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体总集编纂的文体学意义文言文文体分类

【关 键 词】唐宋元/单体总集/文体学

由于唐诗创作的高度繁荣，从初唐至晚唐，各类唐诗选编本层出不穷，留存至今的尚有佚名《搜玉小集》、殷璠《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元结《箧中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令狐楚《御览诗》、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韦觳《才调集》等10余种⑥。这些选本多为选编者根据自己的诗歌主张和爱好编成，大多关注诗坛风会和审美趣味，从文体演变角度切入的不多，仅有倪宥的《文章龟鉴》等个别总集着眼于文体⑦。另一类十分繁盛的单体总集为诗人唱和集，仅《书·艺文志》著录的《元白继和集》、《刘白唱和集》、《名公唱和集》等就有20种之多，它们多为汇聚作品，而不涉文体辨析。此外通代的诗歌总集如惠净《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郭瑜《古今诗类聚》等，数量也不多。

唐宋元单体总集编纂概貌

元人总集之中，除了元好问《中州集》、苏天爵《国朝文类》、郝经《原古录》等多体总集之外，单体总集仍占多数。除了大量的地域集、流派集和唱和集，值得注意的是有较多的唐代诗集，如《唐诗鼓吹》、《唐诗选》、《唐音》等，尤其是《唐宋近体诗选》、《三体唐诗》、《唐律体格》等，明显着眼于诗体，说体已成为元代的潮流，而《古赋辨体》更成为赋体辨析的力作。此外《论范》、《策学统》、《翰墨大全》、《万宝书山》等科举类、应用类单体总集也值得关注。

历代总集编纂和文体学的关系，近年来受到文体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①。这是因为二者的根本旨，都是为了指导各体文章的写作，因而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隋书·经籍志》首次在四部分类中确立了集部，并作了别集、总集的区分，其论总集缘起及作用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②《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则进一步归纳了总集的两大功能：“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③无论是“网罗放佚”，还是“删汰繁芜”，都是为了“属辞之士”的“取则”，也都具有文体学的意义。

【内容提要】历代总集依据所收文体类别的不同，可区分为多体总集和单体总集两大类。唐宋元三代的单体总集编纂，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单体总集编纂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开拓了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是唐宋元文体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明清文体学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承继六朝总集编纂的传统，唐代的总集编纂继续呈现旺盛的态势，且有一些新的拓展。《书·艺文志》著录的唐人所编总集约100种，但实际数量远不止此。卢燕新博士在吴企明《唐音质疑录》、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考文献，考定唐人编选的诗总集174种，文总集58种，二者总计230余种，另有待考的约80种⑤。这些唐人编纂的总集中，多体总集仍占少数，主要为《文选》的音、注和拟、续以及《芳林要览》、《丽正文苑》、《文馆词林》等新编总集；而单体总集占据了其中的大多数。单体总集中，又以诗总集数量居绝对优势，其余文体仅涉及诏、策、表、奏等公文文体，这与《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六朝单体总集有很大的不同。

从以上唐宋元三代单体总集编纂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其发展趋势有二：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这两方面的趋势，都指向“属辞之士”“取则”的需求，至于其在文体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还需要作进一步具体、深入的探析。如果说，多体总集，尤其是《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现了编者对各种文体类别、性质及相互关系等的全面探索，那么，单体总集的编纂更多地表现出编者对各别文体的细类、特点乃至具体作法的深入探究。对全部文体的宏观把握固然是文体学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对个别文体的深入观察同样是文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体总集编纂的文体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内容摘要：唐宋元三代的单体总集编纂，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单体总集编纂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开拓了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是唐宋元文体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明清文体学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单体总集编纂缘起甚早，汉武帝命淮南王为《楚辞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④，已肇其始。只是《隋书·经籍志》将《楚辞》类与别集、总集并列，了其单体总集的性质。以下先对唐前单体总集编纂的情况作一简单回顾。

两宋的诗文创作继续繁盛发展，在文人别集数量大增的基础上，宋人总集编纂较之唐代有更多新的开拓。《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宋人所编总集约250种，其中大部分已佚。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著录存世的宋代总集85种，附录《散佚宋人总集考》又著录180种，二者相加之数与《宋志》略同。在85种存世总集中，多体总集近30种，单体总集50余种。单体总集中，诗总集仍占半数以上，另有词总集11种、古文总集7种，其余涉及的文体有诏令、奏议、碑志、论策、判文、回文、四六等，其文体较之唐代有较大扩展⑧。

元代承袭两宋，总集编纂又有新发展。明修《元史》未立《艺文志》，清人钱大昕撰有《元史·艺文志》，补录元一代文献，兼及辽、金之作。其集部总集类共著录80余种，而骚赋、制诰、科举、文史、评注、词曲均另外立类，其中亦有大量实为总集者，如《古赋辨体》、《论范》、《策学统》、《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花草类编》等。故元代虽立国时间较短，但总集数量依然可观。

宋代诗总集的编纂有许多新的发展：在唐代诗人唱和集的基础上，发展出流派诗总集，如《九僧诗集》、《西昆酬唱集》、《江西派诗集》、《四灵诗》、《江湖集》等；编纂出许多专体诗总集，如《万首唐人绝句》、《瀛奎律髓》、《乐府诗集》等绝句、律诗、乐府诗总集，《昆山杂咏》、《京口诗集》等地域诗总集，《增广圣宋高僧诗选》、《洞霄诗集》等僧道诗总集，以及题画诗集(《声画集》)、动植物诗集(《重广草木鱼虫杂咏诗集》)、诗集附诗话(《诗林广记》)等等。这些总集兼及诗体和题材，门类繁多，富于开创性。宋代词体创作呈现一代之盛，《草堂诗余》、《乐府雅词》、《阳春白雪》、《花庵词选》、《绝妙好词》等词总集的编纂层出不穷，更出现了《百家词》、《典雅词》等大型词集丛刊。单体文总集中，除了传统的诏令、奏议集外，值得注意的有三类：一是一系列题为“古文”的总集的产生，如《古文关键》、《迂斋古文标注》、《崇古文诀》、《古文集成》等，标志着“古文”作为一类文体已被文坛接受；二是四六文总集如《三家四六》、《四家四六》等不断被汇聚，反映了四六与古文逐渐分疆的现实；三是科举文体总集的大量刊印，如《论学绳尺》、《十先生奥论注》、《擢犀策》、《擢象策》、《指南赋》、《指南论》、《宏词总类》等，说章总集的应用性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宋代单体总集编纂的不断拓展，体现出各别文体研究的不断深入。

【作者简介】朱迎平，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唐前四部文献的流传情况主要体现在《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之中。考《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共著录总集107部，加上“梁有”(即梁代阮孝绪《七录》著录而编纂《隋志》时已亡佚)的则共计249部。从《文章流别集》至《文章始》共24部，加上“梁有”已亡的则为33部，均为多体总集(包括《文心雕龙》、《文章始》等文论)。而《赋集》以下直至《法集》200余部均为单体总集，其汇集的文体依次为赋、封禅、颂、诗、乐府、箴铭、诫训、赞、七、弔文、碑、论、连珠、杂文、诏、表奏、露布、启、书、策、俳谐文等20余种，其中以赋、诗、乐府、诏、碑、表奏等体数量最多。这些单体总集除了《玉台新咏》等极少数流传下来外，大多散佚不传，难见其实况。但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看，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单体总集的数量远大于多体总集，可见单体总集的编纂是基础；二是从总集名判断，“网罗放佚”的单体总集多于“删汰繁芜”的，可见其功能尚以汇聚作品为主。此外，其著录编排有序，反映了唐初编修《隋书》时学者对总集体例的观点。

总集是“众家之集”的汇聚，其编纂的核心因素则是文体。依据所收文体类别的不同，总集可区分为多体总集和单体总集两大类，《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就是按照这一顺序先后排列的。以《文章流别集》和《文选》为代表的多体总集，(有的学者称之为《文选》类总集)其文体学意义已得到较多的关注和挖掘，而大量单体总集却尚未引起充分注意。本文试以唐宋元时期为例，对这类单体总集的文体学意义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探索其在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