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的祖国（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爱我的祖国（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对我们这些经历过风风雨雨、跟着党和国家一起走过艰辛历程的人来说，更能体会当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正确道路、埋头苦干的历史意义，这种实干兴邦的奋斗精神感染了我。为了美丽理想，虽历尽沧桑，但是壮志未改，在余霞满天中，我要发挥余热，报效祖国和人民。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仿佛转瞬间，我已经跨过一个世纪，进入一百零五岁了。回首百年岁月，既如梦如烟，又历历如在眼前。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投身革命起，我在出生入死的地下党工作中得到磨炼；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亲见一代读书人于艰苦卓绝中的气魄和风骨，也真切听到人民怒吼的心声和越吹越响的斗争号角；新中国成立后，在如火如荼的国家建设中，我从头开始学城市规划、学工程管理；改革开放春雷滚滚，在日新月异的生活变迁中，我和所有人一样见证这个国家的扬眉吐气；有幸跨入新世纪，我更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一个民族实干兴邦的奋发崛起……

　　如果说作为一个百岁老人，我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和认识，那可能就在于，我对“新中国”三个字沉甸甸的分量有着别样的体会，也更能感受到置于百年沧桑的历史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这一喜庆日子是多么来之不易，其间有太多值得记取的故事和经验。

　　贡献社会、服务人民是我一生志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叫我作家、老作家，我还是觉得受之有愧，我是六十年前很偶然地开始创作的，直到今天，也只能算是个业余作家。

　　记得那是国庆十周年前夕，《四川文学》主编、老作家沙汀找到我，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盛情难却之下，我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老三姐》。文章在《四川文学》登出后，被《人民文学》转载，竟引起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注意。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把我请到北京，开门见山地说：“看你是个老革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生活积累；看你的文笔，能够写文学作品，且有自己的特色。我们要求你参加进作家的队伍里来。”我说自己本职工作很忙，邵荃麟说：“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这一点倒真的打动了我。能做两份工作，对社会特别是对青年读者能多一份贡献，的确是好事。于是我回到成都，便这样开始写作了。

　　但那时我的本职工作实在是忙，几乎没有时间来写。《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派编辑周明来成都找我约稿。周明见我的确忙，也不催着我交稿，而是留在成都，趁我休息时来找我，说是想听我摆一摆过去革命斗争的龙门阵。这好办，当年革命生涯中的故事我随便一摆就是好几个，周明马上抓住说：好，就这几个故事，你按你摆的写下来就行。就这样，《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革命文学作品一篇一篇地发表出来。

　　写作打开了我革命斗争记忆的闸门。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生活虽然已经过去，但它铭刻着苦难艰辛的历史，积淀着革命者的智慧与意志，闪耀着无数人的理想与信念，这些都不会随时间而逝去，也不该被我们忘记。它是我们的来路。更何况，那些熟悉的、牺牲了的同伴朋友，常常来到我的梦中，和我谈笑风生，叮嘱我、呼唤我、鼓励我……一种感情在催促我，让我欲罢不能。我知道，让他们在我的笔下“重生”，让后来人知道他们的信念与精神，是我的责任所在。

　　1960年创作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是我文学经历中最难忘的事情之一。创作缘由是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大事：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失散二十年的女儿。二十年前的1941年，我和爱人刘惠馨一同在湖北恩施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我们的女儿才出生一个月，刘惠馨就因叛徒告密，不幸被特务逮捕。她和一同被捕的何功伟同志在狱中英勇斗争、坚贞不屈，后来从容就义，我们的女儿从此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各种场合打听其下落，却毫无结果。后来通过组织查找烈士遗孤，湖北省公安厅组织专案组，经过一年多曲折历程，终于把我的女儿找到了，她那时已经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一年级。巧合的是，何功伟烈士的儿子也同时在这个学校读一年级！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忙飞往北京，抱着两个烈士的孩子，潸然泪下。

　　这件事在四川一时传为佳话。沙汀等文学界的朋友鼓励我，以此事为引，写一部长篇小说。虽然那时我工作仍然很忙，但我已经从感情上进入角色，把烈士们革命斗争的事迹彰显出来，这是我念兹在兹、一刻也不曾忘却的事。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动起笔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终于完成这部《清江壮歌》。小说中有关贺国威和柳一清的许多细节，都取自何功伟和刘惠馨两烈士的实际斗争生活。与其说这是我写的长篇，还不如说是烈士们用鲜血写就的。

　　这部小说一边写，一边在《四川文学》和成都晚报上连载，后来武汉日报也开始连载，没想到竟获得那么多读者喜欢，我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四川大学的柯召教授告诉我，他每天晚饭前必去取成都晚报，看连载的《清江壮歌》，他说许多教师和同学都如此。这部小说的连载，也引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注意，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开印就是二十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四川、武汉的广播电台还先后全文连播。《清江壮歌》奠定了我对革命文学的信心，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对革命先烈的历史事迹渴望有更深入的了解，革命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光与热一样，永远为人的心灵所需要， 也一定能发挥凝神聚力的作用。

　　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都会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他们从自己切身体会中知道，离开了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没有作家的存在，更说不上创作，即使创作了，也不为广大人民所欢迎。”我还记得，1982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时，在国际作家会议上做了此番发言，这是我创作的肺腑之言，也是我对许多作家同行们的观察所得。

　　在我生活过的一百年里，中国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进行的革命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炫丽！有多少慷慨悲歌之士，多少壮烈牺牲之人，多少惊天动地之事，都可以作为我们加以提炼与展现的文学素材。遗憾的是，我写出的只是这丰富素材中的一小部分。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时代永远是需要文学和作家的。如果我们拿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精品来，人民永远是欢迎的。因此，我始终怀抱乐观的态度关注文学界。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必将有大量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精品涌现出来，前提就是作家们自省、自强，“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坚定走一条雅俗共赏的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之路。这也是我愿意为之摇旗呐喊、终生不改的文学志向。

　　一百岁的时候，我的长篇回忆录《百岁拾忆》出版了，那时，我为自己定下一个“五年计划”，希望能继续我的文学创作。五年里，我完成回忆录《人物印象——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和小说《夜谭十记》续集《夜谭续记》，都已先后交付出版社。我在一百零五岁的自寿诗里写道：“三年若得兮天假我，党庆百岁兮希能圆”，朋友们笑说，这是我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笑谈归笑谈，但这真的是我的梦想。还记得1938年，我在入党申请书上郑重其事地签下“马识途”而不是本名“马千木”，因为我确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老马识途了。一晃八十多年过去了，对我们这些经历过风风雨雨、跟着党和国家一起走过艰辛历程的人来说，更能体会当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正确道路、埋头苦干的历史意义，这种实干兴邦的奋斗精神感染了我。为了美丽理想，虽历尽沧桑，但是壮志未改，在余霞满天中，我要发挥余热，报效祖国和人民。

　　（作者为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