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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困在时间里的女卡车司机

舒畅三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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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月的一个夜里,我从城里打车去找谢琳。她离市区75公里远。一辆出租车接了单,向东走了一个小时,经过机场,走出笼罩杭州城的一大片乌云和雨,还没到终点。

谢琳到过许多城市,跟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抵达和离开,有时稍作停留,就在城市边缘。

出租车行驶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后,我终于见到她,在物流园里,一辆17.5米长的大板车前。“嗬!”出租车司机打量着她,“这女的厉害。”

谢琳52岁,是卡车司机,30年的时间都在路上。她开3米宽、4米高的重型牵引平板式卡车。车型庞大,让许多经验丰富的男司机都难驾驭。

两天前,我通过朋友联系上她,希望搭车跟她同行,她欣然答应。社交平台上的卡车司机们大都愿意倾诉,但当我表明想跟车体验生活时,他们又都拒绝了。原因各式各样,例如车上已有两名司机,不能载人、行程不好提前确定和“怕说错话”。

谢琳不一样。她不是头一次接触媒体,疫情时,她几次往返武汉运送救援物资的事迹,曾见诸报端。她和物流公司也不是雇佣关系,有行程选择权。大板车上的她,一个人去,一个人回。

她从新疆拉货抵达江苏常州后,我们很快约定好下一趟行程:从杭州开往成都。

在杭州的物流园,谢琳的卡车装好货准备出发。高佳摄

我见到她时,她刚在洗浴中心洗了头,没有吹风机,头发湿漉漉的绑着。她动作麻利,出发前跑去跟物流公司的人打招呼,踩着黑布鞋,像脚下生风。“咱们出发晚了。”她说。前几天在路上,她的睡眠时间一再压缩,终于有空补觉,却不小心睡过了时间,物流公司晚上8点装完货,她9点多才醒来。

在她睡醒前,这趟行程的计时已经开始。按物流公司要求,她需要在装完货42小时后——也就是后天下午2点前抵达成都卸货点。大板车上装着轮胎和京东家电,家电有“时效性”,迟到意味着司机或许面临扣钱。晚上11点,我们离开物流园,这时离交货时间还剩39个钟头。

时间还在持续减少。对于卡车司机和物流公司来说,利润就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时间。司机们不得不穷尽手段,在时间的缝隙里抠出钱来。

谢琳开始构思她的路线,这当然不是一趟洒脱的公路旅行。由于时间限制,全程高速是唯一选择。她放弃直线距离最短、路经湖北、重庆的G50沪渝高速,决定在G40沪陕高速的安徽和河南路段花费一天时间。

在那里,车子将驶过同一纬度的广袤平原,路途开阔,视野明朗。而后途经的湖北十堰武当山一带和陕西汉中的山路也算不上崎岖,秦岭南麓地势偏缓长。谢琳不需要参考导航软件的建议,她有32年驾龄,脑袋里的高速路地图更加智能,不仅帮她考虑到时间、地势,还考虑到可能出现的路段拥堵,以及各地风土人情和交警的执法习惯。

出发前,物流公司给了谢琳一张价值5000元的油卡,用来抵消部分运费。这趟运费是17700元,除去高速路费和油钱,“最多剩9000块钱。”

油钱也是需要卡车司机精打细算的项目。物流园外的加油站,油价是6.11元/升,比起谢琳从新疆来时贵了5毛钱,她没舍得加。到了浙江湖州,油价涨到6.21元,为了确保车能跑到安徽,她只好先加了600块;在安徽,油价降到5.97元,她又加了1000元;走到河南,在南阳唐河县——这里的石油储量约占河南油田总储量的三分之一,油价终于降到5.61元,她决定加满4000元,并愉快地接受了加油站送的礼物:一桶食用油和一瓶洗发水。她终于可以不再观望沿途的加油站,赶赴终点。

卡车在河南唐河加油站加油。高佳摄

2.

谢琳有做卡车司机的天分。

她1米67的个头,体重保持在59公斤。她不爱吃猪肉,担心肚腩变大,要是春节前后从新疆拉货,她会买上三、五十斤牛羊肉,运到安徽淮北老家,再留一块放在卡车头的冰箱里。我们停车在服务区休息时,我买了猫耳朵之类的零食递给她,她只捏起一个,就拍拍肚子说“不要了”。

卡车司机们吃饭、睡觉几乎都在车上进行。曾和谢琳搭伙开车的一个男司机,刚上车时体重75公斤,熬夜开车时,他必须嚼着东西驱赶困意,车上饼干、瓜子、花生没断过,从夜里开到天亮,一整只烧鸡常常只剩半只,两个月下来,他胖了二十多斤。

谢琳尽力保持身材匀称。早上,她用小锅煮鸡蛋汤,或者煮几个饺子,车上备着锅碗瓢盆,时间充足时,她还能煲个皮蛋瘦肉粥;中午和晚上,她在服务区吃自助餐,或者买只烧鸡、一碟凉菜、几块饼带回车上,这够她吃好几顿;夜宵也十分固定:一盒牛奶、一个苹果、一把枸杞、几颗红枣。

这样注意养生的司机不多见。之前有媒体跟男性卡车司机上路,在文章里写道:对长途货车司机来说,疲劳和孤独就像黑色的影子一直常伴左右。他们每天都在和这些影子斗争,依靠香烟、槟榔、红牛、咖啡、浓茶,当然,也包括一些违禁品。

对谢琳来说,要抵抗疲惫和困意,咖啡已经足够。我们出发那晚,她喝过牛奶后,往保温杯里倒咖啡,越南生产的速溶咖啡,一袋8毛钱,她一次倒两袋。夜里2点钟,我昏沉沉地睡倒,5点多钟醒来,见她笔直地坐在方向盘前,精神饱满。

上路近24小时,谢琳几乎没有睡眠。高佳摄

“我昨天补了一下午觉,能撑到今天中午。”她说。午饭后,她接着开了一段路,感到肠胃消化得差不多,便停下来睡午觉。这天夜里,上路24小时后,我还没察觉到她的困意,她双手撑着方向盘,跟手机里的“小度”说话,“小度小度,导航换个声音,这个声音太绵了。”

猛烈的疲惫感袭来,大概是在她接到物流公司打来的电话之后。听她汇报称还没出河南省,电话那头有些不满,“我感觉我一路上都没停着呀,不停地跑。”她解释道。这句话好像也提醒了她自己,挂了电话没多大会儿,进入湖北,在老河口服务区,她决定停车睡觉。“肩膀都麻了。”她说。算下来,在这趟跨越两个夜晚的行程中,她总共睡了6个半小时。

在路上,睡眠总会被划成分散着的、长短不一的段落。谢琳搞不清自己能在什么时候、在哪儿睡觉,但还好,她的身体已经学会接受被打散的睡眠时间。在驾驶座后面窄小的卧铺上,她躺下就能睡着,而且一睡起觉来,不管是服务区里卡车启动时的轰鸣声,车辆拥堵时的鸣笛声,还是旅游大巴上的游客喧哗声,都吵不着她。

最近这一两年,谢琳也偶尔感到自己对方向盘的抗拒。这次小憩之后,从驾驶座后面的卧铺上跳下来时,她指着副驾说:“其实我更想坐在那儿。可能跟年龄有关系。”她说,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感受。

她不喜欢这种感受——好像昭示着时光流逝和身体的衰老。根据交规,司机连续开车4小时后要休息20分钟,在停车休息的间隙,她开始更频繁地做拉伸动作,摆动手臂、扩展胸部,还在车上放了握力环——用来训练手指力量。

她抬起手来给我看左手虎口处的疤痕,是手术留下的。7年前,在新疆阿克苏卸货时,她从车上摔下来,手骨骨折。乌鲁木齐的医院没有手术用的钢钉,她左手打上石膏,右手开车回到安徽做手术。她的腰也断过——同样在新疆,也是卸货时从高处摔下,她腰部安装的钢板现在还没取出。时间长了,钢板竟然带来“益处”,哪怕坐得时间再久,她很少觉得腰疼。

谢琳从20岁开始学习做一名卡车司机,她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驱赶困意,以及时抵达终点;培养耐力,以对抗突发状况以及可能出现的身体伤痛;当然还有各种驾驶技巧——对比前两者,这项内容简单得多。和其他司机相比,她还希望更多,比如保持身体健康。她不怕孤独、疼痛,但她不想老去,希望自己一直在路上。

停在服务区休息的卡车。高佳摄

在路上的第二天,我们行驶在安徽和河南的平原上,高速路边景色乏善可陈,大片的杨树、灌木和单调阴沉的天气让谢琳想到她喜爱的新疆。

“没有人,只能看到蓝天和沙漠的时候,我就漫无目的地瞎想。”她说:“要是穿越回战争时期,我应该是个马夫,给战士送粮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如果穿越回古代,我应该在镖局上班。”她学起雇主的口气:“我的黄金,指定叫谢琳押送!”然后她笑起来,“我感觉到很满足,我这么喜欢上路,任何马、任何车在我手里,我应该都控制得住,它们都得老老实实的。”

3.

卡车驶入湖北是在夜里。凌晨3点钟,途经十堰,我们打算转向十天高速(G7011,十堰到天水)向西开往陕西安康,可车子正行驶的福银高速(G70,福州到银川)上,前方出口封闭了。

只好向北寻找下个出口,“得多跑9公里,多交五、六十过路费,够买一只烧鸡。”谢琳说。经过收费站,刷ETC时,她的卡又突然失灵,“ETC打95折,咱用不了,还得多交钱。”绕路、交钱,加上悬于头顶的催促,这注定是个让人感到疲惫的夜晚。

在十天高速的一个隧道里,前方的大货车像条毛毛虫开成了S型。“(夜里)2点到5点,就是这个感觉。”谢琳说。她按了几下喇叭,想把大货车“吵醒”。“跟着他有点危险,他东晃晃、西晃晃,感觉到不对劲了,一脚刹车,太吓人。”她决定超车,一路按着喇叭前行,走到大货车跟前,探头往车窗里瞧:“小伙子戴个眼镜,估计是80后。”

“困了就睡呗。”她指向隧道里的路沿,沿边棱角被磨平,白花花的石灰露在外面,“这都是被大车撞的。”她说。她认识的一个老乡,也是女卡车司机,夜里开车撞上了隧道里的路沿,把前桥都撞掉了。这位老乡从此再也不敢开卡车。(注:前桥是连接汽车前面两个轮胎用来架起车身的装置。)

谢琳不在疲惫时强撑着赶路,没遇到过交通事故,不过有时也碰到意外的惊险降临。1998年,她开9.6米长的卡车跑长途,有一回装黄豆,车子限载11吨,装货的人不声不响地垒了14吨。“到大别山一带,山路弯多,我看见后面的货在抖,好像不大稳。”但装货的人信誓旦旦地表示没超载,她也就没在意,结果下坡时刹不住车,“不停地滑,在弯道上停不下来。”她只能转头冲向路边堆着的大片黄沙,“也是撞掉了前桥,黄豆被人抢光了,还好人没事。”

夜里2点到5点,不少仍在路上的大货车歪歪扭扭地开成S型。高佳摄

这一路我们途经的中原几个省份都“相对安全”。早年间,谢琳跑云贵川地区时,轻易不敢在服务区停留。被偷油是常有的事。她在成都被偷过;从四川去云南的路上被偷过;在甘肃加了一箱油开往云南,经过宜宾在服务区休息,只在方向盘上趴了一会儿,油就被偷光了。

夜间2点至5点,是偷油贼最“猖狂”的时段。在成都市区,有一回她坐在车里等物流园开门,好不容易熬到天蒙蒙亮,环卫工人开始上街打扫,她放下心打了个盹儿,没一会儿就听见动静,睁眼一看,后边车上的司机正拿着撬棍在喊。“原来是司机刚睡醒,碰见‘贼娃子’在偷油,打算下车追。”她一看自己的油箱也见了底,拿了撬棍跟上他们,但贼早没影了。

“他们开着金杯车,里面有个装油罐,油泵那么粗,大管子跟抽石油一样。”她比划着,“插到我们这油箱里,5分钟就抽完了。”她算了一下,“被偷得最多一次,那油得值3000多块钱。”

不光是被偷油,有一次在四川的服务区,她拿着撬棍下车去拧紧绑货物的绳子,一个小偷直接打开车门,拿走了她放在副驾驶位上的包。他拔腿就跑,她提着撬棍追。她的二弟正在车上的卧铺睡觉,被吵醒了,朝着窗外喊:“穷寇莫追!”她顾不得那么多,被小偷拿走的包里有700块钱,还有许多卡和证件。她追了两里路,马上要拽住他,小偷直接翻到高速路护栏外,滚下了斜坡。

卡车司机们在路上遇到的荒诞场面足够拍成一部公路奇遇连续剧。除了被偷油、偷包,还有些司机一觉醒来,发现排气管都没了。“在青海,一伙偷管贼被警察抓到的时候,家里被翻出来有80多个管子。”谢琳忿忿不平,“司机买一个排气管要花2万多,你说一觉睡醒,看见2万没了,崩不崩溃?”

还有偷货的。“从贵州轮胎厂出门的那一刻,就有人盯上你。”谢琳记得,有一次她刚开出轮胎厂,物流公司就打来电话,告诉她下午5点以后不能上路,要等到次日早上再出发。“如果下午5点上路,10点恰好能开到一个坡上。七、八个人(小偷)就蹲守在那儿,开起小卡车跟在大车后面,放上锥桶(注:锥形路障),后边的车不知前面出了什么状况,只好停车或绕路。这时,小偷们就拿锋利的刀,直接割开雨布和网,把轮胎往自己车上丢。”当她的一位老乡同行发现自己车上少了100多条轮胎时,报警已经晚了,最终他要自己承担起责任,赔偿物流公司将近10万元。

偷盗以外,谢琳还会碰到让人哭笑不得的“敲诈”事件。有一年大年三十,她准备在陕西咸阳装苹果。“刚下咸阳高速,有个人走过来,拿头拼命往我车上撞。”她早知道这一片“讹钱”的事情多,也知道那人头上沾的不是磕出的血,是提前备好的保鲜袋里装的鸡血。“不能停。”她隔窗对着他喊:“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停!”“就想要点钱过年,你给三、五百就行。”那人说。她拿起手机报警,开着外放音,那人听见,拔腿就跑。

还有一回在广东东莞,她在街上倒车,把一家店面的玻璃门撞碎了。和店主商量赔了玻璃钱之后,店主又提出,“你把门面弄碎了,还得赔风水钱。”店主请来看风水的“大师”,说风水钱要7000块。她只好又报了警,跟店主协商一番,最后赔偿“风水钱”3000元。

但这些都是小事,等日子长到足够回忆往事时,它们都是过往云烟。只有一次,谢琳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

那是2019年底,她把自己的另一辆冷藏货车租借给两位司机同行,他们从新疆拉了整车葡萄送往泰国,在经过兰州路段时,因为车速太快翻进山沟,当时睡在卧铺的司机经过抢救无效去世。

她在广州到宁波的送货路上接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崩溃了。”“在兰州,隔着一条马路,医院对面就是黄河。”她想:“现在哪怕跳进黄河里,这个事情我也摆脱不了。”那辆出事的货车,铝合金货箱价值16万元,已经完全损坏。修车费用加上作为事故责任方之一需要赔偿逝者家属的费用,加起来将近50万元。

她讲完这个故事,卡车驶过武当山,车头灯照散了薄薄的雾气。

凌晨5点,我躺上卧铺,打开说书节目——谢琳曾说过她听起小说就不会犯困,她开始听《明朝那些事儿》,车照样开得很稳,我恍惚觉得是睡在火车上,8点钟醒来时,我们已经进入陕西。天气转晴,人心也欢快起来,昨夜那些让人难过的故事被抛在脑后,前方仍然是赶不完的路,谢琳还是精神饱满。“(听书)听得都不困了。”她说:“2点赶不及,但咱们马不停蹄地开,下午4、5点应该能到。”

卡车驶入四川,天气变晴,此时已经到约定的交货时间,但谢琳仍在路上。高佳摄

4.

谢琳的车上,迎着正前方摆了一盆多肉植物,她在花盆上写道:2021.4.21浇水,这是为了提醒自己,从21号算起半个月后,是下一次浇水的时间。她之前总忘记浇水,多肉的叶子瘪下去,看起来垂头丧气,还好只要拿水一泡,它又鲜活起来。这天太阳照得人暖洋洋的,她起初怕多肉被阳光灼伤,想把它放进工具箱里,没想到晒过一晌太阳,它却趁势长高了。

这是我们在路上的第三天。谢琳讲了很多琐事,大多关于她的家庭,有时也聊到让她印象深刻的支援武汉的经历。我发觉其实她和那盆植物一样,不需要太多,只要有阳光和水的滋养,就能迅速挺拔起来。

卡车司机收入高,一年攒下20万元对谢琳来说不算难事,但这些年来,她一直没存下钱。从1998年开始,她几乎在不停歇地还债。当时她组建了一个车队,手下有五辆卡车,专门在淮北的矿上拉煤。有一回为水泥厂运了500吨煤后,对方称厂子停产,没法结账。她要账不得,只能找朋友周转,为此在外欠下10万元的债。同一年,她的女儿出生,为了还债,她几乎没空休息,开始一趟接一趟地跑车。

长久以来,她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孩子上学、吃穿用度、家人在外欠的债务全靠她负责。2014年,她离了婚,两手空空,借了十几万元在老家买房,过了三年,债务还清,她才舍得为自己的卧室购置一张床,在那之前,她都睡在床垫上。

谢琳用撬棍勒紧网绳,固定货物,这样的活儿一般由她自己完成。高佳摄

2019年的那场车祸后,有认识她的人说:“老谢这回怕起不来了。”朋友们也以为她会经历一段低迷期,没想到疫情到来,她没有半点犹豫,就决定去给医院送物资。她想:“如果要在生命和别的东西之间做选择,那一定选生命。”

她也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路上。这辆正在往成都奔驰的大板车是她贷款50多万买的,今年开年时,贷款才刚刚还清。

我们谈起那位服用农药自杀的司机,她为他感到不值。如果她认识他,她会把自己所有的经历讲给他听。她理解他的心境。去年7、8月份,她连续两个月从新疆往嘉兴运送西瓜,原定一趟运费是19000元,去掉油费成本,能赚将近一万元。结果送到货后,货主说西瓜蔫了,一次要扣12000元,一次干脆不给钱。她也气得要买农药,但心里还是知道,“那就是吓吓他们。”

她总觉得自己做司机,见的世界宽广,心也要宽广些。她想起在西藏看到的野花,“它想盛开,可没有水分,所以来不及长叶子,直接就把花开出来了。”那时她坐在小花旁边,忍不住感叹生命的神奇,“从沙漠里都开出花来,人有什么过不去的?”

在赶往另一个卸货点之前,谢琳爬上卡车,用网绳勒紧货物。高佳摄

对她来说,目前除了来自终点站的催促让人心焦,其他一切都挺好。最后到达卸货点时,我们比指定时间迟了五个小时。幸好,物流公司“宽宏”地表示理解,没有扣钱。

我和谢琳原本商量好,到了成都吃顿火锅慰劳自己。可那天,我们站在物流园附近,只看见十字路口摆着一家小摊,卖炒粉和冰粉。和在路上时一样,我们花了十分钟吃完饭。

然后我和她匆匆道别,出租车窗外,她再次没入城市边缘。第二天一早,我收到她发来的视频,卡车已经卸完又装好了货。“我马上出发。”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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