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崇毅传奇人生：首位向中央建言包产到户的人

郭崇毅传奇人生：首位向中央建言包产到户的人本站　　郭崇毅同志是安徽也是全国最早向中央反映肥西农民包产到户情况的人

　　郭崇毅同志是安徽也是全国最早向中央反映肥西农民包产到户情况的人。他忠实履行政府参事职责，冒着巨大的风险，三次上书党中央呼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为促进我国农村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8年11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作出《关于学习郭崇毅参事的决定》。2008年12月5日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联合发出《关于学习政府参事楷模郭崇毅的通知》，郭崇毅“这位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的政府参事”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褒奖。

　　作者丁育民先生，作家、主任编辑，1933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出生，江苏宜兴人。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书中内容或由郭崇毅参事亲口所述，或是亲手交付原始史料，郭崇毅还亲自审定了该书内容。丁育民写这本书，前后20载，八易其稿。因此，本书可谓是极为珍贵的亲历、亲见、亲闻之作，完整、客观、生动地再现了郭崇毅参事光辉的一生，具有很强的史料性和可读性。

　　就在这一年，郭崇毅的故乡——安徽省肥西县，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灾。自入夏，到冬季，未落过一场透雨。田地龟裂，晚稻颗粒无收，午季作物小麦、油菜种不下去，来年春荒，不堪设想。人们仰望着百年未遇的焦天大旱，忧心忡忡，人心惶惶…………

　　当时安徽省委万里同志，眼看着这危急万分的严酷形势，心急如焚，如坐针毡。为了挽救来年春荒，必须千方百计保障眼前的秋播秋种，这是当前的关键的关键。省委当机立断，作出“借地渡荒”的救急决定。立即以省委的名义，发出“六条紧急指示”①。其中一条名字就叫“借地种保命麦”。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文件中，仍然明明确确规定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啊！………… “借地种保命麦”， 说得容易，怎么个“借”法呀？一接触政策的实际，犹如眼前拦起了高压线，“借地种保命麦”，还只能是“水中明月”、画饼充饥啊！

　　也就在这一年，肥西县山南区委汤茂林、官亭公社杨传华（呵，又是这个自愧自责的杨传华），他们祖宗八辈子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深知农民的疾苦，眼看着土地冒烟，庄稼枯萎，心如刀扎。严峻的形势，明摆在他们这些农村基层干部的面前。一边是坚持原则，死守政策，眼睁睁看着来年春荒饿死人；一边是领着社员铤而走险“走歪道”犯政策，谁都知道，政策这道线，这可是“高压电”啊，摸不得，碰不得的。弄不好要闯大祸，倒大霉，身败名裂的呀。怎么办？这两位土生土长的农村基层干部，硬是让大灾逼出了一身大胆：说道“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这也不是一味蛮干，也要讲点“领导艺术”。与此同时，也逼出了一条非走群众路线的决心：

　　他们私下里商议，打着省委万里“借地种保命麦”指示的旗号，横下心来，铤而走险，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将省委“六条紧急指示”中 “借地种保命麦”一条，来他个“偷梁换柱”，将“借”字改成“分”字。社队上下统一口径，对上说“借地种保命麦”，实际来了个分地到户，抢种“保命麦”。哪知道就这么私下里将一个“借”字改成个“分”字。这个“分”字，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包产到户”。一“包”就灵，竟然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威力，一夜之间，犹如一点星星之火，一下子点燃了郊野荒草，迅猛烧起了燎原的熊熊烈火…………

　　在百年未遇的大旱灾面前，濒临绝望的农民，一下子调动起火一般炽热的生产自救的积极性。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战旱魔。人不分男女老少、干部群众；时不分白昼黑夜，烈日当头，披星戴月，硬是锹挖锄磕，挑水点种。肥西山南区田野里，一下子沸腾了起来，遍地开花，“人海战术”，一派热火朝天！山南区不到1个月时间，在龟裂的旱地上，播种小麦10.8万亩、油菜4.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0%以上。而在以往大集体“大呼隆”的正常年景，整个山南区种小麦加种油菜，两样合在一起，也从来没有超过10万亩面积啊！

　　说到这时，郭崇毅兴高采烈地说，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灾荒年景的奇迹，就这么生机勃勃地出现了！

　　① “六条紧急指示”：即由万里同志领导的安徽新省委，在1977年11月28日推出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稿）》，简称《安徽六条》。“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载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一文，肯定了《安徽六条》。”（引自陈廷一著《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的岁月》。原载《中国作家•纪实版》2010年第9期、2011年2月22日《作家文摘》第6版。）

　　（C7—图356号）1979年夏，郭崇毅在肥西县山南区金牛乡与农民地头交谈。（插入第五部第2章）

　　（C8—图357号）1987年5月14日，郭崇毅（右二）在丁育民（右一）、次子郭其彬（右三）、儿媳丁跃真（右四）陪同下游览池州齐山翠微亭。

　　郭崇毅深深体会到，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只要根据生产力现有的水平，调整好生产关系，生产就一定能上去。他深信：只要把农民从在一起搞“大呼隆”生产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中国八亿农民，将会爆发出多么巨大的力量！中国广阔的农村天地，必然会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不愧伟大时代的伟大景象！

　　肥西农民的生动实践，确凿无误地证实了郭崇毅自五十年代以来，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向他反映的种种实情，要求农业建设必须按照科学的客观规律进行，切不可随心所欲，搞什么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大呼隆”穷过渡…………把号称农业大国的中国农业搞得濒临崩溃，把勤劳朴实的亿万农民推向了绝境！

　　郭崇毅此时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也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重任在肩，他午夜三思，虽说党中央三中全会文件（草案）上仍有“两个不准”，但农业要发展、农民要吃饭，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这就是郭崇毅的理解。因此，他认为，这时是应当把肥西农民大灾之年靠“包产到户”夺得大丰收的喜讯报告党中央。为了促使中央改变文件上那“两个不准”，彻底解放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枷锁。当然饱经风霜的郭崇毅，自然知道，这样顶风而上的严重后果，是要担当“干扰中央大政方针决策”的罪名，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尽管这样，他觉得应当向党中央冒死直言进谏、恳请中央对农业经济、对农村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给中国农业带来生机，给亿万农民带来生路。

　　于是，郭崇毅着手挑灯夜战，开始书写反映农村实情、呼吁实行农村生产包产到户的专题报告。提笔思涌，触景生情，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回顾二十六年前的1956年12月，由于如实书写了揭露 “全省标兵”的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减产虚报的视察汇报，说了真话，反映了实情，触犯了当时的那些好大喜功一手遮天的省委领导，遭受灭顶之灾的悲惨情景，黑白颠倒，百般的羞辱，没完没了的批斗，打成，升作“现行反”，判刑、，受尽折磨…………那无情冤案，那恐怖残酷的手段，又一幕幕地浮现到眼前…………

　　今天1978年，我郭崇毅又斗胆逆的“两个不准”，公然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明目张胆地鼓动单干，逆潮流而动，这个风险的后果实难预测啊…………

　　郭崇毅左思右想，前后掂量，这确确实实是个大题目，是个了不起的天大的大题目。我郭崇毅个人安危事小，全国亿万农民的生计，可是天大的大事呀！事情想到了这一步，心也就一下横了下来，我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来了，大不了再来他个“二进宫”吧，再到白湖农场去养猪，在无产阶级的荒湖滩上，再去渡过后半辈子的风烛残年吧。即便如此，为了中国亿万农民的生计，值！

　　人既不畏坐牢、砍头了，也就无所惧亦无所忧了。为农民理直气壮地讲，理直气壮地去干。于是，郭崇毅这位身为民盟盟员的芝麻小官，省政府的参事、省政协的委员这些参政议政的代表，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竟敢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如此胆大妄为，顶风而上，触犯天条，他果真要把脑袋拎在手里，赴京上书，直言进谏告御状了！

　　是的，世界上有些事，在事后看起来是为大家都懂得的一些简单道理，也是能够很容易办得到的事情。然而，在事情发生的当时，顶风而上，就是“逆潮流而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这时能看出点问题，讲出点道理，表明自己的态度，为民请命，冒死进谏，鼓动改革，是确确实实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的。决非那些事后诸葛亮们，自我标榜为“农业改革先躯者”所能比拟的。试想18年前，曾在六十年代初挽救“三年自然灾害”饥荒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受农民欢迎的“三自一包”，至今仍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定罪，把实行“三自一包”的人，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直到不久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文件上，仍然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呀。两个“不许”，仍是套在农民头上的紧箍咒，在“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改造中，依然是红灯高悬，警钟长鸣啊！那时又正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余波未息…………在这种左的气候下，全国上下谈“包”色变之际，郭崇毅竟要“伏阙上书”，竟敢“干预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如此“不识事务”，岂不是狂妄至极，自找霉倒吗？

　　其实，说怪也不怪。郭崇毅一生中，为农村改革讲真话，直言苦谏，挨批挨斗坐牢，受尽人间的屈辱和折磨。他吃的冤枉苦还少吗？然而，他生性刚正不阿，只要他认准了的事，就百折不挠，义无反顾，决不动摇。他常说：“在是非曲直面前，为了选择是与直，虽面临屈辱和死亡，我郭崇毅寸步不让，决不退缩。”他还说：“我这个人不会做工，不善务农，既然党叫我当人民政府的参事，又让我当人民政协的委员，我就应当尽心尽责地参政议政，真心诚意地为农民向上反映真情实况，就应当为农村改革尽应尽之责。”

　　熟悉郭崇毅的人都知道，他说的这些话，决不是故意作秀，标榜自己。这确实就是他当时真正的心态，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刚正不阿，怀着感恩的心对待农民。难怪人们戏称他是有名的“少不更事”、“老不更事”了。

　　1979年6月，正当江淮大地割麦午收季节。郭崇毅在合肥家中，再也坐不住了。他独自一人兴匆匆地赶到故乡肥西。23年前，他到肥西是受组织派遣，受命视察；今天，他来到故乡肥西，却是主动“私访”。在县里，肥西县委李尚德同志、县委员会主任张文题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他只是讲：

　　“阔别故乡二十多年了，虽近在咫尺，一直未能回来，心中时时惦念，也很惭愧。今天一路上，所见家乡的变化，乡情依然，倍感亲切。”郭崇毅一再说：“我这次回来，探亲访友，纯属私事。只想到处走走，随便看看，不用县里派车接送，更不用派人陪同。…………”

　　郭崇毅回到故乡，真是熟门熟路，出了县政府大门，就直奔山南区委会。汤茂林早就在等着他心目中尊敬的郭老了。他把自已在区里睡的床，让给了回乡来作客的老领导郭崇毅睡。二人见面，紧握双手，气氛热烈，感情真挚。郭崇毅一住就是四、五天。从山南到官亭，由基层干部和老农们陪同，走村串队，察看真情，所见所闻，到处是一派喜气洋洋，一幅丰收景象…………

　　——郭崇毅白天察看田间丰收场景，夜晚伏案挑灯夜战，仔细核实区和公社提供的奇迹般的一笔笔数字…………

　　——郭崇毅走村串队，直到收割地头，搭乘的无论是大“东方红”拖拉机，还是“吒吒吒”的手扶拖拉机，统统都满载着堆积如山的丰收小麦垛子。他坐在农家用大被单、旧床单临时缝制的装满麦子的大口袋上，跟着拖拉机到农民家中和地头，四处察看。所到之处，所见都是一片喜悦的大丰收景象。农民们说：“过去到生产队背口粮，一条小面口袋就行了。今年家家户户一下子收了那么多粮食，屋里都没有东西装了！”…………

　　——郭崇毅所到之处，只见家家户户农民门前晒场上都堆满了麦堆，有的连床上都堆着麦子。官亭公社官北大队夏老庄生产队队长袁友和兴奋地对郭崇毅说：“我们夏老庄生产队，去年全队总共只收了小麦一万五千斤，今年一下就净收了近五万斤小麦，整个儿翻了两番，还拐了个弯呀！就拿我家来说吧，去年只分到麦子六百一十四斤，今年一季就收了两千五百多斤。真是天大的变化，天大的喜事呀！”袁友和队长说得嘴巴都合不拢了。郭崇毅心想袁友和是队长，生产队里各家各户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心里暗暗打算，抓住这个典型，“解剖”他这只“麻雀”。于是，郭崇毅就在袁友和家的堂屋里坐了下来，细细聊聊。袁友和就扳着手指头对郭崇毅说，他家的收成在他们队里，还不算冒尖户，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中等户。冒尖户的收成就更可观哩！…………

　　郭崇毅在汤茂林他们陪同下，在乡间田野走访的路上，一位名叫方立春的青年农民，突然从地里跑上田埂，拦住郭崇毅兴奋地说：“郭大爷，我知道，你老是帮我们农民讲话的清官。你来得正好，我有句心里话要对你老讲。我家有五口人，去年全家只分到麦子四百斤，菜油、棉油加起来二十二斤一两；去年秋天大旱，包产到户，我家包了四亩地，今年夏收，一下子收了麦子一千五百斤、菜油一百零六斤半。两下一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郭大爷啊，说句掏心话，这些年来，我家粮食年年不够吃，一到现在这种时候，就要背着口袋出去‘搞粮’了。到处求爹爹拜奶奶，真叫可怜哪！瞧，今年一下我家就翻了身！”

　　郭崇毅一行，走在田埂上，见到几个正在秧田里拔秧的青年农民，扬起秧把，朝郭崇毅他们直言不讳地直着嗓门嚷嚷：

　　“哎，说千道万，就是政府不相信我们种田人啊。要相信我们，就把田分给我们种，我敢向政府打包票：保证年年丰收，把多收的粮食，全都交给国家。”

　　郭崇毅，这位年近花甲的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听着农民群众这些朴素的真情话，听在耳里，喜在心上。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支撑着病弱的身子，回到生产队里，又端坐在昏黄的油灯下，重操旧业——

　　（C2—图351号）1996年2月25日，郭崇毅（右一）与40年前鼓励他向省委如实报告农村虚报浮夸情况的省政府秘书长郑淮舟同志促膝谈心。（插入第五部第3章）

　　我在县里时候，听说肥西有两大突出：一是午季粮食成倍地增产；二是生产责任制包到户的多。到了区里，情况就更具体。官亭区过去午季最高的年产量（1977年）只收麦669万斤，而今年午收据区里估计，在2000万斤以上，超产两倍。山南区1977年午季收麦579万斤，今年估产在2500万斤，比最高年产量增产三倍多。为了证实这奇迹般的丰收数字，我深入到社队走访调查，发现官亭公社历年麦收都在90几万斤，今年公社估计要收250万斤以上。金牛公社过去最高产量未超过80万斤，今年则收麦260万斤，增产都是两倍上下。再到生产队，奇迹更光彩夺目地展现出来了。我走进官亭公社官北大队夏老庄生产队几个村子，一眼望去，场上到处都是麦堆，家家屋内都有一两茓麦子。其麦秆之粗，麦穗之大，就象我前年到涡阳参观，看到亩产600斤的丰产田麦子一样。队长袁友和告诉我：“去年这个队只收麦1.5万斤,今年麦收前估计能收4.1万斤,但实际收了将近5万斤。”翻了两番多。以户为例，他家去年只分到麦子614斤，今年却收了大、小麦2500斤，按照定产，要交生产队650斤，但还能拿回350斤口粮，实际得粮2200斤，比往年收入增加接近三倍。据袁队长介绍，他家今年的收入，在本队不算“冒尖”，只算“中关”，还有好几户一个人口平均收麦500斤以上。在我走访途中，一个约30岁素不相识的青年社员突然拦住我，他叫方立春，自我介绍他家的收入。据云：他家五口人，去年分到麦400斤，菜油、棉油共22.1斤,去秋他包了4亩地,今年午季收麦1500斤,菜油106.5斤。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声疾呼：“我家年年不够吃，拎着口袋出去搞粮，实在搞够了。今年一下翻了身。我是翻身不忘党！”在场的人闻之，亦感受很深。

　　大旱之后，适宜麦子的生长，这是今年午季丰收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所以成倍的增长，则一致认为是包产到户这一措施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山南区委汤介绍：去秋如不责任包到户，最多只能收一千二、三百万斤麦，要少收一半。夏老庄生产队袁队长说：去年秋种，如果不包到户，包到组我们也要增产，但最多只能收2万斤，要少收近3万斤。关于责任到户可以大幅度增产，连坚决不愿分的队也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如官亭公社官亭大队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说：“我们大队15个生产队，就我这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没有分到户。有许多社员对我和崔会计有意见。我在上个月已自动检讨了。因为我队比分到户的邻队，午季要少收几千斤。”这个队在公社大门口，只有67亩土地，队很小，竟然少收几千斤，这是惊人的。当何队长介绍情况时，公社有两个委员在场，他们听了一致认为：“少收几千斤不止，总要少收一万斤！”这就明显看出包产到户与到组，仍然是有区别的。

　　1、播种面积的扩大。以山南区为例，区委汤说：“去秋县里给我区46000亩秋种任务，我们在旱之年，想多种些‘保命麦’，就咬咬牙安排了48000亩，但因土地龟裂，种不下去，到9月15日，才种1000多亩麦。这在六安地区7个县是落后的。以后县委来人，我们提出“三定一奖”包到户种的办法，10月3日安排下去，群众非常拥护。到10月10日，就种了59000多亩。区委看到社员积极性发动起来了，接着号召向10万亩进军（其中有2万亩是借给群众，谁种谁收），就这样，到11月底，种了10万多亩麦、22000亩油菜、27400亩红花草，全区消灭了空白田。”山南区过去每年都有三、四万亩冬闲田，大旱之年，反而能全部播种，实是奇迹奇闻！据反映，去年种麦时，许多农户点着煤油灯，在地里一连奋战三、四个昼夜，犁不动的地或牛力不足的地方，就用大锹挖地。金牛公社郭说：“我社去秋种麦，有8000亩稻板田犁不动，完全是用大锹挖出来的。”

　　2、肥料的增加。我所到之处，都反映去年秋种的地肥料多。家家户户不但把屋里屋外的农家肥都铲光扫尽，送到地里，而且差不多每家都买了几十斤甚至几百斤的化学肥料或饼肥。在官亭和山南两区，都有社员到供销社或在路上拦住汽车，抢购化肥的事。至于分到组的队，对购买肥料则又是一种情况。我曾问南郢生产队长买过肥料没有？他说：“没有。”

　　3、认真耕作、管理。去年分到户的麦田，一般都做到了“耕透耙熟”。连用锹挖、锄头打的也都拼命这样做。在麦苗生长困难的地方，有跑几里路挑水浇地的。至于防备牲畜糟蹋庄稼，更是人人处处自发的经心，与在队里或组里生产的态度大不相同。

　　肥西县丰收之后，到处喜气洋洋，责任到户的社员更是兴高采烈。他们说：“只要让我们干三年，我们要盖瓦屋，国家也有粮食了。”有的人唯恐田地要往回收，说：“国家不放心我们嘛，如果放心我们，让我们干几年，我们国家就民富国强了。”

　　目前麦子刚刚打下，社员正在日夜抢种，征购粮与集体储备粮都还未集中。但据官亭公社粮站统计，6月份已收进麦子3万多斤，从5月1日到6月12日，还收购陈粮（稻、米）151440斤。区粮站有位管调度的姓徐的同志估计，今年官亭全区可能要收进麦子1000万斤，而过去历年征购加超购，最多只能收100万斤。另一位管供销的同志介绍，全区回销粮至5月底到期，还有80万斤没有售出，又延期到6月10日。由此证明，农民有了粮食，国家确实也就有了。

　　对于“五保四属”，我了解夏老庄生产队两户无劳力未分田的干属，他们说，队里给他们的口粮不会减少，没有意见。我又问了官亭农具厂一位干部、一位工人，他们家里缺乏劳力，但分了田地，经过算账，都说农忙时请人帮助一些劳力，所花的钱比过去交到队里的钱，要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很满意。对“五保四属户”如何照顾，我曾向包产到户的队问过这个问题，有个社员回答：“只要大家都多收粮食，他们还愁没有饭吃？如果大家裹在一起‘绑着穷’，就是我的老太太，我也没法养活她！”

　　肥西去年赌风盛行，迷信活动亦有抬头的趋势。县委所在地上派镇以及区委所在地官亭、山南两处，都有公开的。搞迷信活动的都在山区附近，但现在已看不到这些现象。农民都在披星戴月搞生产。集市贸易每天都有猪肉、油炸点心卖。但不论逢集背集，上街的人除到粮站卖粮食，换钱买肥料、买菜、买肉外，没有一个闲人在街上游逛。前几年街上是买不到猪肉的，而在农忙季节到街上闲逛的人却不少。当时区委和公社党委一班人，都曾亲自上街劝阻，甚至出动拿红棍子的队，到街上去赶，也无效。现在不但看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到一个要饭的或外来的流浪汉。交通秩序也好。我从官亭搭上午7时20分的汽车到上派，沿途经过都是小村镇，上下车秩序井然，到站时间往往一分钟都不差，比起“”横行时，火车都不正点，又是一大奇迹。

　　我为着了解治安情况，曾走访了官亭派出所所长奚业精。他说：“去年大旱，群众手中无粮，心中着慌。我们以为发案率要增加，心里也慌，但实际上直到今年正月以前，发案率比往年反而低。2月以后，案子逐渐增加，一般都是赌输了的人，偷窃还债。”对问题，奚所长说：“开始我们管的不严，3月31日，省里张恺帆和程光华副主任开了一个大会，我们认真一管，问题就解决了。”至于案件，奚所长介绍：“1976、1977两年发现有一、二起反标，都是小孩搞的，1978年和今年没有发现这类事件。”

　　现在在基层干部和农民中议论纷纷的是两种意见：一种说，包产只能到组，不能到户。他们认为，到组还是社会主义，到户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可以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及崔会计为代表。崔会计去秋为包产到户种麦，曾与公社汤道黄委员吵了一架。崔说：“从合作化到现在，干了20多年，不能走回头路。”何队长这次也向我说：“分到户对现代化有妨碍。大机器不象一把大锹，可以扛着走。把田包到户，将来机械化了，怎么办？”在干部中还有一种顾虑，就是怕包到户后争水争牛力，容易发生纠纷。耕牛和大家具也容易伤亡和损坏。据介绍，山南区确实有累坏了3条牛的事。

　　另一种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种人在干部、群众中都占相当数量。他们说，只要按国家计划生产、分配，土地是集体的，包产到户，也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国家需要粮食，包产到户能多收，能多贡献，这才真正是为四个现代化出力。如果在一起‘绑着穷’，那才是妨碍四个现代化。他们气愤地反问：现在大机器还未来，为什么要我们吃“大锅饭”？等大机器来了，我们再吃“大锅饭”不迟！持这种观点的要以夏老庄的队长袁友和与社员方立春为代表。他们自称讲话喜欢“捣实”，侃侃而谈，毫不隐讳。袁在这个队当了11年生产队长，也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副主任。他说，包产到户，水利、牛力，麻烦是多些，但只要领导依靠群众，注意安排，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正是这个队放水栽秧的时候，果然他们这里没有“打破头，累死牛”的事发生。

　　这两种意见发展的趋势如何？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有个估计。他说：“到秋后，如果上级有指示不准分，我们两个组就并到队里。分组生产也有纠纷，不好搞。如果上级允许随便怎么种，只要多收粮食就行，我们还是要分到户。”何义安一再表示：“我不愿分是为了大方向；要想粮食‘陡升’，只有到户。”我曾问过官亭公社杨：“你们的一季‘保命麦’已经收到家了，既然怕包到户方向不正确，为什么还不收？”杨说：“现在旱情仍然很严重，栽的又是麦茬秧，我不敢收，收了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我秋收的稻子就没有着落了。”

　　一个是一些干部和社员问道：我们包产到户，土地还是集体的，既不能买卖，又不能拿它剥削别人，和工业上计件工资定额到人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叫资本主义？

　　二是一些比较负责的社、队干部想不通，他们问：我们搞了20多年农业工作，往往把粮食搞减产，或者徘徊不前，就说大方向正确、路线正确；把粮食搞大幅度增产了（1961、1962年及今年午季），就说大方向错了、路线错了，这到底是什么理论？长期搞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

　　1、我认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情况下，今年午季肥西能获得如此特大丰收，是党中央和安徽省委的正确的农业政策，号召解放思想，提倡生产自主权等一系列指示的结果。如果“”没有，他们不顾群众死活，能把减产虚报为增产，坚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山南、官亭两区的午收是不会一跃而翻两三番的。

　　2、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的两个理论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建议有关搞理论工作的部门，及时研究解答，这对指导农业生产健康发展，有迫切的需要。

　　3、肥西山南、官亭两区，在去年秋种时，大部分土地都已包产到户。现在大约仍有半数以上社队维持原状。如果允许他们继续搞一些时候，应当指导他们总结经验，订一些管理制度。这对促进生产发展更有好处。现在有不少干部一致公认包产到户可以大量增产，但又不敢帮助生产队和社员总结经验，制定管理办法，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不正常的现象。如果长期不帮助包到户的队建立管理制度，不但会有“打破头，累死牛”的事，而且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纠纷。

　　中国第一个上书党中央反映农村包产到户情况的报告写出来了。郭崇毅端端正正地在《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结尾处，写下了“1979年6月19日”这个日子。

　　可是，中国社会上经过了建国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改造、批判和斗争，早已形成了一种“井绳效应”（“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戏称谓“井绳效应”）、谈虎色变的恐惧心理，岂是你平头百姓所能力挽狂澜的？郭崇毅这份《报告》写出来了，顿时，省里种种非议扑面而来…………

　　有人叹息郭崇毅“不接受教训。六年铁窗的伤口才刚刚愈合，牛棚里才出来几天，又在惹祸，到底图个啥？真不可思议！”

　　然而，郭崇毅生就一个知难而进的性格，硬是要冒死进谏为农民说话！你想想他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能阻挡他的呢？

　　这次上书，郭崇毅心中并非没有分寸。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中，明文规定的“两个不许”，白纸黑字，明明白白，落地有声，岂是儿戏？但他日以继夜，反复认真钻研的字里行间，细细“吃”透精神实质。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他认为，中央提出的这“两个不许”，是由于当时是在“”以后，极“左”的恶劣影响未尽，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文件中“加快农业发展”这句话，才是中央这个《决定》的精神所在，也是最终的目的。郭崇毅注意到，《决定》中规定的“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任何领导机关和的瞎指挥”。这些说到农民心里去的话，才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行动准则，才是《决定》的真正精髓所在。因为，这些正体现了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才真正为探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这一点，也只有从这一点出发，肥西百年未遇的一场大旱灾，逼出了一条农民求生之路。这是千载难逢的极好时机，应当及早上报中央，让中央最高的决策者们了解肥西大灾大丰收的真情实况，及时修正中这“两个不许”，让全国农村出现历史性的转机。

　　郭崇毅的思路和胆略，给后人展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凡事应当从精神实质上去理解，从整体全局上去思考，即使是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应如此。绝不可孤立地拘泥于某一时期的某一句话断章取义地来理解和认识。这正是郭崇毅他敢于干出常人想干而不敢干的能使全局产生重大转机的大事的一种超人的胆识与品德。

　　郭崇毅面对这一极其严峻的形势。他在对农村改革中的一些提法和用词上的的确确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是确确实实讲究了一点艺术的。事后，有人曾问郭崇毅：“当初肥西人在农村改革中，明明是‘包产到户’的做法，你为何把它说成是‘责任到户’呢？”郭崇毅作了机智而生动的回答。他说：“当时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我怎么敢公开违抗呢！可是，我又不敢辜负了农民的重托。我隔在中间，怎么办？只得绕着圈子走，把农民要求分户经营的单干办法，换个叫法，定名为：‘责任到户’。这样做，一则避开了当时‘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忌讳；二则劝告那些不懂农村情况的人，对此不用焦心，土地虽说分到了户，农民是会负责种好的。用不着又是什么‘包产到队’，又是什么‘包干、包产到组，’又是‘三定’，又是‘五定’，花样百出，名目繁多。实际上，只要‘到户’这两字，就根本解决了问题。当然，也就用不着“公社化”“大呼隆”那一套，让公社、大队、生产队来费神包揽，制订什么生产计划；更用不着生产队长吹哨子催农民上工，敲钟催农民下地种田了；也不用天天评分记工，穷折腾，搞统一分配了。试想想，农民靠种田吃饭，哪有不认真干活的呢？我在‘到户’这二字的前面，加上了‘责任’二字，无非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气候，不得不穿上一件合适的外衣。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呀。决非我故意想标新立异啊。”

　　郭崇毅写好这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后，原想送呈省委的，但他左思右想，举棋不定。他知道这个《报告》的风险与分量，事关重大啊！他苦苦思索了几天几夜，始终拿不定主意…………依稀，五十年代那场冤屈的悲惨遭遇，又像电影银幕一般，一幕幕浮现到了眼前。没想到，22年前的农业主题，像是画了一个圈，今天又回来了，又要来谈论农业这个棘手的主题，又要来捅这个“马蜂窝”了。即使有老战友、老领导的支持，也不能干呀！万一…………凡事总有个万一呀。万一《报告》送了上去，风波再起，自已“二进宫”再去坐牢事小，连累他人，于心何忍？于心有愧啊！同时，他想到在全国大地上，这种 “绑着穷”的“大呼隆”生产方式，并非安徽一个省，更非肥西一个县的现象呀。推而广之，也非农业一行一业的事情呀。可是这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事关大政方针，关系国计民生，当前大灾之年，确是个急如救火救命的大事啊！怎么办？究竟该怎么办呢？郭崇毅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

　　郭崇毅思虑再三，觉得咱们中国的事情，特别是关系国家大政方针的大事情，必须由中央决策，必须要中央拍板。我冒然上报省委，也是给省委领导出难题呀。叫省委怎办呀？让省委去改变中央的决策？把问题推给省委，不妥，不妥啊！于是，郭崇毅横下心来，下定决心，这冒风险的事，还是由我这个草民来办吧。于是，郭崇毅他毅然越过省委，买了张火车票，直接赴京上书，一步通天！

　　赴京上书，一步通天！可是，命运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是祸？是福？祸福难定，凶吉难测啊！…………

　　郭崇毅决意孤身赴京，上书党中央。可是，那时省直单位“遗风”依然存在。什么“军宣队”、“工宣队”，虽撤走了一些，但还远远没有撤清，还都进驻着省政协机关，占领着这些“上层建筑”呢。就省政协而言，还是由这些人当着家呢，而且对郭崇毅这些有“前科”的“当权派”，管得还特别的严格。因此，郭崇毅想上北京，那可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事。

　　当时，郭崇毅身为省政协委员，并且还担任省政协秘书处的副处长、文史办主任。大小也属于省政协机关里的中上层领导呀。当他向驻省政协的工宣队报告说他因公要上北京去出趟差，并且还找了一个正当的理由，说是他去北京向全国副委员长朱蕴山，了解他在安徽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经几次要求，工宣队头头始终没有松口。后来让郭崇毅盯急了，才怏怏地答复说：“现在北京的治安抓得很紧呀，你去了住哪里呀？”言下之意，像你这号人，也配上北京办公事？说到底，像你这号人上北京，我们“军宣队”、“工宣队”还真的不放心呢！如此这般，推三阻四，高低不肯给郭崇毅开介绍信。而在那年月，没有机关的介绍信，你想上北京是绝对不可能的。后来，经郭崇毅死缠硬磨，一再请求，才勉强开了一张进北京的介绍信。让郭崇毅哭笑不得。果真是“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

　　1979年7月1日——党的生日。郭崇毅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夏装中山裤、短袖衬衫启程上北京。他想起了古时学子们进京赶考的情景来了，自己此去希望如何？心中无底，一片茫然…………

　　列车在广袤的大地上飞驰，摇摇晃晃的硬席座位车厢里，灯光灿烂，一群关心农村命运的旅客，聚集在郭崇毅的周围，听说郭崇毅家乡搞了包产到户，大灾之年大丰收了；又见他要孤身进京报告党中央，要求改变上的两个“不许”，要求在全国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像肥西人一样，大灾夺丰收，农民大翻身。消息传开，车箱里顿时炸开了锅。一个个敝开心扉，直抒已见。这里火车上的人们，来自天南地北、，这里没有“工宣队”、“军宣队”坐阵，在这里，人们不须有防人之心，用不着背语录唱高调装腔作势；即使你刚刚从“牛棚”里才放出来，在这里，你也可以高谈阔论，畅所欲言。这里有的是真诚！有的是自由！郭崇毅一身轻松，感慨万千…………

　　围坐在郭崇毅身边的一位在天津铁道部门工作的中年汉子，听了郭崇毅讲述安徽肥西的见闻，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恳切地向郭崇毅建议：“老同志，你可以找万里呀。他现在是你们安徽省的，是一把手嘛。我过去为工作上的事曾经找过他。他办事不推不拖，是位能够解决问题的领导呀。你干吗舍近求远，往北京跑呢？”

　　一位四川来的农村干部拉着郭崇毅的手激动地说：“同志老哥呀，你们安徽了不得呀！不怕扣上一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敢闯这条农民的救命路。我给你老烧香，我给你老作揖，老天爷保佑你老一路顺风。你到北京，如果办成了事，千万先给我写封信，报个喜讯。我们四川农民，也要学你们安徽兄弟那样干。四川人多，上亿人的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硬是不得了的天大的大事呀。我们国家也就有希望啰！”说着，他郑重其事地给郭崇毅留下了自已的地址。

　　这些来自发自肺腑的真诚话语，使郭崇毅感动不已。也牵动了在场旅客朋友们的心。郭崇毅心里明白，大家都认识到农村生产制度的改革，绝不是一个省一个地区的生产形式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农村改革与体制改革的大问题，也是亿万农民吃饭、生计、养家糊口、活命的头等大事，更是有关国家命运的天大的大事情啊！

　　列车在夜幕里朝北飞驰。郭崇毅一夜没能合眼。当列车飞越黄河大铁桥时，遥望北斗星辰，闪烁夜空，灿烂夺目，顿觉俗念尽消，心胸豁然开朗，思绪泉涌，诗情激荡，口占《赴京途中》①七律一首，附题记，记下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旅程。诗曰：

　　① 郭崇毅《赴京途中》这首七律，以《赴京有感》之题，入选我国当代最著名的诗词大家们汇集的杰作巨著《中国当代诗词选》第704页。

　　列车到达北京火车站，郭崇毅一下火车，前来迎接他的是位满头华发的老战友，正是当年风雨同舟亲如兄弟的四地委联络部部长、如今担任外交部外交协会办公室主任的安徽老乡蒋树民。

　　哦！阔别重逢，分外亲切。于是，郭崇毅到北京，压根儿就没有住旅店，就住在蒋树民家里。郭崇毅下榻住下后，心里盘算着，这次来京上书，非同一般，吉凶难卜。可是，这“书”如何才能呈送到中央领导手里呢？我可没有走进中南海的路子呀。偌大一个北京市，这条通天之路，到哪里去找，上哪里去寻呢？…………

　　可是，来京悄悄冒险上书之事，郭崇毅不想惊动蒋树民，怕给老战友带来麻烦。自己倒霉，自己认了，连累年迈老战友，绝对不可啊。

　　当夜，郭崇毅辗转难眠，索性扭亮台灯，翻阅案头当日的报纸。蓦地，一张熟悉的大报报头，头版上就刊登着一篇大谈农业经济的文章映入眼帘。郭崇毅心头一亮，这可是一家在学术上久负盛名的国家大报呀。新闻界是“无冕之王”，特别是这些闻名天下的大报，更是神通广大，无疑有“通天”之路呀。郭崇毅欣喜万分。对，找他们去！

　　翌日一早，郭崇毅换上一身干干净净的夏装，也不向老战友蒋树民说他的行动安排，出门买了一张《北京市交通地图》，按照报纸上社址的地址，终于找到了那座乳白色气势恢宏的报社大楼。郭崇毅仿佛迷雾中航行的海轮，见到了一座灯塔，心中禁不住一阵激动，迈着缓慢而庄重的步履，向这座“灯塔”一步一步走去…………

　　20分钟后，该报社理论部一位风华正茂风度翩翩的年轻编辑，在大楼下宽敞气派的接待室里，接待了郭崇毅这位远道而来的年老体弱的来访者。只见那位年轻编辑红光满面，趾高气扬，气度不凡，却又显得漫不经心，一种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气势。郭崇毅一见，心中暗暗苦笑了一声：

　　但郭崇毅并不在意，六年铁窗、几年“牛棚”，他早已看惯了别人的脸色。再说了，自己凭什么要人家对我这个乡下病老头子以礼相待呀？能下楼来接见就不错了。

　　郭崇毅恭敬地站起身，迎上前去，双手递上那份心系亿万农民命运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紧张喜悦的心，企盼着对方的理解和支持，企盼着年轻编辑热情的反响。哪知，哪知这位年轻编辑，接过郭崇毅双手递上的那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转身坐下，信手随便翻了几页，不无傲慢地责问道：

　　“啪”的一声，那位年轻编辑拍着手中郭崇毅呈上的那份《报告》，厉声地责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郭崇毅的心往下一沉，在这酷暑袭人的盛夏，竟打了一个寒噤！同时，他的心头又浮现着肥西乡亲们殷切期盼的神情，他不住地暗暗告诫自己：别着急。以诚相见，以诚总能感人的。于是，郭崇毅怀着虔诚的委屈求全的心情，认真温和地向这位年轻编辑作陈述：

　　“我以为三中全会文件中‘不许包产到户’的文字，并不是文件的基本精神；而我认为，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因地制宜，给农民以种植、分配以及瞎指挥的自主权，才是文件的精髓…………”

　　“住嘴！”青年编辑满脸怒容，粗暴地打断了来访人的话头，提高嗓门指责道： “我必须严正告诉你，我国农业上的方针、政策向来是正确的。毋庸置疑。”斩钉截铁，落地有声。说着，青年编辑极不耐烦地用手拍击着郭崇毅双手递给他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厉声训斥、开导道：“你要知道，我国农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那是农民觉悟不高，那是农村基层干部政策水平低，管理不善造成的。…………”

　　“啪”的又一声，青年编辑将那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掷还给了虔诚的郭崇毅手中。

　　郭崇毅脑子里“嗡”的一声，全身的经络顿时抽搐起来。心里一个劲地哀叹：浅薄，可叹的浅薄！怎么忍心把农业失误的罪责，强加到终日劳顿、忍饥受贫，夏天一身汗，冬天冻手脚，终年在泥巴里挣扎的农民呢？什么“农民觉悟不高”，屁话！怎么忍心把农业失误的罪责，推到历尽艰辛磨难的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头上呢？一时间，有多少激愤的话语，一下子涌到了郭崇毅的喉咙口，但是，这千言万语，让满腔的气愤、让无限的悲哀，如刺梗喉，他吐不出来！他本想跟这位年轻气盛的大报大编辑进行同志式的交换一下意见，请求他能把自己这个的病老头，向他们报社的领导引见一下，面呈这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就这么一点要求啊。心想，也许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呢？也未可知呀，领导水平总要高些，总不至于也像面前这位“左”派斗士吧。可是当郭崇毅看着眼前这位年轻的大报大编辑那不屑与语的神态，自知说了也无用。依稀，郭崇毅感到这座高大的报社大楼、这间宽敞的接待室里的空气，一下变得无比压抑，令人窒息。

　　回蒋树民家的路上，郭崇毅想苦笑一声，但是他怎么也笑不出来。他感觉到，这次进京上书，走的是一条充满辛酸、忍辱负重而又艰难曲折之路啊！人的尊严，在他的心中挣扎着、呼唤着。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自己识时务一点，知难而退，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人们还会送他一顶“识时务者”“俊杰”“明智”的桂冠。但他郭崇毅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永远办不到。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充满信心。此时，他情不自禁地默诵起他那阙《贺圣朝•阳关路》中的两句心声感叹的诗词：

　　是啊，阳关路，是一条充满希望和阳光之路，可是，常常又是征人苦斗和离别之路啊。古代号称“诗佛”的唐王维（字摩诘）曾有抒写离情别绪的《阳关三迭》（又名《阳关曲》）之绝唱，而今他郭崇毅“细寻阳关路”，却是一条充满辛酸、充满荆棘的忍辱负重而又百折不挠的曲折之路啊！

　　郭崇毅无可奈何地自我安慰说：不是讲“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吗？这就告诉世人，天无绝人之路呀。无论如何，这份关系中国农业前途、关系中国农民生计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一定要送到中央领导的手中。一定要让中央知道安徽省肥西县农民在百年不遇的大旱之年，因为用了“包产到户”，喜夺丰收，创造了奇迹这个特大喜讯。我是来向中央报喜来的呀！于是，他理直气壮了起来，振作精神，又开始在北京到处奔波，寻找门路，碰碰运气去了。

　　情急之中，郭崇毅想起了一位家乡亲戚在京做了不小的官。他想走走这个关系，找找门路，想想办法。他心里还责怪自己，心急好忘事，居然忘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门路。于是，感到了一线希望。他抹了一把满头满面的汗水，找到这位身居京都要职的亲戚家中。这是一位受过抗日战争战火洗礼，如今在中央某部担任司局长的老干部。郭崇毅心想，这些当年得到农民支持取得胜利的老，今天也许还会关心农民的疾苦，能为肥西这份调查报告指出一条“通天”之路，帮上一点忙，出上一点力吧？郭崇毅轻按门铃，进入客厅，满心高兴，满怀希望。两人一见面，稍行寒暄，郭崇毅就言归正传，哪知一开口，向这位当京官的亲戚一谈来意，便招来主人一番出语不凡、言辞凿凿的严厉训导：

　　“你说这些，我还能不知道？我们应当坚信一条，那就是：我们党的农业方针、路线和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这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崇毅啊，这些都是，是，你知道吗？你不懂，就不要乱说啊！在家乡乡下说说还不算，还跑到北京来说…………我听说，前几年你在农业问题上已经栽过跟头，吃过苦头。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要接受教训啊。…………”

　　盛夏酷暑，兜头一瓢冰水。郭崇毅心中一片惘然。他扫视了一下这位刚刚出国归来的京官的豪华居室，摆的用的几乎全是洋货。自知与之在物质、精神和权位上的巨大差距，已今非昔比了，已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了。幸喜《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尚未出手。于是，当机立断，他茶都未喝一口，就此起身告辞，不欢而散…………

　　郭崇毅一天之中，两次碰壁，感叹之余，心中涌起无限感慨和满腹愁云。同时，也更激发了他平素那股不屈的犟劲。是夜，他仰望京华古都那空旷的星空，唯有北斗闪烁。他想起了小平同志。他坚信一贯实事求是，体察下情，关心亿万农民甘苦的同志，一定会听取农民的呼声。他深信，他的“进言”，只要到了小平同志那里，绝不会受到今天的几番遭遇的，更不会遭到如此粗暴的当头捧喝的。想到这里，郭崇毅犹如一阵春风吹进了他干枯的心田。他打定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即便再碰上十次、百次钉子；即便踏遍了北京城的千门万户，他也要将这份反映农村实情、反映农民心声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呈送党中央，送达小平同志手中，让他老人家知晓农村的线年进入皖西解放区工作的。他在青年时代，对同志就非常崇敬。记得1977年，在党中央宣布恢复同志“三副一长”职务的当天，上尚未消除被歧视的郭崇毅，欣喜万分，情不自禁，立即赋四言长诗《十赞》一首。诗曰：

　　郭崇毅用大毛笔，在大红纸上，恭楷书成，张贴在省政协机关大门厅墙上。还特地买了百枚特大炮竹，四处燃放，以表心中喜庆之情。最后，他还留下了二十几枚大爆竹，说是以后喜事多，留着庆祝未来的喜事再燃放燃放。不料，那年夏天，气候特别闷热，有一枚爆竹，放在柜子里突然自燃自爆起来。一声巨响，惊动四邻，纷纷赶来救火。一场虚惊，闹了一场大笑话，一时传为美谈。事后，有人笑郭崇毅：“年近花甲，还童心不泯！”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郭崇毅他历尽多年磨难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的自然爆发，是真情喷涌啊！

　　郭崇毅在北京奔波了一天，疲惫不堪，躺倒床上。尽管他强打精神，想方设法企图瞒过老战友蒋树民。他不愿意也不忍心让这吉凶未卜的“上书”之事，牵连这位双鬓苍苍的老战友。可是，郭崇毅那心事重重的神情，一举一动，怎能躲得过当年的敌工部长蒋树民敏锐的眼睛呢？蒋树民再也忍不住了，坐到郭崇毅睡觉的床沿上试探地问道：

　　“老郭啊，你这次到北京来，一定有事瞒着我的。你说，你到底有什么心事？难道你连我都信不过了吗？”

　　郭崇毅无限深情地看着面前老战友真诚的目光，不禁眼眶湿润了。早在1948年，郭崇毅任皖西三分区部联络科长时，蒋树民就是四地委敌工部长。那时，他们朝夕相处，一起研究如何进入敌人的战略据点，如何组织策反，如何争取军政人员起义弃暗投明…………在那艰难危险的岁月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风雨同舟，无话不谈，亲如兄弟。今天，怎么啦？他竟用这样的口气来关心问话。郭崇毅心头的堤坝，一下子全部冲溃了！…………

　　郭崇毅瞒不住了，再也不瞒这位老战友了。于是，他便一五一十，从头说起，如实相告，激动地拿出了上书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双手递交给蒋树民。

　　蒋树民双手接过老战友亲手一笔一画书写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戴上老花眼镜，扭亮台灯，一口气读了两遍，矍然而起，大为赞叹！蒋树民是安徽萧县人，几十年来，他对故乡人民的冷暖疾苦一直梦寐萦怀，记挂心头。当然，他也是风风雨雨的过来人，他自然掂出了这份《报告》的分量，《报告》反映的丰收情景，令他无限振奋，而《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在当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十分敏感十分“”的问题。他估计出，这个时候这个《报告》一拿出去、一递上去，毫无疑问是要冒巨大的风险的。这是我们党的大政方针大是大非的大问题呀！可是，蒋树民这时心里所想的，正与郭崇毅思考的是同一个主题：

　　当年我们这些人，把脑袋拎在手里干，图什么？不就是为国家富强、为人民幸福吗？当年农民支援我们打游击，闹；今天我们为亿万农民生计讲话，怎么可以退缩呢？

　　“老郭，你能为农民讲话，向党讲真话，我钦佩你！你还是当年那个铮铮的铁汉子——郭崇毅！你这份报告写得太好了，一定要呈送党中央。一定要呈送给小平同志、耀邦同志！我全力支持你。要坐牢，我蒋树民陪你去。”

　　老战友的话，句句说到了郭崇毅的心窝里，使郭崇毅激动不已，禁区不住热泪潸然而下，泪流满面…………他们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两个风雨同舟的老战友的四只当年拿枪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握在一起…………可是，向中央呈送报告的“通天路”在哪里呢？老蒋左思右想，最后建议郭崇毅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去试试。那里精英荟萃群星灿烂，是中央制定农业政策的智囊团呀！

　　翌日清早，郭崇毅找到阜成门外月坛北小街2号。他仰望着眼前这幢建造于五十年代初期极为普通的老式红砖楼房，细细打量着这座红砖房子里进进出出的人们，看不出有什么盛气凌人的威仪。便振作起精神，鼓足勇气，走进红砖楼房门口侧间一个小小的传达室。一位50多岁的看门人，一听说郭崇毅是从安徽来的，是来反映农民要求的，深表同情，热情地说：

　　郭崇毅在门房的指引下，上楼到了二楼办公室。一位30多岁的青年人接待了他。郭崇毅一见面，就自报家门，倾吐心中的话，直叙农民乡亲的要求。当他简要地陈述肥西农村分田到户，大灾之年午季夏粮大丰收的情况后。那位年轻同志十分吃惊，大为振奋，情绪热烈，大声地说：

　　年近古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耕今，身材瘦小，精神矍铄，一位著名的学者。解放初期担任过国家计委农业局局长，是位“老农业”了，是一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长者。王耕今所长听到郭崇毅一讲话题，就十分重视，当即找来了三、四位研究人员，一起来听取郭崇毅介绍肥西农村包产到户，大灾之年大丰收的惊人喜讯，当场一起座谈。

　　郭崇毅从这接待的和洽气氛中，意识到今天走运了。真正遇见知音了。便拿出《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双手递呈王耕今所长手中。郭崇毅满腹的话要说，随即，向在场的我国农业问题的专家学者们，阐述了他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看法和意见。郭崇毅侃侃而谈：

　　“我认为，我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舍责任到户是别无出路的。解放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责任到户，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我希望能将这份《报告》尽快呈报党中央。”

　　讲者满腔，听者全神贯注。大家就农业改革问题这个主题，一同切磋，认真探讨，愈说愈投机，愈谈愈热烈，双方都甚感相见恨晚。言谈之中，推心置腹，无拘无束。郭崇毅情急意切，竟用激将法的口吻对在座的国家农业精英们说：

　　“你们都是研究农业的专家。是我国研究农业经济的精英。许我斗胆明言，我认为，你们研究农业，一定要到我们肥西那样的农村去调查研究、亲眼看看，写出一篇说明农村责任到户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文章。那么，我敢说，你们的每一个字，就要值一吨黄金！”

　　哪里知道，郭崇毅的话，恰恰与在坐的我国农业界的精英们想到了一处。话音刚落，激起满堂欢笑…………

　　临别时，王耕今所长因他第二天要去日本考察，特地把向中央呈递郭崇毅《报告》的任务，当着郭崇毅的面，委托给一位资深的研究员陈一諮（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高级研究员）。这位陈研究员紧紧握着郭崇毅的手热情地说：

　　三天之后，郭崇毅一早就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这座小红砖楼，找到了陈一諮研究员。陈一諮当即就告诉郭崇毅说，他递交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已经交到中央办公厅呈送中央有关领导了；同时，中央办公厅已经与安徽省委通了电话。介绍了您向中央呈送《报告》，反映肥西农民实行责任到户喜获丰收的情况。陈一諮研究员一再嘱咐郭崇毅，希望他回安徽后，再给省委万里同志呈送一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

　　至于郭崇毅那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如何呈送到中央领导手中的呢？这个秘密，当时郭崇毅自然是不得而知的了。在郭老向笔者讲述这件事时，特别追述了当年《报告》（《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如何呈送到中央领导手中的一些内情：在翌年（1980年）的4、5月间，参加农经所根

　　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组织的深入安徽农村调查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组，来到了合肥，特地找到舒城路11号205室郭崇毅的家（作者注：八十年代末，才搬迁到曙光新村３３栋３０３室），拜访了赤诚关心农民生计、农村改革的郭崇毅。二人相见，促膝畅谈。闲谈中，特地把他当时呈送《报告》的真实情况告诉了郭崇毅。陈说：“去年您找到农经所送《报告》的那天，因王耕今所长第二天要到日本去考察。他当着您的面，把向中央领导呈送《报告》的任务交给了我。您离开后，王耕今所长又特别嘱咐我说，郭崇毅同志这份《报告》十分重要，十分及时。他有胆有识，《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对我国农业的改革关系重大，正是我们急待解决、十分紧迫的问题，很有现实意义，也具典型意义。要我抓紧送上去。于是，我立即把您这份《报告》复制了几份，当天晚上，我亲手把《报告》呈送给耀邦同志一份，又送呈邓力群同志一份。两位领导非常重视，随即在台灯下看了又看，还都作了批示。才有了中央办公厅转发您这份《报告》给有关中央领导和通知安徽省委万里同志的行动；也才有我们这次来安徽调查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行动。”后来，笔者又在诸多文章中读到了这一秘密的记载：

　　“1979年冬，王耕今先生托人（笔者注：此人即）把郭崇毅写的一份生动地叙述安徽省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的调查材料转给同志，使热情支持农村改革，但对农民如此强烈、如此执著地要求包产到户缺少感受的同志，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见《生态经济通讯》2007年第5期）

　　“1979年冬，他（吴象同志）见到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王耕今托人（笔者注：此人也是）转给同志一份调查材料，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生动地叙述了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才使他（耀邦同志）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见《研究》）

　　“1979年邓力群所支持的陈一諮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小组一事：帮助郭崇毅递安徽肥西山南公社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事…………”（见《》）

　　郭崇毅从陈一諮口中得知自己满腔热情撰写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已经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手中，真是喜从天降，愁云顿消，精神万分激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郭崇毅心情豁然开朗。他期待着中国农村的形势从此转捩，大地回春，萌发生机，神州大地将涌现出气势磅礴的时代大潮。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何况在这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动荡年月呢？“不测”之象，则更难不测矣！

　　当晚，故乡肥西来人，悄悄告诉郭崇毅，要他千万小心。在他上北京期间，事情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肥西县委在郭崇毅上北京的当月第十六天（即7月16日），紧急正式下达了《肥发（79）46号文件》。这份，全文转发了肥西县委、县长张文题同志7月13日《在肥西县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文中明确指出：“县委研究决定：重申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最后，在“加强领导”一章中，特别强调“县委要求：”“要把包产到户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把各种责任制形式中出现的偏向纠正过来。”在“进行宣传教育的做法上”，特别提出“公社要办好党员，开好干部会，增强集体观念。…………”完全是“”时期那一套语言和腔调，连那个流行一时的 “办，是个好办法”都搬出来了！

　　一时间，整个肥西县，闹得沸沸扬扬、鸡飞狗跳，已经分到户的土地，要立即强行收回；带头搞责任到户的区社干部，一个个被点名、受批判。杨传华已被停职反省，勒令在家写检查。在声势浩大“批判单干、回收分到户的田地”的全县干部大会上，六安军分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司令员，厉声动情地教导与会的全县干部们说：“我从井岗山转战延安；解放战争一直打到海南岛；建国以后，又上了朝鲜战场。今天，你们，你们啊，竟把我党的田地分掉了！真正岂有此理！真正胆大妄为！啊？…………”老红军一席义愤填膺的话，字字落地有声，句句语重心长，不但在场的干部中有人同情，就连坐在台下“受教育”、勒令“磨”的杨传华听了，心中也忐忑不安、不是滋味，感到自己真正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有罪之人，禁不住热泪盈眶，潸然泪下…………

　　无风不起浪。肥西县掀起的这股农家收回责任田、干部“磨”的不测风云，确是有来头的。细究起来，那是《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点，郭崇毅当时是未曾知晓的，但这确确实实是代表着一股绝不容小睹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极“左”、极“左”势力的强烈反应。原来是由一位名叫张浩的甘肃干部，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指责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的王任重同志对这封“群众来信”，亲笔“批示报社（人民日报社）：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于是，“1979年3月15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因而，对四川、安徽的试验（包产到户）起了泼冷水的作用。”（引《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11期头条刊载本刊记者徐庆全、杜明明《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访国家农业委员会原副主任杜润生》一文第3页）

　　郭崇毅从北京回到合肥，闻讯杨传华在县三干会上受到严厉的批判，自知事态严重，心急如焚。当晚立即悄悄打电话给肥西官亭农机厂当会计的本家侄孙郭本华，要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连夜赶到杨传华家去，告诉他，“我从北京回来了。中央对肥西责任到户的做法反映很好，叫他不要着急，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消息传到闭

　　门思过的杨传华耳朵里，心里还将信将疑，不大相信。仍躲在家里写检查，静观事态发展，听天由命，等候发落吧。

　　然而，郭崇毅从北京回来后，底气十足。他围绕着《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展开——

　　7月29日，郭崇毅按陈一咨的嘱咐，将呈报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又连夜誊写了一份，呈送安徽省委万里同志；

　　8月1日，按照万里的指示，安徽省委农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政策研究》杂志第18期上，特别在文前加上“编者按”，全文刊载郭崇毅呈送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文前《政策研究》杂志的“编者按”原文如下：

　　“编者按：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郭崇毅同志，最近到肥西参观了几天，这是他写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的大好形势，提出了一些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实际问题。现予转报，供省委领导同志参考。”

　　8月3日，安徽省委特地召开会。会议由省委万里同志亲自主持，专题研究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会上，特别认真地审议了郭崇毅呈送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会议一致对郭崇毅的这份《报告》，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省委会当场作出决议：将山南公社作为省委包产到户的试点。并规定：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同时，会议纪要，强调对已分的土地，不许强行收回。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以省委的名义在一个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这一个决定，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

　　这次省委会一结束，喜讯纷纷传出。最先打电话给郭崇毅的是出席会议的张凯帆同志。他满怀兴奋地在电话里对郭崇毅说：“在省委会议上，万里同志，对你给中央的《报告》评价很高。他在省委会上，把你的《报告》一条条逐字逐句地念给大家听。一边还不断地用红笔一道道地划。老郭啊，你为农民讲了话，为农业改革作出了贡献，你做得好啊！你功不可没呀！我在开会时有一份你的《报告》，回来后给别人拿去看了。要都要不回来，弄得我手里都没有了。请你马上送一份刊登你《报告》的那期《政策研究》给我看看。我等着啊。”

　　紧接着，列席这次省委会的省科委秘书长石原皋同志，也对郭崇毅说：“万里在会上讲你的《报告》时，很激动，说：‘人家党派把问题讲得这么清楚，而我们这些党员还讲不清。你们不能坐小车子下去看看吗？’”

　　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同志告诉郭崇毅说：“万里同志在会上，讲你的《报告》中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的；《报告》中的意见是正确的。”

　　8月5日，省委指派分管农业的王光宇同志和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同志二人，专程到肥西县去，传达省委的指示；

　　8月9日，肥西县委发出《肥发（79）50号文件》。在这份中，口气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明确指出：“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应该允许多种多样，不可能只实行一种办法，不可以强求整齐划一，搞‘一刀切’…………”并下令：“停止收回已经分户经营的土地，停止对带头实行分田到户搞责任制的区、社干部搞‘磨’、‘纠偏’的批判。”

　　无疑，这十足的中气，来自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才能产生在逆境中扭转乾坤的回天之力啊。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而在这份正式的《决定》中，把原“草案”中“不许包产到户”中的“不许”，改成了“不要”。要知道，像包产到户这样性质的大政方针的原则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的领导干部，从“不许”到“不要”，这一字之差，恰恰说明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破除了党内某些决策者“原有的思维定势”。其力量无比强大，其意义无比深远！

　　这一阵阵紧锣密鼓，使七十万肥西农民点燃起安徽大地上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暗而复明，迅即蔓延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烈焰熊熊的燎原之势！

　　这时，最最激动无比的是郭崇毅。他赞叹中央如此从谏如流，体察民心，顺乎，对既往的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划时代的冲击和突破。他庆幸伟大祖国这个农业大国，历经磨难，而今又春回大地，欣欣向荣了！

　　在省委会议特别审议了郭崇毅呈送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之后，安徽省委已明确表态：不许强行收回责任到户的耕地；不许对带头实行分田到户搞责任制的区、社干部搞‘磨’、‘纠偏’的批判。

　　压在郭崇毅心头的千斤巨石，总算落下了地。他感到无比轻松，无比快慰！把田地交给农民去种，去“包产到户”的种，我郭崇毅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庄稼怎么种，农民最在行，用不着国家干部操多少心的。这时，郭崇毅似乎觉得已经没有自己的事了。于是，他于1979年8月8日，与童车五、郭因、何鹏等四位老友一道奉命去黄山，利用大学放暑假的机会，去潜心整理李则纲教授的《安徽历史述要》这部遗稿，以供编辑出版。这是他们的共同心愿，也是他们共同的责任。

　　他们四人到了风光冠天下的黄山，下榻桃花溪畔的 “岩音小筑”。这是一幢小洋楼别墅，据说当年是为了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其夫人来黄山游览、休养特地兴建的。二层小别墅，依山傍水，玲珑别致，搬一把藤椅，坐在二楼阳台上，可观赏桃花溪对岸悬崖峭壁上镌刻着巨大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映衬着气势磅礴的“人”字飞瀑，观之令人心胸豁然开朗，叹为观止。

　　岩音小筑，“岩音”者，飞瀑之声也。“岩音小筑”，正是因“人”字飞瀑雄壮的轰鸣之声而得名。他们一行四位学者，刚刚下榻“岩音小筑”，还没来及欣赏雄伟壮丽的黄山自然风光，郭崇毅就收到了从合肥转来北京中科院农经所8月9日的一封急件来信。信，是中科院农经所王耕今所长亲笔书写的。来信十分简短，但给郭崇毅心灵的震动却非同小可。王耕今所长书信的要点是：

　　其一，告诉郭崇毅一个喜讯：由他们中科院农经所转呈中央的郭崇毅上书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已于7月中旬，由中央研究室铅字印刷，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他点名要郭崇毅将责任到户为什么比集体劳动能促进农业生产的道理，以及当前在农村实行责任到户中，在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中间争论最激烈的一些问题。希望郭崇毅从理论上加以论述。写出一份补充报告，速寄他们，转报中央…………

　　郭崇毅接信后，既兴奋又焦急。因为要写这样一份补充报告，现时身在黄山，手头又没有带任何有关资料。若赶回合肥去取，信中催得如此紧急，一来一去，路途遥远，时间又不允许。无奈，郭崇毅只好仅凭自己的记忆，搜肠刮肚，把二三十年来，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平时自己的所思所虑，以及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们这些年来经历诸多艰难困境和迫切呼声，来他个“竹筒倒豆子”，一口气统统写了下来…………

　　郭崇毅利用同去编书稿的同仁们上山游览之机，孤身独坐黄山别墅“岩音小筑”，闭门伏案，日夜秉笔疾书，不知疲倦，终于8月16日，赶写出闻名全国的郭崇毅的第二份上书党中央的报告——《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全文如下：

　　1978年秋，肥西县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大部分社、队实行责任到户（群众称为“包产到户”），使今年夏粮获得了增产一倍半的特大丰收。麦子由过去年产5000多万斤增加到1.4亿斤。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都在实践中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用这种生产方式，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持有这种意见的，不光是赞成责任到户的干部群众，就是坚持不愿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干部，也不得不承认：“要想粮食‘陡升’，只有包产到户。”因此，普遍要求在农业集体经济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中，也准许责任到户这一种形式存在。

　　城市职工对此有何意见？今年7月，我去北方出了一次差，行程数千里。接触了许多在中央和外省工作的同志，大家对安徽都异常关切。听说肥西大旱之后获得了特大丰收，无不为之惊异！大家认为：既然责任到户能获得大幅度增产，就说明这种生产关系，适合基本上还使用原始生产工具的生产力，就对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有积极的作用。应当实事求是，公开宣布这种生产责任制合法化。

　　当然，也有些同志对责任到户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责任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议论的压力下，肥西县7月下旬一度曾准备将责任到户的田地，全部收回。群众抵触情绪很大。有个芮店公社王学洲，由于他这个公社今年夏收产量，竟由过去的60万斤一跃而为250万斤，他坚决反对收田，在（召）开收回责任田的“磨”会期间，他跑到县委和省委，奔走呼号，陈述责任到户对巩固集体经济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处，要求继续搞责任到户。他的要求是根据实践经验和广大群众的强烈愿望提出的，省委和县委对此极为重视，并于8月上旬作出不要强行取消责任到户的指示，维护了广大农村社员日益高涨的生产积极性。

　　责任到户，到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在肥西参观的时候，农民多次向我质问：“我们包产到户，田地还是集体所有的，庄稼是按国家计划种的，分配和积累也是按生产队统一核算单位进行的。大家劳动吃饭，又不剥削别人，粮食收多了，自己又不能出口到外国，还都是按规定的价格，统统卖给国家，这怎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以为，这个问题提的很对，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未听说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又靠自己劳动吃饭的“资本主义”。此外，就是有人不相信，责任到户能巩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肥西的实际情况，对此也作了有力的回答：芮店公社墩堰大队，多年想通电，想点电灯，就是没有钱。去秋实行包产到户，今年麦收后，一两个月就自力更生架通了10华里高压线路。这个公社还有个林场大队，是出名的穷队，年年吃回销粮，要国家。今年夏天不但不要，而且还了三、四千元的旧债。关于生产资金，山南区去年共向国家68万元，今年只贷了15万元。实际上，今年山南全区生产投资达200万元，平均每户拿出了八、九十元。如果不是责任到户，社员就根本不愿也拿不出这笔资金。至于粮食分配，肥西县今年午季粮食征购任务是1000万斤，但到7月25日，已入库5566.3万斤，超额4倍多。卖粮的人，还是日多一日，忙得粮站里的人拉屎、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有亲戚朋友找他们开后门卖粮，逼得他们没有办法。幸而上级在7月31日有个通知，自8月1日起，停收超购粮。这样才算勉强下了台。现在，肥西许多地方，集市贸易小麦，已由国家规定超购价格23元100市斤，自动降到18元100市斤。所以产生上述情况，据在责任到户的山南区几个生产队的典型调查，1978年午季，每个社员分得的口粮一般都只有三、五十斤，而今年每人平均则收了三、四百斤麦子；家庭副业，今年以来，也增长了87%，家里吃、用不了，自然就要降价出售了。

　　凡此种种，都千真万确地说明，责任到户能大大地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并巩固了集体经济。许多社员说：照事实讲，责任到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人认为：以户为农业劳动单位，是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过的，我们搞责任到户，不象个社会主义的样子。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我们搞集体化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怎么能一味去追求形式？我们在50年代后期以及在“”猖獗时期，由于特别欣赏高级形式的集体经济，欣赏“大而公”， 以为越大越公就越好，都曾彻底甩掉过以户为劳动单位的办法，而代之以各种形式的“大呼隆”的劳动组合，结果是一次又次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由此证明：责任到户，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它同商品生产一样，己经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形式，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形式。这又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

　　华主席在五届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只要稳定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保护和尊重社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是可以因地制宜地实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的。我以为，责任到户，是可以列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它随着当前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调整和改革而产生，是很自然的，是有利于促进四个现代化实现的。

　　一曰：“只是一季丰收，不能证明责任到户的方式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农民自己来回答，才最有权威。我在肥西参观的时候，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都说责任到户，就是1961、1962两年安徽实行过的“责任田”。实行一季，增产一季；实行一年，就增产一年。农民直到现在，还把“责任田”称之为“救命田”。农民是经过反复实践而认识责任到户的好处的。前几年，四川有些闺女，因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千里迢迢，跑到安徽来找对象。我曾问过四川一位干部：“你们省素称‘天府之国’，何以搞到如此窘困？”他说：“你们安徽搞过两年责任田，喘过一口气，我们四川从1958年后，一直没有喘过气来。”这就是对责任到户的评价。同时，还应当承认，1962年后，虽然对“责任田”大加批判，并全面回收，但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还是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实行小范围的责任制。这也是安徽农民认识责任到户好处的一个原因。

　　二曰：“牛力、水利不好安排”。（肥西县）官亭公社夏老庄生产队队长袁友和说：“责任到户，用牛、用水麻烦是多些，但能够解决。现在是集体经济，只要队干部安排合理，是不会出问题的。”果然，这个生产队和其他许多生产队一样，在今年用水、用牛十分紧张的双抢季节，也并未发生过纠纷。当然，极个别的地方，如安排不当，是会有纠纷的。有些人不赞成责任到户，就专找这一方面的个别现象，并加以夸大，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曰：“生产计划、远景规划不好安排。”其实，责任到户之后农民并没有脱离生产队的组织领导，凡是因地制宜，符合客观规律的计划、规划，农民是不会不执行的。问题是由于我们过去利用集体化这个方便，随心所欲地订了许多完全脱离实际的计划、规划，要农民去执行，结果大部分都不兑现，甚至造成重大损失，因而使人民群众对计划、规划失去了信心。如果订出的计划符合客观规律，能使劳动产生更多的成果，农民是讲求实际的，他们对能增产的计划，会比任何人都更认真执行的。至于那些主现主义的计划、规划，一旦发扬种田的精神，确实“不好安排”，但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用不着人们担心。

　　四曰：“抗灾能力薄弱”。集体农民确实比解放前的个体农民抗灾能力强，这是毫无疑义的。集体化以来，兴建了许多大水利工程，就是它的巨大成绩。问题是，责任到户的农民，并没有离开人民公社这个集体，正如实行岗位责任制的工人，并未离开工厂一样，它的土地、劳力和公共积累，生产队是可以统一使用的。它并没有妨碍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不应当把他们当成旧式个体农民，更不能把它与过去的单干户混为一谈。而且也决不能认为，集体规模越大，抗灾能力就越强。安徽农村集体化规模最大的时候，要算1958年至1960年，但伴之而来的却是空前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抗灾能力未见其强。与此相反，1978年，肥西确实遭受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灾，但责任到户的区、社、队，1979年夏收却比最高年产量增产了两倍到三倍。抗灾能力未见其弱。许多农民说：“不怕百年未遇的大旱，就怕绑起来蛮干。”我认为，集体农民抗灾能力的强弱，主要看有没有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能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政策。认为责任到户，抗灾能力就一定会削弱，这是没有根据的。

　　五曰：“劳力强弱不同，造成收入不平衡。”我认为，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收入不平衡，这是正常的现象。在“大呼隆”年代，劳力弱的有“大锅饭”可吃，不思努力；而劳力强的，则因多劳而不能多得，不愿出力，以致造成生产和收入普遍下降。肥西实行责任到户，大量的事实证明，不但劳力强的一季得了过去几倍的收入，而且我访问了几家劳力弱的，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收入。因此，绝大多数缺劳力户都赞成包产到户。大家认为，这也是当前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一个途径。农民常常说：“吃亏、讨巧都应讲在明处”。对于少数“五保”、“四属”，大家愿意在公益金里帮助他们，或者帮助他们代耕，但不愿大家一起站在地里混时间，更不愿不明不白地为别人干活。所以一搞“大呼隆”，大家就在一起糊，一糊就减产。“大呼隆”不能搞，一搞就误国害民，千万不能再干了。

　　六曰：“助长个人主义”。责任到户是适应当前生产力的水平，是发展生产的需要。生产发展了，使农民感到集体经济有奔头，越干越有劲，这只能是助长集体主义，决不是助长个人主义。过去由于吃“大锅饭”，有的队越搞越穷，有点技术和劳力强的社员，往往奔东走西，去找生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