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艺术运动与 20 世纪初中国的设计时尚

装饰艺术运动与 20 世纪初中国的设计时尚本站　　摘 要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一股艺术设计潮流，“装饰艺术运动”被认为是国际上第一股席卷全球的世界性流行时尚

　　摘 要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一股艺术设计潮流，“装饰艺术运动”被认为是国际上第一股席卷全球的世界性流行时尚。当以法国及美国为首的“装饰艺术运动”在西方因经济萧条而正行衰落之时，该潮流在中国却仍然十分兴盛。这一潮流不但对建筑设计大有影响，而且扩散至家具、雕刻、绘画、招贴、服装、陶瓷、玻璃器皿及珠宝首饰设计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上海作为其时“装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流行中心，至今仍保留着众多来匈牙利、法国、美国、英国、以及国内等各地而来的设计师所设计的建筑遗存。这些设计展现出了一种“中西合璧”的“装饰艺术运动”趣味，反映出了该潮流在中国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日渐趋向“本土化”的特征。

　　引用本文格式 何振纪.装饰艺术运动与20世纪初中国的设计时尚[J].创意设计源，2021（2）：34-3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设计智造协同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编号：20ZD09）子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装饰艺术运动”（Art Déco）作为近现代影响世界的设计潮流，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全球，并与“现代主义”（Modernism）设计的兴起相伴而生。这股设计时尚的劲风自 20 世纪初起源于巴黎，并迅速席卷欧洲各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大都会，如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大城市纷纷吹起这股“洋风”，尤其是以 “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为首，从建筑设计到室内设计、工业与产品设计、平面与美术设计、纺织与服饰设计等，包罗万象，传播至人们日常生活设计之物的诸多方面，堪称为一时无两的时代风尚。“装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流行对当时中国设计师的创作影响尤为深远，从而对中国近现代设计转向所谓“现代”产生了十分直接的促进作用。近设计发展历程中的“现代”转型，在 20 世纪初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背景下，又与中国文化艺术传统在新的商业文化环境中遭遇的发展机遇及挑战息息相关。因而，“装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并非是简单的应激关系，而是在复杂的互动与调和中不断努力尝试创新的结果。

　　此处所称“装饰艺术博览会”，即指 1925 年在巴黎举办“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décoratifs et industriels modernes）。該展览由法国政府所主导举办，目的是突出法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在建筑设计、室内装潢、家具装饰、珠宝艺术等应用艺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以引领者的角色负责其新型现代风格的建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建欧洲的任务近在眼前，法国正位于重建运动的前沿阵地。通过该展览，法国政府要求参与者提供崭新的应用艺术观念与新颖的装饰设计美学。由于其时正处于战后重建与新旧风格交替的关键时代，展览在命名上将“现代装饰”（Modern Decorative）与“工业艺术”（Industrial Arts）这对在“现代主义”设计看来有点矛盾却又相辅相成的观念并列一起。如此盛大的“展览”（Exhibition）其实称之为“博览会”（Exposition）也毫不为过。除了有数百万庞大的参观者数量来访外，更重要的是其展览模式上明显由早期的世界博览会演变而来。而事实上其亦长久以来被视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止的世界博览会活动的一个接续。

　　“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有时又翻译为“国际博览会”或“万国博览会”（Universal Exposition），以 1851 年在伦敦举办的“水晶宫大展”（1851 Great Exhibition in Londons Crystal Palace）为首。一般每隔数年举办一次，早期主要举办地点集中在欧美地区，二战后开始发展至亚洲及其他地区举办[1]。2010 年，中国上海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为主题举办了盛大的“世博会”，据计，超 7 000 万人参观了该盛会。早期在欧洲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尤其是在巴黎举办的展览，包括 1855 年举办的第一届、1867 年举办的第二届、1978 年举办的第三届、1889 年举办的第四届及1900 年举办的第五届“巴黎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以及 1925 年在巴黎举办的“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标志着欧洲“装饰艺术运动”发展至顶峰，亦对中国影响尤为巨大。一方面，这是因为距离清朝的覆亡与的建立已经过去十余年，中国社会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参与该展览的中国设计艺术家拥有更多的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参加该次展览的中国艺术设计师随后归国，并投身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设计实践与教育事业，从而使得该展览及其所代表的“装饰艺术运动”对于近艺术设计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但是，参与 1925 年巴黎“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的中国展馆并非是由其时的中国政府所组织，而是由当时身处巴黎的中国艺术设计师与“在法中国艺术家协会”（Association des Artistes Chinois en France）及“中国装饰艺术协会”（Société chinoise des Arts décoratifs à Paris）负责筹办。此装饰艺术协会冠以“中国”之名，但大部分成员均是参与 1925 年的展览才新近加入，但参与这个协会的参与人员都在留法艺术家中享有不错的名声。在为介绍其参展作品而特别制作的宣传册子中这样表述参展者的立场：“我们希望参观的人们能够通过这些作品，惊喜地看到我们国家向着现代性姿态的演进，我们试图表达的是一条现代样式的，以及在时间上和在观念上的双重更新”[2]。负责主导参加这次展览的是艺术设计师刘既漂。1900 年，刘既漂出生于广东梅州兴宁市叶塘留桥村的一个客家家族，1918 年至 1927 年在法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巴黎大学（Universite de Paris）及法国国立美术学院（LEcole Nationale des Beaux-Arts），最初在欧内斯特·洛朗（Ernest Laurent）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后转向建筑与室内设计专业。1924 年至 1925 年，他与林风眠共同筹划了中国展品参与“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相关事宜。林文铮在《中国参加巴黎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序》中曾谈及林风眠是当时“最有前途的中国艺术家”，而该展览会的图录则由刘既漂所设计。

　　该展览的中国展馆图录中介绍刘既漂拥有“平庸世俗生活无法掩瑜的珍贵精神”，并“与那些已经过时的艺术家大相径庭”，其“创作方法、制作模式、色彩及风格，俨然是一位现代艺术家”。刘既漂的艺术设计风格擅长揉合西方与中国色彩于装饰艺术之中。从“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的中国展馆中可看到各款镶饰、大型花瓶、座地柜、矮桌等设计。由于该展览距今已近百年，留下来的相关图像资料对其色彩设计的分析受限，但从其设计形式中仍旧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刘既漂中西调和的风格特点[3]。展览大门上非常醒目的龙凤图形及门框上的回字纹、室内张贴的缠枝纹墙纸、挂着灯笼的吊灯等内容无不展现出中国趣味，但又同时进行了西化的调整，整个展馆结构是西式的楼房，只是装饰艺术偏向中国风格。遗憾的是，由于其时的举办背景及其他种种原因所致，参与“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的中国展品在巴黎并未引起很大的回响。

　　就欧洲“装饰艺术运动”得以兴起与发展的灵感源泉而言，中国艺术设计的风格应该不致受到冷落。因为早在 17 与 18 世纪期间，巴黎作为其时欧洲“中国热”（Chinoiserie）的中心，来自中国艺术的靈感甚至激发了法国洛可可（Rococo）艺术潮流的繁荣发展。在 16 世纪欧亚自海上航道直接连通前，西方人对东方存有各种想象，并且对从辗转而至的东方物产十分珍视。在航道打通后，来自远东的异国风物开始直接抵达欧洲，并再次重新唤起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其时的西方艺术与流行文化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元素显现其中。晶莹光滑的中国丝绸与瓷器，还有中国茶在欧洲上流社会的文化艺术活动中扮演着非常时髦的角色。及至十七八世纪期间，来自中国的髹饰家具、壁纸、玻璃画等越来越多的外销产品销往欧美，不但增进了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了解，同时亦为 19 世纪末肇起的“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以及20世纪初逐渐成为新潮流的“装饰艺术运动”提供了重要养分。

　　现代设计史上常视“装饰艺术运动”为“新艺术运动”的反叛与更新，亦有观点认为是其延续与创新。实际上，除了灵感来源上有一定关系外，其形成与 20 世纪初复杂的欧洲文化背景关系更为直接。在经历“艺术与手工艺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及“新艺术运动”之后，西方的艺术设计实践与教育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是综合性与专业性的日益增强，这导致了对 20 世纪艺术设计风格进行探索风潮的出现。但在文化背景上，“新艺术运动”在 20 世纪初迅速式微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着密切关系。1914 年至 1918 年的世界大战对欧洲各国造成极大的破坏，并颠覆与摧毁了欧洲社会的与文化秩序，对于 18 世纪以来的理性以及浪漫主义美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与反叛。20 世纪初所谓追求创新的精神内核，便是在于反对旧文化与旧秩序的主张和运动中，以展现其思想及呈现可能的形态。除了法国作为战时最激烈的前线遭受极大破坏而提出亟需重建的原因外，还有两个社会文化上的重要变化催生“装饰艺术运动”地兴起。一是巴黎的世界艺术中心地位在一战后正随着北美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朝着纽约转移，法国艺术向装饰艺术领域的推进。二是战后欧美妇女的独立运动迅速迭起，在文化、艺术、经济、上纷纷取得空前的地位。这两个因素亦间接促进了“装饰艺术运动”中高贵优雅趣味的强调[4]。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重建的过程中，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均吸收了来自现代艺术发展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艺术潮流。虽然这一潮流在 1925 年巴黎举办“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时达到了顶峰，但在其时仍然缺乏统一的名称。由于其多元综合的特性，直至 1966 年的“25 年：装饰艺术，包豪斯，风格，新精神”（Les Années 25： Art déco， Bauhuaus， Stijl， Esprit nouveau）展览的举办，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回顾，同年底由希拉里·格尔森（Hillary Gelson）在《泰晤士报》（TImes）上以《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为题进行了介绍。1968年，贝维斯·希利尔（Bevis Hillier）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 of the 20s and 30s）一书中，以“装饰艺术运动”概括其时这一繁杂的艺术设计风潮。由此，才有了当前在现代设计史上将之归纳为 20 世纪初期的“风格类型”的解读[5]。这一情况恰好表明了“装饰艺术运动”的一个明显问题，即其来源混杂，而且不似过去流行的风格那般有着较为统一的特征。因而若以“风格”理解“装饰艺术运动”则需要接受其矛盾的特点，以及当中多种风格并存的本质。而且，在组成“装饰艺术运动”众多的“风格”当中，中国艺术在其中亦占有一席之地。

　　在“装饰艺术运动”兴起之时，来自东方艺术设计的灵感和形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里所指的“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广义的东方范畴，指欧洲以东的东方世界，中国则与日本被视为“远东”的主要国家。早在“新艺术运动”之时，来自远东，尤其是日本的艺术对其产生了极大影响。当中对表现自然主题的关注以及曲线与不对称设计趣味的偏好明显启迪于日本艺术。但在一战前后，欧洲对中国艺术的收藏与研究逐渐超过了日本艺术。这与近代以来不少中国艺术珍藏散出海外以及众多重大考古发掘新发现的精美的古代艺术品有关。这些中国艺术品不但文化背景神秘，而且造型精致、纹饰美丽，更重要的是材料上具有迷人特色，给予此时兴起的“装饰艺术运动”在造型、材料、纹样以及色彩的装饰设计丰富的创作灵感。在造型上，宝塔、灯笼、葫芦等;在材料上，翡翠、珊瑚、珐琅、螺钿等;在纹饰上，龙凤、佛像、云气等;在色彩上，朱红、青绿、明黄等不一而足，共同构成“装饰艺术运动”中带有优雅瑰丽中国风的现代设计。

　　尽管中国艺术是欧洲“装饰艺术运动”肇起的东方灵感之一，但就像“中国热”时期在欧洲流行的有关中国的艺术及设计创作那般，与纯正的中国艺术大相径庭。他们实质上只是在表面上借用了一些来自中国艺术的外在元素，而更多的其实是西方依据自己想象中的“中国”结合自身需要所作的创造。这也解释了前述“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上展示的真正的中国展品时为何未引起大范围的关注的原因。但早在“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将“装饰艺术运动”推向之前，在远东的中国，以当时的通商口岸上海为首，“装饰艺术运动”已然逐渐流行起来。1843 年，根据清廷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上海作为通商五口之一正式开埠。随后英、法、美等国逐渐在上海设立租界，成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心。上海作为远东大港，开埠以后国内外商贸汇聚，新式商业的发展以及文化风尚在这里迅速传播[6]。

　　现今所见最为瞩目的“装饰艺术运动”设计在上海的遗存当数众多的建筑设计，如位于外滩的代表性建筑——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该建筑落成于 1929 年 9 月。上海最早的“装饰艺术运动”建筑设计可追溯至 1923 年的汇丰银行大楼。但在这些“装饰艺术运动”建筑设计出现之前，这一潮流的影响早已在平面设计领域有所显示。只是从图像上及信息表达上界定其特征的边界较为模糊，又因“装饰艺术运动”建筑设计的体量及其明显的外部特征引人注目，所以一直以来不少研究者将建筑设计作为其传入中国的主要例证。事实上，上海作为其时与巴黎、纽约、伦敦、东京并列的国际大都市，在信息与图像的传播方面处于相互联通的状态，世界上重要的报道和消息一经曝光便迅速在这些大都市散播开来。由于视觉传达信息的直观性与图像表达内容的吸引力使得其时的平面设计率先做出反应。在当时的平面设计领域如日中天的月份牌画在“新艺术运动”流行之时已极为瞩目地展现出上海在 20 世纪初中西调和的设计文化特色。

　　在图像题材方面，“新艺术运动”时期对女性形象以及自然景物的偏好早已进入到中国月份牌画之中，其或是催化其发展及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 20 世紀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月份牌画中的形象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这个就正如讨论“装饰艺术运动”在欧洲的兴起问题一样，1925 年举办的“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展现出了“装饰艺术运动”的高峰，但并非其起点，一战结束后的 1914 年其实也并非其开始出现的时间。在此以最终能够构成“装饰艺术运动”诞生的元素早在 20 世纪初便已陆续显现，只不过是 20 世纪20年代才得以汇流罢了。如此便不难理解月份牌画为何最先展现出这种影响。尽管确认为“装饰艺术运动”的元素并不非常清晰，但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在 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新艺术运动”在中国招贴艺术设计中影响已然出现了明显的转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社会与经济遭受到了重大打击，但位于远东的大都会上海远离欧洲且意外地由于英法等国正陷于战争泥潭而无暇顾及对中国的殖民与掠夺，使得日美等新兴国家在二三十年代有了在上海投资的空间，同时亦给予中国民族资本发展一定的空间。一战以后，欧洲帝国主义诸国资本重回上海，从而形成了一个短暂的在上各方力量互相牵制、经济上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此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亦是中国商业艺术迅速崛起的时代，而月份牌画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载体之一。月份牌画其实是中国早期商业招贴的一种形式，其借鉴与运用中国民间年画中配有月历节气的“历画”传统，融入商业广告信息，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此类月份牌画最初是商品宣传的附送招贴，多为欧美烟草公司聘请外国画师所绘制，但广告效果并不理想，随后便转向聘请中国画师进行创作。中国画师吸收了西方招贴以女性形象与自然景物作为广告题材的模式，并将传统的仕女画融入其中。早期的月份牌画名家有周慕桥、徐咏青、郑曼陀、周柏生等，他们或受聘于商行的设计部门或经营自己的工作室或同时兼有，并且收授学徒。到了20世纪20年代年代，月份牌画表现的时装丽人已完全展现出“装饰艺术运动”的潮流。其时活跃于上海的月份牌画师以谢之光、杭穉英、金梅生等人为代表，尤其是杭穉英自二十年代初离开商务印书馆并建立自己的画室后，成为了时期最为著名的商业艺术家。从这些名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装饰艺术运动”影响下上海的时尚生活环境，从化妆品、服装、交通工具、家具装潢到室内设计，展现出了一个 20 世纪初中国的“现代生活”图景。

　　招贴画仅为流行于上海的“装饰艺术运动”平面设计当中的一例，还有其他平面设计类型，如书籍装帧设计、服装设计、纺织印染及图案设计等。此類图像还原出一种生活场景，而在这样一个“装饰艺术运动”流行的社会环境里，如今最受人瞩目的还保留于上海的两百多座相关的建筑设计。此类建筑设计涵盖酒店、电影院、办公大楼、公寓、厂房等，其于 20 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欧洲的大萧条使得金融业大受冲击，国际上滞销的建材被低价出售给上海，为房地产业注入一股动力，一批受到“装饰艺术运动”风格影响的建筑设计迅速兴起。其中，英资公和洋行，即香港巴马丹拿集团（Palmer & Turner Group）在 1912 年在沪开设的分部，对推动这一风潮的流行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来自匈牙利的邬达克（Hugyecz László）、法国的维塞尔（Paul Veysseyre）等外国建筑设计师，范文照、赵深、董大酉等中国设计师，共同投身于20 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时髦建筑的设计。在上海以外，其时以北方的大城市北平与天津为代表，南方的城市以南京、杭州、广州、香港为代表，在建筑设计及各类日用设计中均表现出了“装饰艺术运动”的影响。

　　“装饰艺术运动”在上海以外的中国城市，如北京、天津、南京、杭州、广州、香港等地散播开来。特别是风格显著的“装饰艺术运动”建筑设计依然可从各个城市的建筑遗存中看到。如位于北京的交通银行旧址、清华大学明斋以及西城区铁树斜街 59 号等;位于天津的汇丰银行旧址、瑞庭礼堂、中国大戏院等;还有位于广州的爱群大厦、荔湾区宝源路 70 号至 72 号等;位于中国香港的中国银行大厦、半岛酒店等。除了上述大城市，不少其他沿海城市，如青岛、厦门、汕头等地在其时亦有明显“装饰艺术运动”风格的建筑设计诞生。此类城市所流行的“装饰艺术运动”建筑设计大多具有典型的几何风格或流线型特征，各个地方亦会随着设计环境和具体应用要求有所调整，或可称之为是该潮流在中国的演变。上海作为“装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流行中心，该地潮流的多元性最为突出，而其最具代表性的演变则可以以临近上海的南京与杭州的“装饰艺术运动”设计作一观察。

　　1927 年 4 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作为首都特别市，此时开始至 1937 年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建设的阶段。

　　在《首都计划》中甚至明确要求，要尽量以中国固有形式建设公署及公共建筑，而各类商业建筑则可以采用外国形式而须有中国点缀。此举一定程度上与其时流行的中西调和的“装饰艺术运动”设计共同打开了传播与发挥的空间。如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及交通部大楼、中央体育场、美龄宫、国际联欢社、大华大戏院等建筑设计，展现出一种具有更多“中国风”要素的“装饰艺术运动”设计趣味。“装饰艺术运动”在南京的建筑设计代表了该潮流在中国流行后的一种演变特色，即中西合璧的装饰设计创新。其时的中国建筑设计正向着现代迈进，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建筑的发展形成了两条路线。一是依据原来传统建筑的体系，按照其基本格局、技术构成以及艺术风格进行设计，同时局部地接受一定的新影响，并作出调整。二是引进西方建筑的形式、技术、风格的新发展，并结合中国自身的需要形成的新面目。但“装饰艺术运动”的建筑设计在这二者之间取得了综合，在大屋顶、传统装饰与现代的功能建筑之间开辟了第三条路线 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一时风尚。

　　此外，尤为值得注意的还有 1929 年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该活动突出了“装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一个积极演变，极大地激发并促进了中国“博览会”活动的发展。中国最早的“博览会”可追溯至 1909 年在武汉举办的奖进会暨直隶展览会，1910 年举办京师出品会以及南洋劝业会，此后又有在上海举办的国货展览会。1929 年杭州的“西湖博览会”举办背景十分特殊，其时北伐虽已成功，但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得国内工商业早已奄奄一息，时任浙江省主席张人杰曾至法国巴黎经商，在上任后宣布召开博览会，以振兴浙江经济[7]。“西湖博览会”于 1929 年 6 月 6 日开幕，前后展期历 137 天，这是中国会展史上一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博览会。会上共展出商品达 14.76 万件，参观人数总计达二千余万，可谓盛况空前。筹备期间，参与人员先后达数千人，仅杭州一地就有六百多人参与。在浙江省政府成立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后，除了浙江省内各市县外还在安徽省与湖北省及上海市共 75 个市、县设立筹备分会，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诸城以及在越南南圻、印尼爪哇及万隆等地同时设立征集博览会出口委员会，面向国际广泛征集展品。整个博览会由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共 8 个场馆所组成。同时，筹备委员会还专门设计了会旗、会徽、纪念章与纪念册，以及发行纪念券与明信片。

　　关于举办“西湖博览会”所发挥的积极意义，一般讨论多着眼于其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的主要目的出发，认为该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其时民族产业的发展和民族经济的复兴。但从近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同时还积极地将“装饰艺术运动”深入地融合到了当时流行的时尚趣味以及设计教育革新视野之中。参与负责“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刘既漂已于1927年回国，并在此时又参与到“西湖博览会”的设计任务当中。其时，刘既漂与李宗侃、等建筑师合作，共同为“西湖博览会”设计了会场入口大门以及各馆场的入口及一号码头。此外，刘既漂还有多项设计作品展示于博览会的会塔及入口处。刘既漂早在法国之时便擅长将中国艺术与现代建筑形式相结合，而此时更是将之视为中国建筑发展的一个未来方向。“西湖博览会”的入口大门便极具代表性，该入口一边是西方现代建筑的设计样式，而另一边展现的则是中国传统建筑特点的设计面貌。刘既漂曾写就《中国新建筑应如何组织》《美术建筑与工程》《中国美术建筑之过去与未来》等多篇文章，阐述其关于“美术建筑”以及反对固守传统样式的的观点。并且，其实践和理论又通过任教于国立艺术院而得到传播与扩展。

　　1928年3月，国立艺术院在杭州西湖畔正式成立，初创国画、西画、雕塑、图案 4 系，最初亦籌划建筑系，但限于当时条件，建筑系在建校四年后才得以创建。国立艺术院首任首任图案系主任即聘刘既漂担任[8]。刘既漂在设计上“中西合璧”的主张与国立艺术院“以兼容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弘扬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如出一辙。其时艺术院汇聚了一群深受法国现代艺术创作思想与“装饰艺术运动”设计风格熏陶的艺术家与设计师担任教授，由此使其成为当时在中国流行“装饰艺术运动”的教育与传播重地。更重要的是，国立艺术院所传播的“装饰艺术运动”影响已并非纯粹的法国风格，而实际上已融入到了中国近现代设计的教育环境当中，并更强调于传统艺术特色与民族艺术形式的传承与更新。这亦是“装饰艺术运动”在中国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趋向。

　　“装饰艺术运动”作为一个 20 世纪初兴起于西方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艺术设计风潮，其萌发渊源涵盖着来自中国的东方艺术灵感，后又影响至中国的近现代艺术设计创作与早期的设计教育实践。从其相关的设计遗产与所展现的特色出发，可以看到上海正处在“装饰艺术运动”流行中国的中心位置，同时由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可以发现，“装饰艺术运动”越趋明显的“本土化”倾向。但由于“装饰艺术运动”本身多元而模糊的边界特征，使得对这一“本土化”趋势的影响程度不易被把握。其时中国艺术设计的探索其实已经出现了所谓“迭代”发展的情景，各种设计潮流在此时进入到中国，除了来自法国，还有来自、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地的影响。它们的近现代设计对其时的中国艺术设计进步提供了外部借鉴，为中国最终走出自己的道路、发展出自身的特色奠定了基础。就此而论，“装饰艺术运动”被视之为“国际风格”可谓实至名归。在此“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乃至演变过程中，中国皆参与其中，或发挥影响或互相影响，并在此过程中极大地带动了20世纪初中国艺术设计时尚的流行与发展。

　　[8]郑巨欣.中国设计国美之路·匠心文脉[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6：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