到新聞研究中來。這一研究問題的提出是基於以下三點現實：

[20]Zelizer,B.(1992).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the Media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3][43][61]Tong, Jingrong (2015).Chinese journalists’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online first.

[45][46]BennettW.L, Gressett L.A, & Haltom,W.(1985).Repairing the news: A case study of the news paradigm. 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5(2)50-68.

[50]CoddingtonM.(2012).Defending a paradigm by patrolling a boundary: Two global newss’ approach to WikiLeak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9(3)377-396.

第一，對於新聞業邊界工作的類型界定得較為狹窄。正如劉思達所說，目前現有研究都將邊界工作視為一個行為主體進行區分的過程，忽略了其他可能存在的形式，比如他在對中國律師職業的研究中就提出了分界（boundary-）、合界（boundary-blurring）與維界（boundary-maintenance）三種形式。分界是一個行為主體進行區分的機制，但邊界工作的過程並不只是劃分邊界而已，有時也是對現存邊界的模糊，可稱之為合界（boundary-blurring）。此外，邊界工作還有第三種形式維界（boundary maintenance），是指一個外部行為主體的復雜性，它不只是對邊界進行劃分或者模糊，而是利用這一主體的權力和影響在相互沖突的行為主體之間的定界過程中維持一種均衡狀態以實現其自身利益。[52]劉思達概括的三種形式在新聞業中也能找到對應的案例，但目前對新聞業邊界工作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分界和維界兩種類型，越發突出的合界現象有待進一步的研究。隨著新聞生態環境的變化，一些原先被排除在專業邊界之外的新聞現象被重新闡釋，表明邊界正處在融合、消解又重新建立的過程中[53]，並使得行業內外、正確與否的邊界線變得越發模糊，不再是一條清楚界定的邊界線，而可能是一個密集的、很不清晰的“邊界區”[54]，這就有待於發掘出更准確、更細致的邊界工作類型。

[40][44]CarlsonM.(2015).Introduction: The Many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In: CarlsonM. & LewisS.C.(eds).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p.1-18.

[17]Hermida,A.(2015).Nothing but the truth:Redrafting the journalistic boundary of verification. In: CarlsonM. & LewisS.C.(eds).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p.37-50.

troduction: The Many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In: CarlsonM. & LewisS.C.(eds).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3.

[19][32]WinchS. (1997). Mapping the cultural space of journalism: How journalists distinguish news from entertainment. Westport, CT: Praeger.

三、新聞邊界研究的拓展

[35]BishopR. (1999). From behind the walls: Boundary work by news organizations in their coverage of Princess Diana’s deat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23(1)90-112.

其二則是來自新聞業外的威脅，尤其是在新媒體不斷沖擊傳統新聞業的背景下，來自外部的挑戰越發頻繁，使得新聞業必需保衛自身的邊界，如維基解密對傳統新聞組織形態和常規的挑戰[28]、互聯網環境下的開放參與和新聞業專業控制之間的張力[29]、桑迪胡克（Sandy Hook）小學槍擊案報道中社交媒體對新聞權威的威脅[30]等等。2015年最新出版的論文集《新聞業的邊界：專業主義、實踐和參與》更是將主題聚焦在新媒體環境下的新聞邊界，12篇論文分為兩大部分，其中7篇集中討論專業主義、規范和邊界的問題，剩余5篇則關注了NGO、UGC等新聞制作過程中的非傳統主體。[31]雖然已有研究主要處理的是來自新聞業內外的兩種挑戰，但在具體的分析過程中，不同的學者還是有其側重點的，大致可以對應吉爾因提出的三種邊界工作類型。

注釋：

[58]對這些邊界研究的介紹參見馬樂：《STS中的邊界研究——從科學劃界到邊界組織》，《哲學動態》2013年第11期 陳楚潔、袁夢倩：《新聞社群的專業主義話語：一種邊界工作的視角》，《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第5期

本文為 2015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媒體環境下的新聞職業話語研究》（編號 15BXW013）的初步。同時還受 到了上海社會科學院“媒體融合發展研究”創新智庫的資助。感謝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李金銓教授和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王辰瑤副教授為此文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16]SingerJ.B.(2015).Out of bounds:Professional norms as boundary markers. In: CarlsonM. & LewisS.C.(eds).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p.21-36.

[13]AbbottA. (1988). The system of the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劉思達：《割據的邏輯》第8頁，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版

【關鍵詞】邊界工作 新聞職業話語 管轄權

[64]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李金銓教授建議要深思邊界話語背后的語境、結構和關系，特此致謝。

[25]Berkowitz,D. & GutscheR (2012). Drawing lines in the journalistic sand:Jon StewartEdward R. Murrow and memory of news gone b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9(4)643-656.

[38]Robinson.S.(2010).Traditionalists vs. Convergers:Textual PrivilegeBoundary Work, and the Journalist-Audi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Commenting Policies of Online News Sites.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16(1)125-143.

[39]CoddingtonM.(2012).Defending a paradigm by patrolling a boundary: Two global newss’ approach to WikiLeak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9(3)377-396.

這三個案例分別代表著科學家進行邊界工作的三種類型：（1）擴張（expansion），即通過強調科學家與其他專業人士的優劣對比使自身處於有利地位，從而進入被其他專業或職業佔據的領域。（2）驅逐（expulsion），通過對競爭者貼上“假冒的”、“越軌的”、“業余的”等標簽將其界定為局外人而逐出專業領域，實現權威和資源的壟斷。（3）保護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即將責任歸咎於外來的而使內部成員免於責任，國家、資本等外部力量的干預。通過不同類型的邊界工作，科學家在科學與種種非科學之間建構出邊界，對於他們追逐職業目標，比如獲得知識權威和職業機會以及保護科研自主性不受的干預等很有幫助，同時也阻礙了“偽科學家”獲得這些資源。

[28]CoddingtonM.(2012).Defending a paradigm by patrolling a boundary: Two global newss’ approach to WikiLeak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9(3)377-396.

（孫藜/上海社會科學院新azis聞研究所副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媒體融合發展研究創新智庫團隊成員。）

記者的職業權威通常來自他們對新聞事件的目擊式描述，這些描述以新聞報道的形式出現在報紙、雜志或電視上。在此之外，記者們還會生產大量的職業話語，對自己所從事的新聞工作進行闡釋，從話語層面塑造自身的權威。早前，新聞媒體、行業期刊是刊載這類職業話語的主要平台，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各種網絡平台也成為新聞從業者大量生產和傳播職業話語的主要平台。尤其是在中國，在網站、論壇、博客、微博、微信公眾號等不同類型的互聯網應用平台上，中國新聞從業者生產了大量職業話語，已成為一種獨特的新聞文化現象。這些職業話語往往圍繞著具體的事件、報道、人物、現象等展開，主要涉及到何為好新聞、何為正確的新聞實踐、何為恰當的新聞規范等新聞實踐中的基礎問題。新聞從業者通過不同類型的話語實踐確立、維系、爭奪、鞏固著新聞邊界，建構新聞業在當代社會的權威性和性。

一、邊界工作：一種區分的社會機制

[22][34][41]WinchS.(1997). Mapping the cultural space of journalism: How journalists distinguish news from entertainment. Westport, CT: Praeger.

[27]Carlson,M. & BerkowitzD.(2014).The Late News: Memory Work as Boundary Work in the Commemoration of Television Journalists. In:Zelizer,B.& Tenenboim-Weinblatt,K.(eds).Journalism and Memor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p.195-210.

[49]BicketD.& Wall,M.(2007).Circling the Wagons: Containing the Downing Street Memo Story’s Impact in America.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31(3)206-221.

GierynT.F. (1995).Boundaries of ScienceIn: Jasanoff,S, ColwellRDresselhausM.S. &erynT. F. (1999). Cultural boundaries of science: Credibility on the line. 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15-17.吉爾因在論文中用的是擴張（expansion）、壟斷（monopolization）和保護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但專著中用驅逐（expulsion）代替了壟斷。

二、新聞業邊界工作的類型

Winch, S. (1997). Mapping the cultural space of journalism: How journalists distinguish news from entertainment. Westport, CT: Praeger.p.17.

[54][55]Schudson,M.& Anderson,C.W.(2009). Objectivityprofessionalismand truth seeking in journalism, In: K. Wahl-Jorgensen & T. Hanitzsch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pp. 88-101.

孟強：《科學劃界：從本質主義到建構論》，《科學學研究》2004年第6期

四、結語

[31]Carlson,M. & LewisS.C.(eds).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37]Lewis, S. C. (2012).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Journalism and its boundarie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15(6)836-866.

[57]Lewis,S.C.(2015). Epilogue:Studying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In: CarlsonM. & LewisS.C.(eds).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p.218-228.

本文對現有的新聞邊界研究做了一個大致的梳理，從概念的界定、類型和存在的問題等方面進行了介紹。討論這一概念的目的是為了考察其對於中國新聞業現狀的分析和解釋能力。已有研究者提出將邊界工作概念用來分析中國新聞社群的專業主義話語，分為面向新聞業內部的邊界工作和面向新聞業外部的邊界工作，前者主要包括專業新聞的邊界、專業記者的邊界和專業倫理的邊界，后者則主要包括互聯網與傳統新聞業競爭新聞事件的報道和解釋權威、使新聞的邊界更加模糊。[59]但目前僅見兩篇研究，一篇是陳楚潔和袁夢倩對前《南方都市報》記者紀許光微博反腐的案例研究[60]，另一篇是童靜蓉對中國記者面對UGC帶來的挑戰時如何保衛邊界和認知權威的研究。[61]正如本文的開篇所言，新聞職業話語的大量生產已經成為中國新聞業一個突出的行業現象，也構成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學術話題。這裡所說的新聞職業話語是指新聞從業者圍繞個體職業經驗、新聞報道個案以及攸關新聞業與發展的公共議題生產的種種論述。[62]它不是新聞報道中呈現的話語，而是將新聞業本身作為話語建構的對象。這種話語不僅影響著新聞從業者的職業認同，是專業文化和社會實踐的一種直接反映﹔也是新聞業展示給社會的形象，影響到社會如何看待新聞業。[63]許多案例生產出的新聞職業話語，已經帶有強烈的邊界工作的意圖，為研究者借用這一概念分析問題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誰在生產這些邊界話語、在何種條件產、生產的目的是什麼、邊界話語對於新聞業有何意義等一系列的疑問有待解決。[64]更重要的則是，對中國新聞業中邊界問題的研究不是將概念簡單地移植過來，而要更深入地考察，在當前中國的社會脈絡中，新聞業作為一個職業，如何被其他社會實體賦予某種意義，而其本身又如何在努力建構關於自身的話語，通過職業話語的闡釋，中國新聞從業者又如何建構著新聞業在社會中的權威性與性。[65]因此，如果把新聞權威視作是爭奪對特定形式的知識的定義和管轄權的社會過程，那麼新聞邊界則可以成為探究這一問題的切入口。

SchudsonM.& Anderson,C.W.(2009). Objectivityprofessionalismand truth seeking in journalism, In: K. Wahl-Jorgensen & T. Hanitzsch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pp. 88-101.

[47][59]陳楚潔、袁夢倩：《新聞社群的專業主義話語：一種邊界工作的視角》，《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