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中国最古老的农具

耒·中国最古老的农具本站　　《辞海》“耒”条说：“耒是古代翻土农具

　　《辞海》“耒”条说：“耒是古代翻土农具。”“耒耜”条说：“耒耜是古代耕地翻土 的农具。耜是直接作用于土壤的铲状部件，也有用骨、石制作的，耒是扶持耜的把柄。” （见《辞海》2010 年版）这样解释有两个问题：一、耒是一种农具，还是一件农具的部 件？二、耒如果是翻土的农具，形状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耒、耜合用后，耒的单独意 味消失而变成把柄的名称。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判断：耒是一种最古老的翻挖土地的农具，曾在东亚地区广泛使用。而“耒耜”对“耒”的解 释是古代文人臆想的结果，谬传至今。

　　在韩国国立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件青铜器是在 1970 年末由大田的商人从私人收藏者处购得，经首尔商人转手，入藏国立博物馆。该器传出大田一带，具体地点不可知。这件青铜盾形器虽然下部残缺，但经过表面除锈之后，发现它的正反两面均有精细的纹饰，没有衔环桥状钮的一面右上方所展示的纹饰，特别耐人寻味（见下页图 1）。

　　1971 年，韩国学者韩炳三发表《先史时代的农耕纹青铜器》一文，正确地解释这一图像是“人物双手握住农具柄部，一脚作下踩状。此农具较长，分为两叉，形制与‘耒’极为相似，其下以十条横线刻绘出一方形区域以示垄沟。在耒下刻绘垄沟的表现手法，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耕作场景。”

　　这幅图像的奇妙之处，在于所表现的双手持 “ 耒 ” 而一脚踩“耒”的耕作方式，与中国殷墟甲骨文中“耤”（见图 2）的象形十分接近。左边的甲骨文“耤”字，耕作 者也是双手握农具 柄，一足作下踩状， 农具前端也是分为两叉。右边的甲骨“耤”字，前端两叉的农具表现得更细致，加上了脚踩的横棍，下踩的脚形也刻了出来。

　　在殷墟甲骨文中，“耤”字多数作为表达动词“翻耕农田”用。如：“贞：呼雷耤于明。”（合集 14 正，宾组卜辞，武丁时代）意思是：询问是否叫雷这族人翻耕在“明”地的农田。“……贞：我受甫耤在自年，三月”（合集 900 正，宾组卜辞，武丁时代）意思是：询问我是否能得到甫族翻耕在“自”地的农田而获取的收成，卜问的时间在三月。甲骨文中的 “ 耤 ” 字虽然没表现人在操作岐头工具时形成的田垄沟，而该字在卜辞中的用法，正表明它是和农业收成有关的劳作。

　　韩炳三说，大田的那件青铜盾形器上一脚下踩的农具是“耒”，是很正确的。在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中，可以见到一个作为氏族徽号使用的字，即图 3〈1〉之形。很明显，这个字就是“耤”字所持的农具形，只是把持它操作的人形，省略为一个手形罢了。而这个字显然就是后来小篆中“耒”字（见图 3〈2〉）的原始形态，最后演变为现在汉字楷书的 “ 耒 ”字（见图 3〈3〉）。

　　耒是中国起源最早的农耕工具之一。在神话传说中，耒是神农氏发明的。战国时成的《易 ·系辞传下》中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意思是说：伏羲氏去世后，神农氏兴。他砍削木头做成耜，弯曲木头做成耒，用它们翻耕和除草都很方便，教会了世上所有的人。在山东省嘉祥县发现的东汉晚期武氏家族墓地中的石筑小祠堂——武梁祠（武梁是祠主姓名），祠堂的内壁有神农氏的像，像旁有文字说明：“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意思是说：神农氏根据相宜的自然条件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开辟土地，种植谷物，用来救助广大的人民。神农手里拿的就是一种前端分成两叉的耒。它的柄部是弯曲的，可以和上面提到的“ 揉木为耒”相印证（见图4）。

　　还有另外一种传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了每个汉字的造字原意，但他没有看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只能以小篆的字形为依据，因此他说：“耒，手耕曲木也。从手推丯（音介，指“乱草也”）。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他把小篆中从耒形讹变来的“木”，解释为耒的质地是木头的，他所谓的“丯”，其实是握耒柄的手形演变而成的，他却当成了被耒所除掉的乱草。这样一来，本来是翻掘土地用的耒，被解释成单单是除草用的农具了。他对汉字造字的解释大多是正确的，保存了古汉字造字的基本原则；但受时代的局限，也有一部分字解释错了，在所难免。他在耒字的解说中还介绍了耒的另一个发明者——垂（有的书上也写作倕）。在其他古书中，垂是一位能工巧匠，发明过“舟”、“规”（画圆的圆）、“矩”（确定直角的尺）和“准绳”、“弓”、还造出最早“钟”（一种打击乐器）。有的书上说，垂是神农氏的臣属，有的书上则说他是“黄帝工人”，也有书上说他是尧舜时的人。

　　以现古学的知识评判，上述两种耒的发明者传说，后一种传说中的垂，可信程度更高一些。因为，耒这种工具，在田野考古发掘古代的坑或沟时，可以在壁上发现它所留下的平行的齿痕。这种齿痕，在殷墟发掘的过程中已为中国考古工作者所熟知。1956 年，在河南陕县庙底沟HG553 北壁发现同类齿痕，“经我们仔细观察，发现是用双齿形的工具做成的，每齿的直径是4 厘米，两齿之间的距离也是4 厘米，有的宽达6 厘米的。”这个灰沟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可把年代推早到公元前2780 ± 145 年。20 世纪70年代，陕西临潼姜寨的发掘，在姜寨一期（属半坡类型）的坑壁上也发现了同类工具的齿痕，证明“已使用木耒一类的工具，如H33 南壁尚保留四组木耒痕迹，每组有两条耒齿痕。齿痕间距16 厘米，每齿宽6 厘米。”（见图5）年代可推早到仰韶时代中期，即大约在公元前3000 年以上。目前发现的用耒遗迹，最早的就是仰韶到龙山时代，这一考古学上的时代大体上相当于传说中由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这一时代正是各种文明因素逐一出现的早期文明化的重要过程。

　　由于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工作中还不曾发现过古代的农田遗迹，只在土工工程的窖穴、房子基坑、沟渠的壁上找到过耒的齿痕。在文献记载中，耒也不只是农具，而是一种常用的挖土工具。例如战国晚期韩非所著的《韩非子·五蠹》中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禹为天下的王时，亲自拿着耒和臿做民众的领头人）。禹是带领民众大规模治水的领袖，他拿着耒和臿，显然是为了挖渠修堤，并不是为了耕田。在武梁祠内壁的石刻画像中也有禹，手里举着一件双齿的工具，正是耒。与神农像用以耕作的耒，不同之处在于通体是直的（见图6）。

　　战国时成书的《周礼·考工记》中谈到耒的制作说，耒的分叉的头部——庛——应长一尺一寸（东周时一尺约为23.1 厘米，一尺一寸约合24.5 厘米），而靠近庛的柄部应长三尺三寸，而还有一段柄部应长二尺二寸，由于这三段折成一定角度，如商代青铜器铭文 所示，柄端和庛端的直线 厘米），即当时丈量耕地面积的基本长度单位——一步。但是，该书又强调折角的度数是要因地制宜的。“坚地欲直庛，柔地欲勾庛，直庛则利推，勾庛则利发。”意思是，土质坚硬的需要使庛部和柄部平直，土质柔软的需要使庛部和柄部形成勾折，庛与柄平直有利于推送，庛与柄部勾折有利于翻起土壤。所以，我们现在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见到的耒的象形符号，柄部和分叉的头部有不同的曲折形态。前面所举韩国大田出土的青铜器上的耒，庛和柄仍有一定的角度，正是适用于翻起土壤，形成田垄的。而武梁祠画像石中禹手持的耒，庛和柄部平直，而且较短，应是土工工程的利器。

　　推想耒这种双齿和翻掘土壤的工具，应该是在土质致密的黄土地带产生的。之所以作双齿形，是为了使入土时有一定宽度，而又减少阻力，双齿之间空隙不宜过宽，方可托起较大的土块。战国时耒的实物，在湖北江陵纪南城的古井中发现过（见图7）。这是保存下来的木耒的一个例子。残长109 厘米，柄端残缺，所以不知原来究竟有多长。前端（即庛部）长50 厘米，是分为两齿的窄长木板，双齿各套有一铁刃口，铁刃口长7 厘米、宽8 厘米，板上端一侧较宽，显然是供脚踩踏处。板面和双齿上都有砍制的痕迹。同一井中还发现一段长46 厘米的残柄。把这件耒和前面举出的农耕纹青铜牌上的翻耕工具比较，头部的轮廓是很接近的，只是青铜牌上的工具柄和头部呈折角，而井里出土的耒柄和头部呈一直线；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使用方式都是要用脚踩踏来加强发力的。

　　一直到汉代，这种用脚踩踏来帮助发力的翻耕工具仍旧在使用。汉代的耒，至今还没有发现过实物，但在随葬的陶俑中，发现过持耒的形象。这是在河南省灵宝县东汉的古墓中出土的俑（见图8），说明直到东汉时期（公元1—2 世纪），耒仍在使用着。再晚些时候，耒在中国土地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能因为耒的双齿在加装铁刃口后，间距已变得很小，并不比加装一字形刃口的臿（即由古耜演变而来的另一种翻掘土壤的工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韩炳三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大田的那件青铜盾形器，和大田槐亭洞石棺墓出土的一件青铜盾形器，形状十分接近，而该墓同时出土的一把细形铜剑已测定为公元前3—4 世纪的器物。本文无意讨论朝鲜半岛细形剑的确切年代问题，用槐亭洞石棺墓的细形剑，为大田的青铜盾形器断代，只是一个间接的旁证。但是大体上可以肯定的是：这件盾形器上的图像说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耒和“跖耒而耕”的农作方式，最晚在战国时代已经传入朝鲜半岛。而且，图像中那个踏着耒翻耕出一条条田垄的人，头上有两条长羽，显然是朝鲜半岛土著居民的装束，可以证明当地居民已掌握了这种耕作方式。

　　在黄河流域和朝鲜半岛的中间地带，即中国的东北地区，在田野考古中目前已发现了不少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留下的双齿挖土工具的遗痕（见图9），图中的齿距为5.5—7.5 厘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1500 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600 年。比夏家店文化年代更早的遗址中则尚未发现过耒齿的遗迹，这有待今后田野工作中注意探寻。

　　目前已经可知的是，耒这种古老的农具，不但传到了朝鲜半岛，还通过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由于日本的土壤条件能保存很多木器，所以现在已经出土了不少木制的双齿形农具（见图10）。图中由左至右为，爱知县春日井市胜川遗址出土的木制耒庛，属于公元前1 世纪的弥生中期，与大田所出盾形器图像相似。

　　千叶县茂源市国府关遗址所出木制耒庛，属于公元3 世纪的古坟初始期，已经形成日本本地的特殊形态。长野县长野市石川条里遗址所出连柄的双齿工具，属于公元4 世纪的古坟前期。最右是大阪府丰中市上津岛遗址所出木制耒庛，属于公元5 世纪的古坟中期。日本学者认，图中不带柄的三例都可以绑在木质曲柄上使用，所以名之为“叉锹”，而把图中带柄的称之为“锄”。实际上，既然有直柄的双“锄”存在，那么所谓“锹”也可以绑在直柄上使用，因而也就是耒庛了。这种在日本分布相当广的木质双齿农具源于中国黄河流域古老的木耒，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在日本它至少沿用到公元5 世纪，比黄河流域要晚得多。

　　《辞海》在中国具有简明大百科全书的作用。《辞海》1979 年版（第三版），在耒字条中解释“耒耜”一词，引用了一幅古代从来不曾存在过的“耒耜”图（见下页图12），并解释说：“耜是耒耜的铲，耒是耒耜的柄。”《辞海》2009 年版（第六版）改为“耜是直接作用于土壤的铲状部件，也有用骨、石制作的，耒是扶持耜的把柄。”耒被这样臆想成农具的柄。这种曲解起源于西汉时不明农业生产的学究京房（公元前77—37 年），他在注释《易·系辞传下》时，将耒和耜当作同一件农具的不同部位，说：“耒，耜上勾木也。”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127—200 年）采用了这种说法，在注释《礼记·月令》时也说：“耒，耜之上勾也。”其实，像江陵纪南城战国古井中出土的那种双齿而分别加上铁冠的耒，东汉时还在使用，所以做大司农的郑众，在注释《考工记》中的耒时说“耒为耕耒，庛谓耒下歧”。然而郑玄却把这种双齿有两个铁冠的农具，“耜”〔当时一般已称“臿”（见图11）〕混为一谈，而且自作聪明地解释说：“古者耜一金，两人并发之。今之耜歧头两金，象古之耦也。”意思是，古时候的“耜”有一个金属的刃口，两个人并排翻土。现在的“耜”是分叉的头部有两个金属的刃口，是模仿古时候两个人成对作业。认为这种双齿工具可以顶两个人同时作业，这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想象之辞。但是，由于郑玄对后世经学影响很大，把“耒耜”当作同一件农具名称，又把耒和耜作为不同部位的名称。于是“耒”仅是“耒耜”的勾曲的柄部，成为经典的见解。

　　本文写作目的，是恢复耒在东亚世界起过重要作用的古老农具的应有地位，并特别希望在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在今后的田野考察中，继续关注并努力发现古耒的使用痕迹和实物遗存，使这种器物产生和传布的历史，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