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浅谈汉代农业当中铁官和铁具的关系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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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具是农业技术的一种物质表现形式，农具的更新与进步体现了这一时期农业技术发展的水平。铁器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战略资源，铁器生产与铸造技术作为一种资源，已成为集权政府驾驭和控制地方经济和力量的重要手段。汉代农业经济的进步，得益于铁农具技术的发展和推广。

　　汉代的铁官制度框定了铁农具及其铸造技术地域传播、发展的基本行政机制。对铁农具及其铸造技术的管理，是汉政府在农业生产领域内，实施的一种强制性的经济措施，既体现了国家的经济意志，又体现了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

　　铁农具及其铸造技术传播的源地是中原、蜀汉等农业经济发达地区，传播的目的地则是周边农业生产较为落后地区。两汉时期，以铁农具为代表的农业技术在屯区等地快速推广与发展，得益于政府一系列经济战略制度的实施，它成为推动汉代农业技术区域传播的基本行政机制。

　　铁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质资源，是封建社会时代兵器和生产工具的基本原材料。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政府对铁的开采、冶炼乃至器具铸造等均实行放铸与私铸的政策，政府只征收赋税，并不参与民间铁器的铸造与销售。由于铁器“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因此，铁器的生产与铸造成为了暴利经济活动。

　　放铸与私铸的放任政策，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后果：一是政府失去了对钱币铸造和发行的权利，导致钱币私铸盛行，财富流失巨大；二是地方诸侯王以冶铁、铸钱等暴利活动聚敛大量财富，对抗中央，直接威胁中央集权的统治。元狩四年，汉武帝实行以打击盐铁大商人为主的抑商政策，实行盐铁官营。

　　《汉书·食货志》记载：“（盐铁官营政策经）宜、元、成、哀、平五世，无所变改。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

　　西汉的铁官完全垄断了铁的冶炼与铁器铸造，从矿石开采、冶炼、铸造直到铁器的运输销售等都由政府直接管理，完全排斥了私商参与的经营活动。铁器官营及铁器均输的政策成为一种基本行政机制，促进西汉中后期铁农具及其铸造技术地域传播，其间虽经过朝廷激烈的盐铁公私利争的激辩，但铁官制度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汉代，全国产铁的地方相当多。盐铁官营后，铁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质资源，成为政府控制和驾驭地方经济和发展形势的一种手段，一些自战国以来就有的冶金之地，如吴越等地的冶金事业就荒废了，连胶东、鲁国原有的铁器铸造也被禁止。这种情况表明，西汉的铁官设置紧紧围绕集权统治的利益而服务。

　　盐铁官营的政策在两汉之际因战乱而有所废弛，东汉初，铁器官营的政策因财政的需求而在一些地方有所恢复。如章帝时，“复修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但东汉的盐铁政策并不是完全的官营垄断，盐铁私商始终与官营盐铁机构并存，有时官方仅是征收盐铁榷税而并不参与和掌控盐铁具体经营。

　　东汉时，铁营私商是普遍存在的，政府并不垄断铁器的冶铸与销售等，除了私商冶铸向政府纳税外，地方政府设官冶铸也是铁器生产的基本形式。拥有铁矿资源的东汉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盐铁等重要经济资源的开发及经济收益也基本归当地政府。

　　铁官作坊产品的输出、铁农具的生产与销售能够实行得益于地方铁官的发展，减少了铁农具流通领域中各种不必要的运输及行政管理成本开支，铁农具被普遍推广。可以见得，对于铁农具的推广与普及来说，地方冶铸业的普遍发展对农业进步更为有利。铁农具及其冶铸技术的传播和推广，促进了偏远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农业经济的进步。

　　铁农具在地区间的发展与普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汉朝初期，冶铁业中的大多数都用来铸造兵器、钱币和手工业生产工具，用于农具的铸造相当有限。铁器官营以前的时期，铁农具承袭战国形制，品种单调，数量较少，木质农具仍在广泛使用，尤其是在人烟稀少生产落后的广大江南地区。

　　古人所谓“斫木为耜，糅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是说农业的生产从木器工具开始。至西汉之初，木农具应用的痕迹仍残留在人们的生活记录中，即锸、锄等农具常用“木”字旁表示，主要的起土整地工具仍是手工操作的钁、锸类农具，效率低下，土地垦殖面积不广。农具和耕作技术的落后是汉前期农业生产没有取得明显进步的一个基本原因。

　　西汉铁器官营后，国家集中全国的铁器资源和技术熟练匠人，为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集中力量提高铁农具耕种的效率，除了从工业上促进铁农具的进步，包括大铁犁、犁壁及多齿耙等的出现，再就是大力推广铁农具，但重点推广的区域有限，尤其是铁官限冶和供铁的政策限制和束缚了一些偏远落后地区铁农具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土的铁农具，品种增多，质量提高，但铁农具分布区域明显不均：黄河流域政府控制的基本经济区铁官设置较多，冶铸作坊多，炼炉规模大，铁农具的使用较为普遍；江南广大侯国地区，在政府经济抑制和限冶供铁政策下，铁农具的供应有限。而且边远地区的铁农具具有明显的外来化特征，这是受政府区域供铁的政策所致。

　　从各地出土西汉中后期铁农具看，铁犁开始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铁犁牛耕”在许多偏远地区得以实现。农具的种类日益增多，除了铁犁的各种装备器件外，钁、铲、锸、锄、耙等中耕管理农具较为丰富，田间管理技术进一步提高。相对西汉前期铁农具主要是铁件锻打制作，铸件农具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制作技术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

　　这一时期铁农具的发展与推广不仅仅表现在农具的种类和数量增加，尤为重要的是，铁农具在政府的统一均输供应体制下，开始突破地域藩篱，铁农具及其铸造技术开始向偏远地区传送。从东北至西南等偏远地区铁农具中铁犁、犁铧及常用的钁、锸、锄、铲等出土情况看，这一时期铁农具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所发展，并得到一定的推广。

　　南方僻陋地区铁犁牛耕能够发展，主要与内地移民分布与多少有关。西汉中后期及两汉之际因兵、灾迁徙逃亡的北人避乱江南，大姓豪族颇多。南方铁犁牛耕的农耕生活主要集中在从北方迁来的汉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如郡县治所、军队驻地及重要交通线路等，南方铁器冶铸事业的发展及铁农具的逐渐普及，得益于当地的内地移民。

　　发展到东汉时期，铁犁牛耕的广泛普及正式标志了铁农具成为了农业的主要工具。在以手工劳动为基本投入的前提下，金属和木质农具对土地垦辟和提高劳动效率方面的差别并不是很明显。唯有畜动力犁耕机械的使用，才开始把手工劳动和机械劳动简单区别开来，铁农具对农业生产提升的巨大效果，从铁犁牛耕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几何级翻番就能看出。

　　三、铁农具、铁官营：促进农业进步的铁器是怎样普及全国的《盐铁论·禁耕》记载：“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郁灭，仇雕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

　　铁器对于控制一地和农业经济发展形势的决定作用十分强烈，正因于此，汉代尤其是西汉时期的历届政府对铁器的控制都十分严厉，铁器在地区间的发展与流传亦成为集权政府巩固统治、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手段。

　　西汉的铁官受中央大农的直接管辖，税赋入中央财政，他们除了从事铁器的冶铸之外，还有一个基本的任务，是在中央大农的统筹安排下，根据就近原则，实行异地均输的调配和销售。这是把全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最大程度地争取异地均输的利润，实现资源的优化。

　　铁器官营、均输的制度说明了在政府的垄断控制下，自然资源已经通过政府行政机制的作用开始转变为巨大的财政资源，而且无论是政府移民开荒、生产救济或屯田定制所需的官方“大器”，或是一般农民日常生产所需的农具，铁农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这一制度发挥作用的大小。

　　地区铁官分布的数量及政府经济发展的战略，直接影响了各地铁农具的普及程度，并最终影响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原地区各地大铁官基本都要向外地输出本地所产铁农具，尤其是中原地区冶铸技术高、铸造作坊多的大铁官如河东郡、河内郡、河南郡、南阳郡、汉中郡、颍川郡等成为铁器外输的主力。

　　除此之外，铁器的均输调售按照区域相邻的原则来进行。由于大部分铁官基本集中在内地技术发达地区，而政府又垄断了矿石的开采、冶炼与铁器铸造，因此对于铁官较少或没有铁官的其他广大地区来说，对铁器的需求就必须依靠官方的均输渠道来获得。在铁官制度的作用下，短短几十年间，政府对铁器及其冶铸技术的传播已经达到了其所控辖的几乎所有行政地区。

　　铁农具及其铸造技术输出的方式既有成品输出，也有半成品及铁板材，还有中原地区铁官制造的冶铸铁范模具。输出半成品及铁板材和铁范模具，是为了满足许多没有大铁官或铁官冶铸作坊的地区，为发展本地经济的需要采取的技术输出措施，这对边远地区铁器制造业的发展及农业经济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铁农具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该时期为古代封建社会和经济逐步形成并走向繁荣强盛，统治阶级的重本抑商的思想盛行，这表现在全国许多地方发现有考古遗址及墓葬中等均出土铁农具。在东汉中晚期全国各地基本实现铁器化，其中铁农具是重要标志之一。

　　从木器到铁器，从人力到牛耕，汉代农业是中国农业历史上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时期。汉代铁农具从结构到种类的变化多样，在我国农具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汉代发展和创造了藕犁、楼车等，这都促进当时农业的生产的发展，也为以后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汉代铁农具以中原地区为核心，边远地区的农具铁制化基本源于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技术的渗透。总体来说汉代铁农具中原地区占主流，边远地区的铁农具所表现的文化特征属于中原系统，虽然一些边远地区铁农具地方特性较强，这也是由于本地独特的自然环境所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文化的多样性。

　　铁农具在汉代迅速发展的动因，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及成就，为以后铁器冶铸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技术基础；第二，铁器的本身发展尤其是钢铁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第三，社会的原因，汉武帝实施的盐铁官营，再者政府要大量垦荒造田，特别是在边远地区的开发和经营。这些因素对汉代铁农具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