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铁器的发展以及在农业经济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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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在这里是以古典时期的希腊、罗马为典型来说明铁器和上述两个国家奴隶制产生的关系。郭沫若在我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中也同意“在古代，铁的出现和使用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当然，如果不结合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单纯以铁的使用作为社会分期的唯一标志是片面的。在世界古代史上，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出现的阶级社会一般都进入金属使用时代。但青铜或铁的出现与使用，同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没有必然的联系。公元前第三千至第二千纪的“青铜时代”，古埃及早已是奴隶制社会，而在第一千纪上半期埃及人使用铁器以后，它的社会性质并未改变。公元前五至四世纪时处在铁器时代的希腊社会，却是典型的奴隶制经济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从铁的被发现到冶铁业的兴起，确实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各个方面的发展。而铁器制造技术的所以能迅速提高，是由于有长期积累下来的青铜冶炼技术作为基础。

　　中国铁的应用始于何时？从文献方面来追溯，铁字似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骃藏》中一句“驷驖孔阜”。孔颖达《正义》“驖”字又径写作“鐡”。这首大约作于公元前八世纪七十年代的诗，把黑色的马称作“驖”，想必是这种黑色金属在当时秦地已是常见的物品。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齐灵公时的古器“齐侯锺”，根据这点，再结合先秦古籍关于齐国的记载来看，齐国铁的使用大概可上推到公元前七世纪前期的齐框公时代。《国语·齐语》：“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梦，试诸壤土。”这两种不同的金属，前者当指青铜，后者应是指铁。以上还只是根据文字来推测。

　　从冶铁技术来推断，铁的最初出现似乎还在春秋以前。公元前513年（鲁昭公29年〉晋国的赵鞅，荀寅带领军队在汝水旁边筑城，“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能够用枯大的铸型来铸造有铭文的大铁鼎，说明冶铁术已达到铸铁阶段。世界上早期的冶铁术叫做“块炼法”。这种早期冶铁法，由于冶铁炉子小，鼓风设备差，温度不高，铁矿石不可能熔化成液体，出炉时是海绵状态的熟铁块。从“块炼”到“鼓铸”是需要一个颇长的历史过程的。

　　从考古发掘来看，春秋时代的遗存仅出土一柄铁剑。这是1957年在河南陕县后川春秋晚期基葬出土的。战国早期的铁器出土的数量还很少。但是，根据战国中期的冶铁遗址的规模及出土铁器的种类和制作技术，也可以推断实际使用铁器的时间至少在春秋时代。

　　目前关于铁的最初出现，在学术界中还有多种不同的意见。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在西周初期已发明了锻铁制的工具和兵器。根据：1、周的祖先公刘在豳建国时，曾经“取厉取锻，止基乃理”；2、周成王时鲁国国君伯禽讨伐淮夷、徐戎，誓师说：“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认为这里两个锻字指的是锻炼铁器。周人之用铁器，由于所处的周原和丰，附近都有铁矿，却缺少铜矿特别是锡矿。

　　限于地理条件，周人的青铜铸造业在早期没有得到发展，而采铁锻制却产生了。日本学者也有根据二、三件古铜器附属的铁的部分来推断西周已开始用铁。这些说法只能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参考，论据还不够充分，而把铁器使用的开始定于春秋是较为妥当的。

　　关于我国古代铁的使用，还有起源地区的问题。有认为中国冶铁术最早由东夷、巴蜀发明。二十多年前，有人曾根据古代传说，论证我国古代铁兵器先流行于东南地区的吴、越、楚。还有人认为“这个意见是可以成立的。”

　　这一些争论不是毫无意义的。例如，主张铁器开始于西周的学者，就认为西周的农具——铁缚等都是铁制的，并且对西周时期的农业生产力以至对西周社会性质的看法都有了不同的估计。又如，对铁器起源地区的研究，也涉及古代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文化、经济的发展及其交流的不同估计，这些说法都值得作进一步的考察。

　　如果说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还不普遍，那末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解放以后，战国中、晚期的铁农具或铁器大量出土。出土地点有辽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南、四川等八个省的二十处以上的地方。辉县的魏墓、长沙的楚墓和兴隆的燕国遗址发现的铁农具或铸遣农具的铁范都在几十件以上，其中辉县固围村的五座魏墓就出土了犁钟、镬、插、锄、镰等农具五十八件。从考古材料来看，到战国中期以后，铁农具在当时各个地区的使用相当普遍。

　　《孟子·滕文公》：“许子（许行）以釜甑爨，以铁耕乎？”用饭锅来和铁农具相比拟，就足以说明铁具的普遍。

　　强大的齐国，据《管子·海王篇》记载，它的铁官掌管下的冶铁业，农业生产用的来、耜、座（即铺-铲类），手工具的斤、锯、凿，和女红用的钺、刀。同书《轻重篇》所举的铁制农具和其他工具更多，前一项中添了镰、耨、椎、铚，后一项中更包括了组、钻、俅、述四种。或认为《轻重篇》是汉初人的伪托。但拿镰、耨等农具来说，战国遗物是有出土的。可以相信，战国时代的齐国，包括耕地具、除草具和收获具的各种农器都有铁制的，而且使用相当普遍了。

　　齐国的北邻燕国，就当时整个中国的疆域而论，是处在北方边境。战国以后，铁农具也普遍使用了。上述今河北兴隆县燕国遗址，发掘出铁制生产工具的铸范87件，主要是斧、镬、镰、锄等农具的铸范，计镬范25副47件，斧范11副30件，双镰范2副2件，锄范1副3件。甚至在当时燕国的边骚地区，今日的辽宁，出土的铁农具种类还超过了兴隆出土的农具铁范种类。战国时代，燕齐两国的商业来往相当密切。战国后期燕兼行齐国的刀货，可能制铁业也彼此互为影响。

　　三晋地区在战国时代应当是重要的铁器产地。《史记·货殖列传》所举的冶铁家，有赵国邯郸的郭纵；蜀卓氏的祖先原是在赵国经营铁业的，宛地孔氏的祖先原是魏国人，也经营铁业。至于韩国，著名的冶铁地点更多，出产著名的锋利剑戟，如冥山、龙渊（均在今河南省西平县西）、邓师（指邓，今河南孟县东南），等等。楚国也是以铁兵器锋利著名。目前出土的战国铁兵器，多数是楚国的。长沙、衡阳六十四个楚墓中，共出土铁器70件，其中工具21件，兵器33件，其他16件，兵器约占一半。长江下游的吴越，在春秋末、战国初也是善制铁兵器的国家。

　　根据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铁器的使用，铁农器比铁兵器先普遍应用。例如吴越地区，有人根据《周礼·考工记》所说的“段（锻）氏为馎器”和“粤（越）之无缚也，夫人而能为缚也”两段话，认为越国的人已能普遍用铁来制造农具。

　　铁农具的普遍使用，首先对于荒野和森林地域的垦辟起了巨大的作用。铁镬和铁斧是适用于开垦森林和硬土地带的农具。河北兴隆县出土的87件完整的铸铁模型，其全重量为190公斤，而馒与斧的模型占了模型总数的九分之七。在形制上，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出土的铁范中有一种铁芯。这是为了铸出农具安装木柄用的把孔而设计的。

　　重要的农具，如锂、斧、锄等都有安曲柄的方蛩形和安直柄的长片或方穿形两种。这些又都是比较大型的农具，特别是镂，质坚而重，形制为长条形，中脊厚，两侧薄，便于用作挖树根、起石块和掘硬土。它们的广泛使用，大大扩展了耕地的面积。西周末年，国与国之间，邑与邑之间都留下的隙地。春秋以后，边境田的争夺不绝于书。处于北境的燕国也扩大了新垦的边境。近年考古发掘证明，战国遗址和墓葬的分布远比西周、春秋的多而广，这是人口增加和耕地扩大的表现。

　　农业生产率和耕作方式随着犁逃和铁锄、铁镭等耕地具和铁镰等收获具的出现起了根本的变化。根据文献中一些线索，使用犁骅和牛耕大约开始于春秋。春秋时孔子有两个，一叫冉伯牛名耕，另一个名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个力士叫做牛子耕。把牛与耕相连作为名字，当然是牛耕这一事实早已存在的反映。

　　其次，《国语·晋语》记载一件事说，春秋末年晋国的贵族范氏、中行氏在国内兼并战争失败后，逃亡到齐国，他们的子孙便成了齐国的农民，把“宗庙之牺（牛）〔用〕为畎亩之勤。”这是说齐地的耕作者已经把牛来服役于田亩了。牛耕即使开始于春秋时代，但一直到战国前期，它还没有达到普遍使用的程度。在河南辉县、洛阳和禹县出土的战国铁农具中，有“V”字形犁。

　　这一时期的犁在构造上，还很原始。它的形制是前端尖锐，后端阔，锐端有直-，但还设有犁璧。因此，这种犁只能起破土划沟的作用，但不能起翻转土块的作用。起垄做亩，还得依靠锄和其他农具来协助完成。同时，这种犁窄小而轻，起土也不会太深。不管怎样，它比起未耜，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对提高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铁制除草、收获具的使用，同样值得注意。在耕具已经开始使用金属以后，一般还长时期使用着石器、蚌器的除草具和收获具。战国以后，用作耘苗除草的铁耨锄和收割用的铁镰，已较普遍使用。于是，在全部耕作过程中，开始有可能使用一整套的铁农具。这样，个体农户可以“深耕熟稷”来提高农田的单位产量，个体的农业经营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春秋以后，铁器的开始使用大大促进了耕地的垦辟，逐步改变了耕作方式，于是使得原来的土地占有关系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但是，只有在新的封建经济制度开始确立以后，铁器才取得较普遍的应用，对社会生产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