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钱眼儿”看历史

透过“钱眼儿”看历史本站　　西汉末年，整个社会发生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虽说是太平年间，但经济的问题却让这个国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进而引起了民众对汉朝货币的质疑

　　西汉末年，整个社会发生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虽说是太平年间，但经济的问题却让这个国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进而引起了民众对汉朝货币的质疑。之时，王莽借势上台成立新王朝，他企图通过货币改革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在儒家理想主义的蓝图下，王莽以古制发行钱币，频繁地替换钱币，更改货币价值。货币难以形成稳定的价值，让人们对于新朝的货币制度提出更大的质疑。无序的货币改革，导致了民间私铸铜钱，官方的失策和民间的投机，使王莽的货币从价值连城变为一堆废铁。最终在多种影响下，这个新王朝随着货币改革的失败，也灭亡了。

　　金钱是门学问，金钱、货币自古便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息息相关，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螺丝钉，起到的是稳定整个社会基础的工作。钱币虽小，但其中的学问极大，不得规律往往会使整个社会产生混乱。在中国的历史上货币的历史极为悠久，足以成为一门学科，一种拥有自我历史的文化。已故著名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先生的巨著《中国货币史》，自1954年首次出版以来，已然过去了66年，其对中国钱币的研究，无论从宽度还是深度，至今仍没有任何作品足以超越，填补了中国货币史的空白。至今，若研究中国钱币此书是必看的权威论述。中国古代经济对于、军事的影响极为重要，但人们却经常忽略经济的因素，或许是传统的思维影响，让金钱与经济在史书上难有一席之地。所以，当今人以现在的眼光看待中国古代史时，经济与货币的影响便在种种疑问中重新浮出水面。

　　中国货币的发展基本上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步，在先秦时期较早的阶段，虽然有经济活动，但总体来说整个社会还是处于一种自供自足的阶段，经济活动相对较少。在周朝以前，一方面是文献记载少，另一方面考古发掘也并没有社会经济活动等相关的发掘成果。按照传说，中国的钱币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但是这大多基于暂时无法证实的文献和传说。《管子》说：“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司马迁有写到高辛氏以前就有龟贝金钱刀布，班固认为神农氏的时候就有金刀龟贝。虽然有这么多人说，但就考古发掘的证据来看，黄帝和高辛氏的时代，那时的人们还不会使用金属，因此也就不会有金属货币。周朝以前的货币研究，多显得资料不足。因此在《中国货币史》中，有关中国货币的起源并没有多做论述，而是将前人的资料列出，等待更多地发现、更多的研究成果公布后再详加研究。

　　比较肯定的是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从中国字的结构上就可以看出，凡是同价值有关的字，绝大部分结构中都会有贝字存在。可以说在中国文字形成之前，贝壳就已经是可以体现价值的物品。在一些商朝墓葬中出土了“铜贝”，可见由于真贝壳不足，人们也在想办法仿制贝壳，用稀少的金属制作贝壳来表示价值。贝壳在古代是装饰品，也是一种奢侈品，可以作为有价值的东西，但缺少了流通性。因此在逐渐地发展中，货币的历史也逐渐和人们的生活关联起来，在人们的活动中逐渐产生了货币。

　　我们常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封建制度的开端，其实这种看法比较片面，早在周朝甚至殷商时期就已经是封建制度，只不过还结合着奴隶制度，与之后持续千年的封建集权制还不太类似。但已经是封建社会的基础结构了。先秦时期的封建制度，在上权力较为分散，天下共主周天子将领地的统治权分给自己手下的诸侯，诸侯的权力再分散给卿大夫，中央一旦有事各诸侯、卿大夫、地主、奴隶都要响应号召，团结力量。但是，随着诸侯实力的增强，地方渐渐与中央产生分离。实权落到了诸侯手上，而周天子逐渐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没有了实权。此时，中国的经济状态是保守的经济制度，物品交换流通不重要，有关货币的使用不统一，实物置换、土地置换等多种交易方式并存，货币在市面上并没有流通起来。各个诸侯都是以自给自足为目的，整个社会在经济方面与殷商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彭信威的研究中发现，我国最早的史书《春秋》中，完全没有提到货币的事，而币、帛等实物却屡屡被提到，实物经济在此时是一种重要的流通手段。当时并没有所谓的一般等价物，而多是出于对实物的认识和共识做出的交易。春秋时期，秦穆公的重要谋士百里奚，就是秦穆公以五张羊皮交换而来的。可见在当时并没有货币流通的概念，春秋前后，并不是没有交易和货币，只不过以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经济较为不重要。对于货币而言还处于启蒙的初级阶段。

　　在书中笔者看到这样一种看法，古时候劳动人民以自己的生产工具作为基础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铲、刀、纺轮等工具取得了人们的共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逐渐演变成布币、刀币、环钱等形状类似生产工具的钱币。它们各自产生的基础与环境都不相同，还有更多种的钱币在流通着，形成了一个不规范依靠使用习惯的货币经济活动。在当时，货币的铸造和流通都是以地方为基础的。铸币的权力并不在中央甚至也不在诸侯手中，而是由各个城邑分散铸造，因此不光币种繁多，而且制度也不统一，因此往往在钱币铸造时会加铸上地名，以示区分。在流通上，也不是一个地方只有一种货币流通，通常有两种以上的货币流通。在彭信威看来，这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有些地方经常易手，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统治者所制定的规则不一样，因此各时期的货币也往往来不及淘汰，先通用着。也有可能是商业发达的城市，为了和不同货币体系的城邑进行贸易，因此让各种钱币铸造通用，促进经济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人员流动频繁，经济活动增加，促进了货币的使用。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国各地对于货币的价值没有共识，货币种类繁多，使用起来非常不便，容易造成市场的混乱，也容易被各国的游商钻空子。因此，对于货币的统一、对货币的重新规范也是大势所趋，这个任务交给了统一六国的秦国手上。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后便着手货币的统一，在货币方面为中国货币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废除了战国时期各种各样的货币，把方孔铜钱“秦半两”推广到全国，并为后世的铜钱制作打下了模板。这种以铢两为单位的货币制度，其实并不是秦始皇的首创。这种货币是经整个战国时期陆续演变出来的，也是在秦国和其他国家互相影响的作用下发展而来的。所以这种货币制度的统一既是一种开始也是一种结束。

　　在彭信威看来，币制的统一是、军事统一和文化融合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次大碰撞大融合。在国与国的融合中，逐渐出现了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为代表的大国。在影响方面，燕赵地处北方，气候寒冷，文化落后，物产也不丰富，对于中原各国的经济影响较弱。而在战国后期，相比较而言，秦、楚两国可以说是当时文化、物产都丰富的强国，对经济的影响也比较大。秦国使用环钱，楚国使用黄金，其余国家主要使用刀、布等币种。在权衡之下，统一六国的秦国决定采用黄金和环钱同行的双币制，既用环钱也用黄金。我们现在所说的“金钱”金和钱就是秦国用黄金和铜钱统一币制的简称。

　　货币最重要的功能是它的流动性，当各种货币在市面上流通时，人们会自然的淘汰那些不方便，使用起来麻烦的货币，因此流通能力强，最为方便的货币则成为人们的选择。逐渐地这种选择会慢慢成为一种规模，让流通力强的货币更容易地在市场上流通。在战国后期，人们逐渐发现楚国的黄金与秦国的圆形方孔钱在市场上的流通能力极为优秀。在双币制下，黄金被称为上币，单位为镒，等于二十两；铜钱为下币，即半两。一般上币用于大数目的支出，比如帝王的赏赐、贵族间的送礼等等，老百姓的日常交易用的都是铜钱。

　　秦始皇在统一币制后，将铸币权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发行，确保了国家的利益与权力。但在彭信威先生的研究中发现，通过比对各种已发掘的秦半两，他发现目前遗留下来的秦半两，枚枚都不一样。至今也没有发现整齐、文字规矩、重量标准可以作为标准样本的铜钱。在彭信威看来，虽然当时秦始皇颁布了统一的度量标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地方的执行并不严谨，难以贯彻统一的标准。再者，当时的价值观念还很陈旧，铸钱者对于钱的重量和形制，并不太重视，所以经常有短缺或者超标的情况出现。和后世西汉的五铢钱相比，显得多有不足。

　　史书中记载的秦始皇对于币制的相关规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立法。中国货币虽然出现的很早，但基本上没有制度可言。而秦始皇对于币制的规定，在历史上意义重大，除了确定货币的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确定了货币的形制。象征着天圆地方的方孔圆钱，对于迷信方士的秦始皇有着特别的意义，这种钱可能并非是秦始皇创制的，但是经他统一过后，中国货币的形态就固定了下来，之后千年中没有改变过，同时也影响了周边国家及少数民族。这种方孔铜钱直至辛亥，随着帝制的废除，这小小的方孔铜钱也结束了它的流通历史。

　　通常我们所说的货币购买力是指货币与商品及劳务的相对关系。所以购买力的变动，不一定是由于货币本身，商品和劳务关系也会影响货币的购买力。在战国末期，商品生产逐渐发展，人民对于货币的使用不再陌生，因此将自己暂时不需要的消耗物资转化为货币，将货币本身作为财富。这让货币量也渐渐增加。

　　秦始皇时期，因为对人民的苛政，肆意的浪费人力，使生产大大减少。人们不是北修长城，就是南戍边疆，因为不堪重税和压迫，很多劳动力成为了盗贼。延续至楚汉战争，八年间，双方不断用兵，死伤上百万，生产被严重破坏。战争所带来的影响，落在货币上。执政者简单地认为国家的穷困是因为没有钱买东西，他把货币当做财富，认为货币的购买力是不变的，因此采取了减重的措施。以减重换取多铸，认为有了钱就可以买各种各样的物资，只要货币增加，国家和人民就富足了。中国的第一次货币贬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汉朝初年，货币由官方减重，当时通行的黄金和铜钱都削减了重量。黄金一金由一镒（二十两）减为一斤，铜钱在官方标准下一减再减，有些小半两，制作基本是仿制秦半两，但重量只有一铢左右。秦半两本来重量是半两十二铢，这种减重的铜钱如今只有之前的十二分之一。这种大肆减重加铸的伎俩，让民间物价上涨，货币迅速贬值。在诸如《史记》、《汉书》等中记载，此时的米价一石已经涨到了一万钱，一匹马涨到了一百金，而原本米价只有二十八钱，马一匹只要十四金，可见越是老百姓日常所必需的物资，价格越高。这种既无奈又无知的操作，让大量的民间财富被掠夺，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政府把物价上涨的责任，推到了商人身上，说是因为商人囤积货物导致的物价上涨。其实，虽然说商人的囤积的确会导致物价上涨，但是从更高的角度看，根源还是在于物资的缺乏和货币的减重，商人的囤积只是助长了涨价的风潮。

　　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直到汉文帝时期，才采取了稳定货币的措施。一方面，因为当时政局已经平稳，整个帝国正在从动荡中走出，所以汉文帝就命令全国增加生产，奖励农业，鼓励人民下地劳动，让居住在长安的诸侯回封地督促生产，增加全国的物资储量。另一方面，施行通货紧缩政策，全面休养生息，各种抚恤一般多用实物，很少用铜钱。通过税收，将收上来的钱储存国库。重铸铜钱增加重量，将很多重量极小不符合规制的铜钱重铸。但同时让人不解的是，汉文帝在增加铜钱重量的同时，却允许个人私铸，这让人很难理解。不过在彭信威看来，在当时人们的理解范围内，认为物价的波动是因为铸造恶币所导致的，货币的跌价主要来自分量的减轻，只要维持住钱币的重量，价值就不会有变动。而对于钱币的私铸则采取放任主义，只要按照官方的标准铸造就可以被允许。在政府看来，只要按照官方的标准铸造，民间造币要比官方造币节省了一大笔铸币费用，之后再通过税收将民间制造的铜币收上来，那看起来和官方铸造的效果一样。

　　中国的第一次货币贬值，在汉文帝的手中逐渐恢复正常，汉景帝延续了汉文帝的政策，并于景帝六年禁止私铸钱币，将铸币权全收归国家，这使得货币价值逐渐恢复正常，并且物价也有下降的趋势。两代执政者的努力，创出了中国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有关货币制度的改革与矫正，也是这段盛世的一个缩影。

　　彭信威先生曾说：“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理解历史。”中国的货币史，诞生得早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独立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货币文化。中国的货币发展脉络清晰，最早的铸币，刀、布、环钱等都是在中国文化基础的影响下，自发而生的，布币由古代农具的形象演变而来，刀币的原型则与殷墟出土的刀一模一样，而我们熟知的秦半两方孔圆钱，来源则与殷墟出土的纺织轮一样。通过了解货币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思维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生活环境。以现代的角度看，或许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毫无制度可言。不过，我们若以发展的角度看，将自己处于那个时代来看，历史上为了货币而做出的任何制度以及错误、改革等等都有其意义，充实了中国的货币文化。(肖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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