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县六沟范杖子一个她再也不敢回去的地方

承德县六沟范杖子一个她再也不敢回去的地方本站　　一九七七年，我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

　　一九七七年，我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当时，我在承德县商业局办公室工作。局里的财务和办公室同属一个科室，林林总总下来，有七、八个人，有点人浮于事。我负责基层财务报表的审核和汇总工作。一个月也就三五天的工作时间，其他时间打打杂，跑跑腿，挺自在。

　　这时候，县里给我们局一个下乡包队的指标，当时叫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要一年的时间。我知道消息后，主动写申请要求去包队。局里还考虑我刚毕业的一个女孩子会不会能吃的了苦，我明确表示我能行。实在话，我挺乐意去的。一个是我在农村插队四年半，熟悉并喜欢农村生活。二是，我在机关真的是无所事事，对于毕业时间不长的我来说，挺难熬的，有点事干，我觉得挺好！

　　定下来之后，已经是九月份了。我回了趟市里的家，跟父亲汇报了我的想法。父亲很支持我，做了一些准备，我就到县里报到了。

　　我被分配到承德县六沟战区（当时的称呼）所属的范杖子公社的工作队。工作队十几个人，都比我年龄大。而且全部是在农村长大的，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

　　范杖子公社隶属于六沟战区，地处平泉县与承德县交界处。野猪河贯穿而过。那里非常贫困、非常偏僻。不通火车，离最近的乘大班车车站“六沟”还有25里路。而且要翻两座山，还要过一条河。

　　开始在公社集训了两三天，就被派到大队了。我和队长张如金，六沟派出所抽调来的队员徐信分派到公社所在地小范杖子大队。后来我才知道，是工作队考虑我年轻没工作经验照顾我，才把我留在公社所在地，并且和队长一个小组的。

　　分派住宿的时候，出了点小插曲。大队给工作组张如金组长和老徐安排在村头王大爷家中。王大爷家，卫生条件相对好一些，人口也清净，就老两口。可张组长考虑王大爷家有个期间说错话被判刑的儿子，虽然已经定为冤假错案了，但是，人，不知道为什么还在监狱里。怕有不好的影响，他就选择了住村中心的陈大爷家。于是，我就被安排在王大爷家了。

　　王大爷家院子很大，但收拾得干净利落。青堂瓦舍的三间正房，西边还有两间偏厦，是储存农具杂物用的。院子里种的各种各样的蔬菜，绿油油的，菜园子的边边角角还有许多正开着的花儿，把个小院子装点的生气勃勃。和其他人家不同，王大爷家的猪圈是建在大门外的，这就显得院子里干净了许多，也没有了不好闻的味道。

　　收拾完行李，我在大爷的院子里找到了一个玻璃的空罐头瓶子，洗干净，放上了清水。到村子的田野上采了许多野花，有的，有粉色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还有绒绒的狗尾巴草，长长的柳树叶。一起放到盛着清水的罐头瓶子里，摆在桌子上。花瓶旁边，是我带来的书、笔记本，还有刚从公社领来的墨水瓶。然后，站在门口看看，嗯，有点家的味道了。

　　没有想到的是，从那天起我真的在远离承德市的六沟范杖子，有了一个新家，大爷大娘给我的温暖的家。

　　大爷大娘都七十多岁了。大爷高高的，身板笔直，是个老木匠。大娘个子不高，穿了一件快过膝盖的中式偏襟大袄，改造过的小脚，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眼睛不大，细细的，笑起来就咪成一条缝，脑后梳着一个小小的发纂。他们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大儿子二儿子都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做了木匠，三儿子因在期间说错了话，被判了刑。

　　农村的土炕，天凉了以后，不按时烧炕，就如同睡在了地上。我到了大爷大娘家后，我都是早出晚归的，哪有时间烧炕？于是，大娘就在我睡的这铺炕的锅里给猪煮泔水，煮好泔水后再添上一灶碎柴火，洗干净的锅里还添上一瓢水温着，等我回来睡觉的时候，炕总是热热的。洗脚水也是热热的。我的心是暖的。

　　我们是在村子里吃派饭。所谓吃派饭就是从村头第一家开始，每家吃一天，一直吃到村子的最后一家，然后再往返重复。我们每天交给村民一斤四两粮票，三角五分钱。那时候，农村还很贫穷，条件有限。但是，不管轮到谁家吃饭，都把最好的吃食拿出来做给工作队的吃。

　　即使如此，大爷大娘也怕我吃不好。那时候的工作是没有上班下班这一说的，也没有早晚黑白的区别。开会学习，晚上没有点钟是回不去家的。大爷担心我回家进院子怕黑，就在房檐下按了个电灯泡，听见狗叫和我推门进院的声音就把灯打开，随着我踢踏的脚步声，大爷大娘就把我迎进了他们住的东屋。一个在灶坑煨熟的土豆，一块甘甜的红瓤红薯，一截黄橙橙的嫩玉米，一把用烟笸箩在火盆上炒香的南瓜子，几个胖胖的毛豆……一股脑推到我面前。那时候真是年轻啊，明明是吃过饭的，可过一门槛还能吃一碗。就再吃一个饱，回屋洗脚睡觉。幸福不？在家，在亲爸亲妈跟前我也没过这待遇啊。

　　更让我感动的是：一天夜里，我偎在被窝里看小说。啪的一声，从房顶上掉下来一个东西。我坐起来一看，妈呀，一只大蝎子仰巴脚的在我被子上折个呢。我一个高蹦到了地下，光着脚跑到大爷大娘屋里哆里哆嗦的叫着，蝎子~蝎子！大爷问明了情况，把蝎子捉了，踩死了。第二天早上，大爷就找来了几个人，忙活了一天，把我住的西屋吊上了棚顶。就这举动，要是你，你感动不？

　　我在大爷大娘家住了小半年，大爷大娘的三儿子就回来了。我也从大爷大娘家搬出来住到了公社的院子里，要离开住了半年的家我万般舍不得。我到供销社给大爷买了两瓶酒，给大娘买了两斤点心。大娘拉着我的手不放，眼里都是泪。我也哭得稀里哗啦。

　　我们到范杖子的时候，正是秋天。野猪河畔的秋天真的是美极了，曲曲弯弯的野猪河，沿着对面青山的走势，不紧不慢的流着。河岸的庄稼一片茂盛，金灿灿、沉甸甸的谷子与绿油油的玉米地，色彩对比十分强烈。微风吹过，能看出一波一波的风痕。火红的高粱，胖胖的豆荚，都似乎让你嗅到了粮食的香味。多美的田园风光啊！

　　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我，还有公社妇女主任，一个刚在人民大学毕业的北京姑娘李淑贤（我叫她李姐），被安排到小范杖子大队协助他们做计划生育工作。

　　刚出校门、还未婚的我们对于计划生育工作真是一窍不通，匆匆忙忙的找了两本计划生育宣传材料，给自己来个速成教育，便披挂上阵了。

　　可真的开始工作，我们才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有多大了。面对着需要计划生育的对象们，不知道如何张口。泼辣得农村大嫂子们，对我们两个未婚的大姑娘毫不客气，什么话都敢说，我俩常常被他们弄的面红耳赤。

　　没办法只得像大队刘求援。大队刘看到我们俩狼狈不堪的窘态，乐的前仰后合的。乐够了说，别着急，我把老周派给你们。

　　老周是大队妇女主任，我们叫她周大姐。大姐那时候得有四十多岁了，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已经高中毕业，在村子里的小学当老师，两个小的还在读书，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汉子。

　　周大姐得有一米七的个头，长得壮壮的，用农村话说铺排大身的。她特别能干，家里外头都是一把好手。上山下地，砍柴挑粪，做饭洗衣，喂猪养鸡无所不能。我亲眼见过，一百多斤的粮食口袋，她抗起来就走。有了她的参加我们的工作顺利多了。

　　首先，我们把重点放在了一个绰号叫“瓦窑”的育龄妇女身上。我问周姐，为什么叫她“瓦窑”？周姐说，村里有个老学究称：古人生男孩，谓之弄璋之喜 ，生女孩呢，谓之弄瓦之喜，“瓦窑”一连生了七个女孩，可不就是个“瓦窑”吗！我惊叹，深山有高人啊！

　　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瓦窑”是典型的超生户，可她坚持不做手术，就是想生个儿子，成了全公社的老大难。她声称，罚也好，打也行，不生儿子不罢休！

　　周大姐说这事不能蛮干，得另辟蹊径。她托人在平泉给“瓦窑”家的大女儿介绍了结实能干的上门女婿，并且主持操办了婚礼，我和李姐也送上了我们的礼物和新婚祝福，还给她家调整了自留地。“瓦窑”被攻破了，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并做了手术。把这个公社的老大难给解决了，公社为了表彰奖励我们，特地宰了一只羊，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喝了白酒，醉了。

　　转眼冬天就到了，那年的初冬真冷啊，农村又没有取暖设备，我被冻感冒了，吃药打针输液吃中药都不管用。夜里发烧39度以上，白天，没有一点力气的我依然坚持工作，开会，走访，传达文件，忙得一塌糊涂。终于，我撂炕了，站都站不稳了。周姐把我接到了她的家里，她说，你这是小伤寒，不拾掇拾掇好不了。二话不说就把我按到炕上，高声吩咐两个孩子道，“三儿，按住你姨腿”，“二儿，把住你姨胳膊”！然后她一条腿骑到我的身上，在我声嘶力竭的狼哭鬼嚎声中，我的后背被她连刮带揪，又推了拔火罐，出了两溜大血泡，黒紫黑紫的。连痛带挣扎，我出了一身汗，吃了她给我擀的一碗面条，在她的热炕头睡了一大觉，我，好了。痊愈了！

　　当时，县里对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要求是挺严格的。工作队有着严明的组织纪律条例，没有什么特殊事，是绝对不准许回家的。我已经六个月没回家了。

　　我们的工作就是宣传文件、政策，落实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记得那一年，上级要求农民种一种叫“保持系”（音）的高粱，那种高粱高产，就是不好吃，涩的，连牲口都不吃。生产队不愿意种，就派我们去做工作。后来还协助公社做计划生育工作。虽然苦，但一群年轻人在一起，也挺好玩的。以后又认识了3524工厂的几个知识青年，在相互的慰籍中，工作之余聚到一起，侃侃大山，吹吹牛皮，声嘶力竭的唱老苏联歌曲。记得当时挺流行的一首乌克兰歌曲叫《在那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是我特别喜欢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家，想正在热恋中的男朋友。

　　吃了一秋天的新粮食，虽然依旧瘦的像条黄瓜，我却窜了个。一件洗的发了白的蓝色的卡上衣（的卡~的，读涤，是当时的一种布料特别结实），小了一大截，漏出了扎在腰上的裤腰带，袖子也短了一大截，穿在身上像猴顶灯，这是我唯一能穿出去的上衣。周姐说，这怎么能穿着它回家呢。她催着我到供销社买了二尺蓝色的卡，把我的上衣放在炕上比划着，然后对着二尺新布咔咔的下了剪子。一会功夫，二尺新布变成了一堆条条角角。她打开缝纫机，嗡嗡的踩响了，不大会功夫，我的旧衣服变了样。底边和袖子都接上了一条深蓝色的新边，领子也换成了深蓝色的，原来三种颜色的五个扣子也都换成了清一色的褐色有机玻璃的扣子。猛的一看，像一件两种颜色拼接成的夹克衫，我穿上它转了一圈，知足的不行不行，像是白得了件新衣服。

　　我美滋滋的下着草绿色大军甩（那时的军裤，因为裆长，被称为军甩），上穿以新补旧双色拼接夹克衫，脚踏一双白塑料底黑条绒棉鞋，回到了市内的家里，欢欢喜喜的和家里人过了个大年。

　　初五，男朋友终于来看我了（他的家在外地）。六个月没见了，热恋中的我们有些难舍难分。看电影，逛马路，和同学聚会，玩得不亦乐乎。眼见着假期就快到了，怎么办啊？于是，两个人就打起了歪主意。就想给工作队长张如金打个电话请几天假，可那个年代的电话不好打，家里没电话，要到邮局去排队，因为是长途，接收地又偏僻，总接不通，这个电话打了一下午，依然没通。思来想去，决定给张如金拍个电报。

　　电报是按字收费的，为了省钱，再三斟酌，写了以下内容：“父病，续假”，后面写上我的姓“顾”。我想，撒个小谎说父亲病了，再续请两天假，就可以和男朋友多呆几天。没想到，这封电报出事了！

　　电报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如今的年轻人是不了解它的。电报是通过数字发送的，到了接收地再翻译成汉字。那时候的范杖子实在是太偏僻了，电报是送不到的，只能送到六沟。然后再由六沟的话务员通过电话，将翻译了的电报内容转告给范杖子的话务员，由范杖子的话务员转告给工作队长张如金。我至今都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总而言之，电报的内容到了张如金同志的耳朵里的时候，就变成了“他的父亲病故了，要他请假回家”。

　　开始，他是有些怀疑，他也是在家过完春节才回来啊，他走的那天早晨，父亲还吃了一盖帘子饺子呢，怎么就去世了？可这电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悲急交加的他借了辆自行车，拼了命的往家赶，要知道，他家离范杖子130里路呵，农村的乡间公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正月里的风吹的他骨碌马趴滴。当他急切的推开家里院子大门时，看见他的老父亲正挥汗如雨的劈着木柴，他差点背过气去。

　　返回之后通过核查，才知道电报是我拍的。坏就坏在我的姓上了，不知道哪位大仙，把姓顾的顾翻译成了故去的故，再加上几次转传，就成了一地鸡毛！他气疯了，派人到我父亲的单位调查，大义灭亲的父亲丝毫没有袒护我（估计老爸也被气坏了，弄虚做假不算，还重色轻爸），我所有谎话彻底暴露了。

　　事情大白了，张如金却把满腔怒火全部归罪到我的身上。添油加醋的向县里汇了我一报。于是，经县委、县政府批准，县“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在全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范围内发通报批评我，“拍虚假电报，欺骗组织，无组织无纪律”。

　　离开范杖子，我再也没回去过，据说，现在那里通车了，交通方便多了，可我不敢回去，我害怕见不到故人，我也不知沽酒与何人？

　　顾亚嫚，女，1954年出生于河北承德市，2009年退休，退休前供职于承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承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过乡，插过队，当过工农兵学员，毕业后一直从事机关财务管理工作，直至退休。个人爱好:摄影（拍不好），唱歌（跑调），阅读（眼睛近视受限制），喝酒（大夫不让喝，三高），散步（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睡懒觉（没有睡不着）。还好，心态不错，积极乐观。这就是我，不一样的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