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夏艺术一见如故

穆夏艺术一见如故本站　　开幕当天，展厅入口排起长队，出口处的文创商品售卖区也是人头攒动，一个月后的今天，观众依旧络绎不绝,甚至加开了夜场

　　开幕当天，展厅入口排起长队，出口处的文创商品售卖区也是人头攒动，一个月后的今天，观众依旧络绎不绝,甚至加开了夜场。从两年前开始，广州、南京、重庆、昆明已相继举办了穆夏主题展，同样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观展热和文创产品销售热。

　　《穆夏——新艺术运动先锋》特展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展出。图中作品为装饰版画《珠宝》系列：《黄玉》《红宝石》《翡翠》《紫水晶》（从左至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工业大生产背景下，欧美艺术界对工业化产品的粗制滥造以及各种复古装饰风的矫揉造作发起了一次反抗。这场装饰艺术运动涵盖广泛，涉及建筑、家具、服装、珠宝、平面设计、书籍插画，以及雕塑和绘画等领域，延续长达10多年，是设计史上一次重要的形式主义运动，被称作“新艺术运动”。稍稍了解它的过程后不难发现，其代表艺术家群星闪耀——萨穆尔·宾、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安东尼奥·高迪、维克多·霍塔、图卢兹·罗特列克、彼得·贝伦斯、亨利·凡·德·威尔德⋯⋯捷克艺术家阿尔丰斯·穆夏（Alphonse Maria Mucha）是其中之一。

　　在19世纪末的欧洲艺术家中，穆夏可谓大器晚成。他1860年出生在摩拉维亚（今捷克境内）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从小立志当画家。高中毕业后，穆夏求学受挫，只身来到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在一家剧院做舞台布景学徒。直到24岁时，他才在库恩·百拉斯伯爵资助下进入慕尼黑艺术学院正式学习绘画。两年后，他又如愿来到艺术家心中的圣地巴黎继续深造。但随着资助的终止，穆夏的求学生活很快陷入窘境。为了谋生，他承接了大量为书籍和杂志绘制插图的工作。

　　穆夏为《羽毛》杂志设计的年历。人物后面是黄道十二宫的符号，象征12个月，表盘式的设计以及画面下端的太阳和月亮图案隐喻时光流逝。

　　这一时期，巴黎许多画家、工艺设计师和建筑师对矫饰的维多利亚风格及其他过分装饰风格深感厌倦，受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影响，他们极力主张自然主题的装饰，通过自然形式和植物形态来表达生命力的无限延伸。在“新艺术”的浪潮中，穆夏的艺术生涯发生了转机。

　　1894年，巴黎当红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委托穆夏所在的乐梅西艾印刷公司为自己新排的舞台剧《吉斯蒙达》创作海报。在设计草图中穆夏采用一种窄长的样式，弱化了舞台剧情节和动作的描述，将演员设定为中心，把伯恩哈特描绘得比现实中更苗条、亮眼，仿佛凝固在威严中。这恰恰吻合了伯恩哈特的理念：舞台上，演员是最重要的，其他无用的东西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随着演出的成功，这张风格独特的海报很快被大众接受，复制品销量极好，穆夏一夜成名。

　　当观者站在舞台剧《美狄亚》的海报前，无不为画中美狄亚弑子后惊恐、绝望的眼神所震撼。双目圆睁的美狄亚右手紧握血迹斑斑的匕首，孩子们的尸体躺在她的脚边，头顶布满黑暗之花的王冠几乎将她压垮，背后一轮残日徐徐落下，象征着弑子之后黑暗、沮丧、绝望的开始。穆夏的传神描绘使这幅海报成为与《吉斯蒙达》《茶花女》海报齐名的杰作，常被并列展出。美狄亚左手腕佩戴的蛇形手镯，后来被巴黎珠宝商乔治·富凯制作成真正的首饰出售，或可称为早期的文创产品。

　　在19世纪末期，机械复制技术已越发先进，随着艺术大众化，巴黎的各大印刷公司开始发行以“装饰板”命名的成套版画。穆夏创作了一系列自然主题的装饰组画，以姿态和装扮各异的女性指代不同的植物、宝石甚至是时间，如《四朵花》《宝石》《一日时序》系列等。《一日时序》是以一天当中四个时段为主题的四联画，分别表现了苏醒的早晨、精彩的白天、梦境的傍晚和沉睡的夜晚。四幅画中的女性头部位置从低到高，再逐渐降低，恰如一天中太阳的运行轨迹；而女性头发的颜色也从清晨到夜晚逐渐变得浓重，与背景色调契合得天衣无缝，描绘出日光的变化。

　　《苏醒的早晨》《精彩的白天》《梦境般的黄昏》《沉睡的夜晚》，以少女变幻的姿态象征一天中的4个时段。

　　穆夏的绘画借鉴了日本浮世绘的平涂和勾线技法，也有拜占庭艺术华美的色彩和几何装饰，这些都是新艺术的特征。但穆夏的作品又极具个性，有很高的辨识度。他仔细观察植物的花朵、茎、叶的细节，从中提取抽象的形式，以灵活、连贯的曲线使其高度风格化。他用感性化的装饰线条、简洁的轮廓线和明快的水彩效果创造了被称为“穆夏风格”的人物形象，辅以巴洛克、洛可可艺术细致、肉感的描绘，配以曲线流畅的花草，穆夏笔下的女性形象甜美优雅、青春曼妙。

　　“人类与动物的身体、线条的乐感，以及那些从花朵、树叶和果实中散发出的色彩，构成了一首奇妙的诗歌，成为我们的双眼和品味无可争议的导师。”穆夏在他的《装饰资料画集》和《装饰人物画集》中，充分展现了这一艺术思想和装饰画技法，为艺术家和手工艺者在设计中对装饰的实际运用提供了灵感。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加速了新艺术风尚的流行，以丰富曲线造型和动植物纹样为特征的穆夏装饰风格进一步传播到家具、服装、首饰、餐具等日常生活领域，对公众的品味和需求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穆夏的研究者、布拉格国家工艺美术博物馆策展人露西·维科娃所概括的，穆夏成功的商业途径、高标准的专业性以及对顾客和公众需求的高度认识，使其作品成为那个时代流行文化的标杆。

　　穆夏的商业广告海报延续了他戏剧海报的风格，没有突出产品本身，而是以女性形象为主体。《JOB香烟广告》被视为其最成功的商业广告设计。

　　从哥特式、洛可可式艺术的复兴，到工艺美术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它们互相交错关联，无不影响着新艺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的激进派试图粉碎历史主义，创造出一种贴合工业时代的风格，一种与电影、电话和汽车和谐共存的风格。如安东尼奥·高迪在建筑艺术中独辟蹊径，以浪漫主义的幻想极力使塑性艺术渗透到三维空间，其作品看不出实用功能和技术上的革新，只注重用技术为自己的偏爱服务。而保守的一方力图拯救传统手工艺，将其价值观和精细品质保留下来，不想推翻，只想革新。矛盾的各个方面，也表明新艺术运动是一个极其精彩的过程，在世纪之交，体现着艺术家、设计师乃至普通大众的焦灼、恐惧、希望和梦想。

　　晚年的穆夏放弃了商业绘画带给他的声誉和安逸生活，1910年终于回到阔别近25年的祖国。1918年随着奥匈帝国崩溃，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诞生了。穆夏为这个崭新国家设计了第一套邮票和纸币，以及白狮子国徽、、圣维塔大教堂彩绘窗户。他倾力为斯拉夫民族创作，为布拉格市民会馆的市长大厅绘制了9面歌颂民族美德的壁画，用近20年完成了描绘斯拉夫民族伟大时刻的大型历史组画《斯拉夫史诗》（共20幅油画），并把它们全部捐献给布拉格市。这些作品充满阳刚之气和磅礴的力量，与他早期的新艺术画风截然不同。尽管当时新艺术时代已经淡去，穆夏的创作热情也未得到及时回馈，但他的艺术成就、坚定的信念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在当代得到了最公平的评价与印证。

　　回首100多年前，新艺术对大众而言，是法国音乐剧的撩人海报、巴黎地铁站的曲线艺术造型，是半透明的自然主义玻璃制品，或是形态扭曲的家具。这种风格将旧世纪带向终点，继而引领人们拥抱新的世纪和新的艺术形式。新艺术运动虽然只经历了短暂的巅峰期，但仍吸引、启发着当代的我们。穆夏一定没有料到，在百年后的中国大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展览中与他一见如故，开始了解这位捷克国宝级艺术家乃至新艺术运动本身。

　　2017年11月25日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穆夏——欧洲新艺术运动瑰宝》开幕以来，以穆夏艺术为主题的展览《穆夏——新艺术运动瑰宝》和《穆夏——新艺术运动先锋》相继在南京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北京国家大剧院巡展。展览所到之处，不仅在当地观众中引起轰动，还带动了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穆夏粉”，跨越城市专程追展。

　　此次北京特展分为海报、装饰板、装饰资料及人物画集、摄影、插图、斯拉夫民族赞歌油画作品、新艺术运动风尚七大版块，总计200多件珍贵展品，全面展现了以穆夏为代表的欧洲新艺术运动风貌。其中包括穆夏的知名海报《吉斯蒙达》《茶花女》《美狄亚》，经典装饰板系列《一日时序》《宝石》《四朵花》等。此外，穆夏本人拍摄的大量银盐照片也在特展中首次与北京观众见面。穆夏系列巡展的首席策展人、优想艺众（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赵鸥向记者介绍，“以前国内除了专业美术人士，大众对穆夏知之甚少，经过多年的精心筹备，展览才得以实现。在这两年的巡展中，各地观众的热情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给予展览很高评价，这极大鼓舞了我们把展览做下去的决心。穆夏展能够跨越国界、超越文化，让热爱生活、追求艺术的观众为之醉心，正是我们策划的初心。”

　　在布展过程中，各家博物馆主创团队不仅对展览主题、穆夏的人物背景、新艺术运动等概念进行了深度挖掘，同时在如何展示方面，对地域文化特点和当地观众的审美意识、观展习惯等也做了大量功课，力争与之契合。各馆在展陈设计上的色彩感均有不同，对如何传递展品的美也有理念上的差异，因此给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和观展效果。例如广东省博物馆创新了“穆夏风格时装秀”，南京博物院营造了新艺术运动风格的花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装饰了花顶和花墙，云南省博物馆用鲜花搭建了花海，国家大剧院则专门设计了“风信子公主”魔幻舞台。这些设计鲜活地将互动活动和展览本身有机结合，使观众的观展体验与对穆夏艺术的享受得到沉浸和延伸。12月8日北京展期结束后，穆夏巡展将移师天津美术馆收官。

　　策展方分析，“穆夏创作的唯美女性形象以及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美，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那些从小看日本动漫长大的80、90后更将其奉为日本漫画的鼻祖。上世纪以来，艺术界也在反复检讨和审视穆夏风格和新艺术运动，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依然生动影响着当今的生活格调与艺术形式。”还有艺术人士表示，穆夏作品契合中国老招贴画的风格；他受日本绘画影响又反之影响了日本少女漫画，是“风水轮流转”。有趣的是，在故宫博物院刚刚闭展的“穆穆之仪——来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宫廷典礼”特展中，我们从19世纪末皇室宴会菜单上又看到了穆夏风格的影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欧美的新艺术运动在各地名称不一。德国称其为“青年风格”；奥地利和匈牙利称之为“分离派风格”；在巴塞罗那，它是范畴更为广泛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意大利人则将它命名为“自由风格”；而英格兰和美国的新艺术，在当时被认为是工艺美术运动的一部分；在许多东欧和北欧国家，新艺术风格的工匠和设计师更多被看作是民族浪漫主义运动或是国际风格浪潮的一部分。它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风格，不同设计师手中的新艺术有着不同的意味。

　　英国艺术学者斯蒂芬·埃斯克里特在《新艺术运动》书中指出：新艺术不仅风格多样，遍布世界各地，而且涉及范围广泛，建筑装饰领域无一不受其影响。从门把手到椅子、从吊灯到房子、从墙纸到商店门面，新艺术不在意阶级和身份的界限，最精美的奢侈品或是最廉价的首饰、最普通的量化生产餐具到各种出版物，都以同样的新艺术风格进行构思和创作。这种对立统一意味着在19世纪末的艺术界、设计界和社会中，所有对抗都体现在了新艺术中。新艺术因其丰富的表现形式，既是精英的又是平民的，既是私人的又是公众的，既是保守的又是激进的，既是奢华的又是简洁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