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照片网络时代的另一种

美食照片网络时代的另一种本站　　在当下社交媒体中美食照片随处可见，不论是社交广场的“微博”，还是熟人社交的“微信朋友圈”，抑或是餐馆指引的“大众点评”、提供菜谱的“下厨房”，或者网络红人主导的“小红书”，无一不充斥着中外美食、饮料、餐馆、吃饭的人们的照片

　　在当下社交媒体中美食照片随处可见，不论是社交广场的“微博”，还是熟人社交的“微信朋友圈”，抑或是餐馆指引的“大众点评”、提供菜谱的“下厨房”，或者网络红人主导的“小红书”，无一不充斥着中外美食、饮料、餐馆、吃饭的人们的照片。在社交网络中，美食摄影的普遍性和数量级仅次于网络。

　　民以食为天，食以摄为先。哪怕是不喜欢在社交媒体暴露自己行踪的人们，面对卖相、食欲俱佳的食物、饮料，也会忍不住拍摄下来，日后可能会作为文字配图上传到社交媒体，或者发给某位朋友或微信群里。这些被分享的美食照片不再单纯是某个具体食物的图像，而是和、旅拍等图像一样，成为社交摄影[1](Social Network Photography)的内容之一，人们拍摄并分享的行为则成为社交摄影行为。所谓社交摄影，我们把它界定为大众、自媒体或组织机构使用社交网络生产、传播图像(包括静态图像和动态图像)的摄影行为。社交摄影所涵盖的范围很广泛，包括普通人的日常摄影，艺术家使用社交网络进行创作的作品，企业使用官方账号进行形象传播，政党乃至国家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像叙事，等等。社交摄影已经成为社交网络中最直观的叙事方式和视觉建构方式，从而引发传播学、社会学的关注。

　　美食社交摄影作为社交摄影的一个重要呈现内容，承载了图像背后的诸多信息和意义。食物，是社会最小的单元—家庭中的基本联结，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家庭的餐饮模式也在发生改变，美食社交摄影自然也就包含着社会进程的诸多信息。例如，如果是家乡的老人给城市里面打拼的孩子做饭，那么社交摄影表达的是食物的分量和地道;如果是自己工作之外的闲暇亲自下厨做一餐，那么社交摄影也许表达的是自己的心情:没有丢掉烹饪手艺，就像坚守了一种传统性，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坚守生活的情趣。

　　于是，从拍摄者角度来说，从图像的生产到传播，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也是一个视觉审美的操练、自我呈现的展演过程。美食社交摄影的生产者既包括普通人日常拍摄和分享的图片或视频，也包括在抖音、B站等平台以自媒体或企业机构的身份生产的图像或视频，而后者往往最终导向商业转化的目的。本文仅把普通人的美食社交摄影作为案例，研究范围除了以食物、饮料为主体的静物照片之外，还包括餐饮空间、餐饮活动中的人物等内容的图像，分析其生产动机、传播策略，以及美食社交摄影行为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在公共场合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言谈举止，或多或少地进行印象管理工作，以期给别人一个良好印象[2]。如果说人们的网络是最直接、最普遍的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的话，美食社交摄影的界面则有些隐晦含蓄，且更为友好。观者可能会因为朋友频繁分享颜值在线(也许拜“后期制作”所赐)、一身名牌的而感到厌烦，从而屏蔽对方的朋友圈，但一般不会屏蔽总是发美食照片的朋友。因为食物本身太诱人了，而且进食是天经地义的事，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个吃货。然而，美食照片其实也和一样，包含自恋、炫耀、印象管理等慎密心思。很多人会有意识地使用这些代表自己的视觉元素来进行自我呈现，有时也会通过回避或夸大的方式来打造自己的人设，这一切取决于拍摄者是否愿意进行严苛的印象管理。比如公职人士大多不会在朋友圈发美食照片，即便偶尔发了，也是清汤寡水式的食物照片以示清白。而自主创业人士则可能会打造“成功人士”的人设，夸张性地呈现自己饮食如何精致有品位，从而加强“成功助长成功”的印象管理，有利于他们事业发展和人际拓展。

　　我们从线上的参与式观察中发现，美食社交摄影制作质量高、分享频率高的人士，往往是没有婚育等生活负担，经济上没有大压力的群体，也就是过得还不错的那类人。他/她们把追求美食作为生活重要乐趣，甄选餐馆、勤练烹饪，在社交媒体发表美食照片帮助他们强化自我认同。这类人群非常注重器材和技术，使用当下最新智能手机或高配置的单反、微单相机拍摄，然后使用手机图像后期处理APP来精修图片，再成组上传。如果简单地区分他们的“作品”和普通的美食社交摄影，区别就是他们擅长使用大光圈镜头、人像/美食模式或后期APP特效来虚化背景以呈现小景深的视觉效果。

　　社交摄影的核心价值就是图像社交价值，即用户使用图像巩固、发展和他人的线上社交关系，并有可能进一步产生线下社交关系。分享决定生产，可以说社交摄影行为是个人或机构通过图像社交来展示和形成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由布尔迪厄提出，是人们拥有的一种无形资本，如社会地位、声望、权威等，只能通过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交往中方可获得。互联网时代，人们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平移到线上，图像的社交价值就凸显出来。因为图像信息的发散和接收都是直观、便捷及低成本的，而图像包含的信息及背后分享者的行为模式，则会展现人们的社交关系和社会资本。

　　从美食照片来看，人们分享自己手工制作的美食，如手冲咖啡、烘焙、菜式等图片可能会引发线上朋友圈口味相近的朋友关注，从而为社交铺垫一个良好的基础。疫情最严重期间，人们主动在家隔离，吃饭基本都是自己或家人做的，外出就餐几乎为零。此时人们分享自制美食的图像行为比平时都要多很多，争相打造会做饭会持家的人设。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让人们保持社交距离的极端情况下，自制美食的图像成为线上硬流通的社交货币了。

　　除了单纯呈现食物本身的静物照片外，我们把餐饮空间图片，如餐馆、居家场景，以及餐饮活动中的人物都纳入到案例研究范围，这类图片通常会单独分享或者和美食静物图片组成一个系列同时分享。分享餐饮空间图片取决于分享者是否愿意更深层次的自我暴露。

　　餐饮加人物的画面内容则丰富了美食社交摄影的内涵，强化了其社交性。一个人如果分享自己做东西或吃东西的，说明他/她对食物和自己当下现状都比较满意。和他人一起就餐的图片则是分享者展示自己的社交关系及社会资本的绝佳方式。一般来说，如有机会，人们很愿意分享和自己喜欢或看重的人一起吃饭的社交图片，一方面是情感需求，另一方面是社交需求，展示自己的生活、工作圈层，既有画面里人物彼此的社交关系的建构，也有分享者和观看者的社交关系的潜在形成和提升。而这类分享往往牵扯到画面中人的意愿和隐私，所以从媒介素养角度来说，分享者应该征得同框中人的许可后再发到社交媒体。另外，美食社交摄影在社交平台上还可以增加地理标签，以及一些平台的分组和屏蔽功能，这就让分享者可以丰富分享信息，精准投放，从而获得可控的社交收益。

　　美食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的趋势是越来越体现美食本身视觉上的“妖娆”—很多评论家将这种“视觉妖娆”称之为“美食”(food porn)。这个概念是女权主义记者Rosalind Coward提出的[3]，最初的大意是“美食其实是主妇艰辛的劳动，但成了取悦家庭里面男人的味觉的抚慰”。她是愤懑于家务劳动没有社会计薪。后来，“美食”的意义转化了，尤其是美国健康饮食组织“公共利益科学中心”(CSPI)采用了这一概念作为专栏“食物正确与美食”的名称，它将厨房和卧室“隐喻式关联”，将健康的“清煮、天然沙拉、坚果、鲜蒸”代表的“禁欲派”和以“糕点、高脂肪、重盐、高糖、煎炸”代表的“派”对立起来。后者会产生重口味的愉悦，受到更多男性的喜欢。所以在厨房的性别权力关系中:母亲/妻子喜欢的是清淡的健康口味，而重口味被认为是迎合男人/父亲的口味。

　　在人们的美食社交图像中也能看到这种趋势，人们更愿意分享和观赏重油重调料的动物蛋白类的菜式和饮品，尤其是深夜发放的美食图片，如果不够重口，分享者都不好意思称之为“深夜放毒”。至于分享者是否深夜里正在吃这些重口味食物并不重要了，他们和观赏者双方都需要在未眠深夜来一场视觉盛宴、食欲狂欢，在社交网络时代，人们不仅要吃到这些美食，还需分享才算打了卡，这种视觉消费足以让人们在深夜分泌多巴胺，达到幸福的。

　　但从历史上看，在美食社交摄影里的美食，不过是食物与性之间关系的一个新阶段。食物有很多象征主义的符号，比如巧克力就被认为是一种，但现在转化为爱情的小甜点。但到了美食社交摄影时代，由于广泛的社交资本和社交货币卷入，食物的象征主义变得黯淡起来，或者不太能够在社交摄影中进行此类联想。取而代之就是“美食”，将食物中的亢奋部分提取出来，变成一种类似于的联想，但是健康变成了一种新的清主义，它提醒着胃口带来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悲剧后果，迫使着人们限制卡路里的摄入，于是美食社交摄影在食物的学和营养学之间进行平衡和取舍。

　　大众作为美食社交摄影的生产者，本身就是消费者身份。在餐馆里，他们在消费食物的同时，通过分享食物图片，获得点赞评论及社交关系，这是一种视觉消费行为。当下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线下的、小圈子的餐饮等消费行为，有了社交媒体，人们的分享本能被激发出来，除了分享美食本身，个人的口味偏好、生活品味、社交关系一并展现出来，并达到深层次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人们把自己制作的食品拍下来分享，或上传制作食物时的，这些行为表明生产者不但承担了家务劳动，也在社交网络中进行数字劳作。同样的，我们在餐馆吃饭时拿出时间和注意力去拍摄和分享食物，也属于数字劳作的形态。社交媒体平台会将用户的数据卖给企业，企业从而掌握其偏好、口味、饮食习惯等，然后更为精准地向不同用户投放不同的广告内容，用户再进行转化而固化自己所打造的人设，周而复始。用户既是企业的消费者，又是互联网的数字劳工，我们劳作出来的产品—美食社交摄影，作为UGC(用户生成内容)已然成为商品，同时不可避免的，生产者本人也成为互联网企业的商品。

　　包括美食社交摄影在内，在社交网络时代的自我呈现和自我暴露，都具有双面性:好的一面是打造积极人设，建构和提升社交关系，甚至优秀的UGC生产者会被企业识别，从而成为意见领袖(KOL)或网红达人而获取一定经济收益;令人担忧的一面则是，大众被传播资本所奴役[4]，进行无休止的数字劳作，牵扯大量时间和注意力。更为严重的是，科技已经使互联网成为几乎无所不在的数字掌控主体[5]，每个人的每一个数字行为都会在网络中留下痕迹，一旦遇到社会事件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搜索被人肉，而他们所有的网络痕迹，尤其是直观的图像痕迹，都会成为被审查被鉴定的证据，从而可能面临人设坍塌甚至社会性死亡。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视觉传播方向硕导，日本电通广告株式会社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社交摄影，视觉传播。

　　[4]朱迪•迪恩.传播资本主义和西方的局限[J].全球传媒学刊，2015,2(2):5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