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的英语教材：距今150余年英语单词全用汉字谐音备注

咸丰十年的英语教材：距今150余年英语单词全用汉字谐音备注本站　　在我国教育史上，英语的地位随着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过不少的变动

　　在我国教育史上，英语的地位随着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过不少的变动。它曾经走上神坛，在国内受到了远比国文更高的重视；它也曾经受过学生们的冷落，地位远在俄语之下；它也走回过正轨，与国文、数学并列传统必修课程。

　　而在这段漫长的英语教育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莫过于清末时期人们对这门未知课程或主动或被动的探索与学习。如近期现世的一本印有“咸丰十年”字样、距今150多年的英语教材就引起了如今人们的广泛热议。

　　在这本英语教材中，人们窥探到了晚清英语学习者首创的学习方法。如曾纪泽所创的“西洋字调合并法”，也即用汉语谐音标注英语单词的方法，就在当初的英语学习中起到了一定的实用性。尽管这种方法从现今角度来看并不可取。

　　作为一位爱书之人，生长在成都的尧先生历来喜欢在二手书市场淘旧书。其中，由他淘来的一本封面缺失、内里夹杂繁体字“乱码”与英语的残本，一直是他的最爱。

　　这本现存50页又残破泛黄的旧书，从外观上看就是历经多年时光遗留下来的书籍，而结合这本书中“咸丰十年”的标记以及内容来看，也可以推测出这是一本大约于1860年出版、应用于晚清时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课本。

　　这本课本在开篇“英语注释目录”和“使用说明”后，标注了“地理门”、“君臣门”、“师友门”、“宫署门”、“五金门”等门类，还在之后每一页中都画了12个小格子，均以最上面为汉语句式、中间为英语句式、最下面为汉语注音的格式排版。而这些汉语注音，无不是用汉字谐音替代音标。

　　这也导致了每一句英语句式下边，都出现了毫无逻辑的文字叠加现象，让不少人以为是乱码。比如“tomorrow i give you answer”，“to do with my friend”，就被当时的编辑标注以“托马六、唵以、及夫、尤、唵五史为”，“土、度、回夫、买以、勿伦脱”这些文字。乍一看还看不出二者存在什么联系。

　　但仔细琢磨之后，很多经历过英语初学阶段又不得法的人们就会对出现在这本书里的这种“西洋字调合并法”发出会心一笑。

　　毕竟，除了当时汉字是从右至左读、和现在不同之外，在每句英语下方标注汉字谐音的土方法，也是现代很多人用过的“英语速记法”。

　　事实上，这本由尧先生从旧书市场淘出的晚清英语课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的英语学习情况。

　　就如这本旧书中明确注明的“唯学者自揣摩之”一般，晚清的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之路上，也大多都是“蒙头行走”之人。

　　这表现在当时的英语学习课堂上，大量存在用汉语谐音为英语单词、短语、句子注音的英语学习方法，这就使得国人在英语口语上存在了巨大的缺陷，并不能满足当时中外贸易的需要。

　　对此，不少外国传教士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英语读音的看法，认为其“发音很糟糕”。事实上，我国本土的英语教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

　　当时明代已经有了来华的传教士，如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到来，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外国以及英语的初步了解。

　　而到了清代之后，部分中国人也开始在一些传教士尝试成立的学校中，得到了系统学习英语的机会。比如，1818年成立后迁至香港的马六甲英华学院，以及1830年在广州开设的贝满学校，就分别开启了中英双语交互授课以及使用教英语教义的先河。

　　但显然，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普遍认知，这些进行系统英语教学的教会学校并没能受到百姓乃至清廷的重视。相反，因为传统儒家“华夏正音”的思想影响，包括英语在内的外语在当时还被视为是“鬼话”一般的存在。

　　这也导致了，当时的英语学习者大多是来自沿海地区的贫苦人家，且是其在不得以之下才做出的学习英语的选择。所以当时的英语学习者数量非常少，且经常在社会中受到打压。

　　但时代的发展趋势已然不可扭转。在两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越来越多传教士来华，国内也涌现出了更多的教会学校。英语教学逐渐在中国教育中占据了一定的份额。

　　西方坚船利炮攻开晚清城门的同时，也避不可免地带来了英语。这门国际化的语言，在以强势之态出现在中国后，就很快收获了一名地位崇高的粉丝。他就是光绪皇帝。

　　作为一个极具维新意识的青年，光绪皇帝对英语有着超高的学习热情。每天凌晨4点开始，便是他练习英语的时间。而在每天坚持不懈的练习中，光绪皇帝对英语阅读与写作的能力，也在逐步提高。

　　同时，光绪皇帝还是英语在晚清社会的“最大代言人”。自他“代言”以来，英语在中国教育上的地位就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自此，国内开始涌现学习英语的热潮，不仅慈禧太后到中南海上过两节英语补习班，其他大臣也都开始热衷于英语学习。

　　与此同时，英语也开始进入了中西书院、中西女塾的课堂。而如“咸丰十年”这种“英语速成”学习教材，也开始在民间流传了下来。

　　以狄考文为首的传教士认为，教会学校的教学主旨是培养虔诚的，而不是为了提高学生英语技，能使能够在市场上寻找到更高薪的工作。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们对专门开设英语语言类课程一事给出了否定的建议。

　　而以立威廉、鲍威尔为代表的其他传教士则认为，系统学习英语，能够帮助更多中国人了解西方先进科学文化，进而崇拜西方教文化。这使他们给出了与狄考文等人截然相反的答复。

　　最终，经过长期的英语教学必要性的争论，传教士们逐渐采用了后者的意见，并在达成共识后开始着手研究适用于中国实际的英语教学方法。

　　而与教会学校“中华归主”的目的不同的是，民间因为商贸往来的需要，也兴起了学习“商贸英语”的需求，所以很多中国商人也开始进入英语补习班，以谋求更好与外国人做生意的机会。

　　其中，外交官曾纪泽，就深感在国内普及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在他极力宣传与争取下，由官方推行英语教学一事得到了帝国统治者的支持。

　　但就如对英语具有极大热情的光绪皇帝，在学习英语后也只是提高了写作翻译和阅读能力而不能实现与外国人的正常对话一样，我国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核心课程，也只是就培养英语书面写作和翻译人才做出了要求。

　　当时的课程体系以低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作为划分，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英语学习要求。前者只要求认识单词、浅解句子、讲解短文和练习语法，后者则过渡到阅读文章和翻译文章。

　　距今150多年、印有“咸丰十年”的英语教材，让现在的人们窥探到了晚清人们的英语学习方法。这种用汉语谐音标注英语单词的方法，对当时的人们实现与外国人的顺畅交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也是当时所能想到的学习英语的实用方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