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盐铁进行国家专营这些曾经的“国有企业”是如何运作的

古代对盐铁进行国家专营这些曾经的“国有企业”是如何运作的本站　　盐铁作为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而同样也正是因为盐铁在社会百姓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才产生的盐铁税，更是古代封建历代王朝的重要财政来源

　　盐铁作为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而同样也正是因为盐铁在社会百姓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才产生的盐铁税，更是古代封建历代王朝的重要财政来源。

　　汉代在实行专卖制度之前，盐铁产品是实行征税制的，在汉武帝制定官营专卖制度后，盐铁的专卖成为其中最重要的项目。

　　虽然到和帝章和二年，官营专卖制度被彻底废除，但盐铁资源依然是之后历代王朝重视的对象，送无不与盐铁本身的特殊性和其在国民生活中的重要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作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需求量极大，不可一日或缺，从古至今都是人们生存的重要消耗品之一。

　　铁，也是人民生活和生产劳作的重要工具，不仅是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武器和生产工具的基本原料，同时和盐一样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用品。

　　铁制农具在两汉时期已成为当时国民经济生产方面所使用的主要劳动工具，可以说，其使用量和消耗量是和农民所耕种土地的多少成正比的，其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两汉时期是铁制农具代替青铜制农具的大发展、大推广和大普及时代，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代表中小工商业者的文学、贤良就盐铁专卖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无一例外的都谈到了铁农具的普遍应用。

　　据考古资料研究，两汉时期铁制农具的大量出土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时期铁制农具已成为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铁器在两汉时期获得的长足发展，不论从数量还是器具类型上都进一步增多，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盐铁官营全面实施后，无论在技术、人力还是在资金上，官营盐铁较都有一定的优势。南阳冠军县为今河南省邓州市，冠军县要派十余人去河东运盐，人数之多，反映出了河东盐的产量之大，绝不再是以前的小作坊生产，食盐产量较之前有大幅增长。

　　论中国古代盐铁专卖之鼻祖，当属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推行的“官山海”政策。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中原，齐任管仲为相，为了扩展财源，富国强兵，推行了旨在垄断盐铁的“官山海”政策。

　　山产铁矿，海可煮盐，实质是把山海资源收归国有，国家对盐铁的生产买卖加以管理，垄断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实行盐铁专卖。关于管仲推行的专卖制度，有一部分专家认为“官山海”政策是“以民制为主，官制为辅，称为部分专卖制。”

　　另一部分人认为“管仲的盐专卖是民产，官府统一收购，进行运销。”属民制，官购官销。管仲推行的“官山海”政策给齐国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使齐国迅速发展壮大，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而这一政策也为西汉武帝时推行全面的盐铁专卖政策提供了范例和依据，对两汉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进入到西汉时期，西汉经济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尤其是其中发展起来一批工商兼营的盐铁大商，他们趁着宽松政策，大发横财，垄断盐铁，富至巨万，严重威胁了汉廷的统治和威严。

　　再有就是两汉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冲突经常发生，这是对国家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军费开支的庞大可想而知。

　　汉武帝派孔仅、东郭咸阳巡行各郡国，负责全国各地盐铁官署的设置，人员的挑选并任命“故盐铁家富者”为官吏，具体经营掌管各地的盐铁事务。为了减轻实行盐铁官营专卖的阻力，各地盐铁主要官员大多都是从当地盐铁业大商贾中挑选充当的，正所谓“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实质上权利仍旧操持在盐铁旧有豪富手中，这是一种上的妥协，相当地尊重和照顾地方经济实力派的利益。在全国各郡县设盐官三十九处，铁官四十八处。

　　盐铁专卖各具特色，盐的专卖主要采取的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办法，即在产盐区设置盐官，由官府“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官府招募百姓自备生产费用煮盐，盐的生产者必须“因官器作煮盐”，而煮盐用的“牢盆”是由国家发放的。

　　对于未经国家允许私自煮盐贩卖的，采取没收煮盐工具，并切左趾的刑罚。盐民产盐由国家按官定价格全部收购，并运往各地出售。但官府收购到手的盐，基本上是就地售卖给商贾，再由他们运往全国各地的。

　　在当时产盐区和主要的中转站，均设置了盐官，盐官的设置又有盐官令和盐官长之分，并设有盐官为副手，他们所领俸禄与同级地方官员大体相同。盐官在产盐区，负责招募盐民，分配“牢盆”，收购和运输食盐。

　　盐的销售也由官府经营，或者就地由官府设吏售卖，或者由特许的商人进行分销售卖。铁的专卖与盐有所不同，采用的是完全由国家垄断的专卖形式，不同于官府募民煮盐的制度，冶炼铁的卒徒“衣食县官”，由国家严格控制和掌握铁的生产、运输、销售，以防止豪强大族握有铸铁权，伺机谋反，威胁中央集权。

　　随着盐铁官营政策的不断发展，其官僚体制所固有的垢病和盐铁政策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日益显露，这使得统治阶级上层逐渐出现了分歧。

　　一方认为盐铁官营专卖制度是“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成为当时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不可废除。而文学贤良将盐铁专卖的弊病说得活灵活现，他们以人民代表的姿态出现，为民请命，也确实提出了官僚体制及专卖制度所造成的人民疾苦的问题。问题依然没有改变，继续推行官营盐铁，直到新莽时期。

　　关于文学贤良，他们表面看似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民间疾苦，但实则他们代表的是工商业主的利益。他们希望取消官营盐铁，由私人经营，而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盐铁利益再次落入富商大贾的手中，他们垄断自然资源，以此富可敌国，威胁中央集权。

　　他们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实则是借此机会对国家自然资源垄断权的争夺，是统治阶级上层内部矛盾的体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人民谋利益。

　　在著名的盐铁会议召开之后，由于盐铁专卖政策己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罢除后即出现“用度不足”的状况，因此，三年后又恢复了盐铁官营。由此也可以看出，盐铁专卖制度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已不容轻易取代。

　　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持。官营盐铁与盐铁相比，有着极大的优势。由于国家资金的雄厚和人力的充足，自官营盐铁专卖政策全面实施后，煮盐和冶铁铸造业的生产规模迅速的发展起来。

　　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之初就“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垂。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这就开辟了任用商人为吏的一条特殊道路。各地掌管盐铁的官员，都是从昔日盐铁业大商人中挑选充当的，这就使得“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昔日大盐铁商一跃而成为政府官吏，掌管国家经济大权。这种官商合流，长期下来必然会滋生。

　　盐铁作为老百姓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治者的重视，尤其是对盐铁的生产、运输、不可一日或缺，因此，受到历代王朝统一销售以及税收政策。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权力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的过程中真可谓无孔不入般地覆盖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且成为绝对的主宰和中枢。正是随着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从基本不受控制的分散游离状态被牢牢征发到王权体系中来而加以支配。

　　这也充分地反映出在帝国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中，是主体，社会经济处于从属地位，经济只有服务于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便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