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解剖“中国威胁论”,看中西文化基因究竟有何不同?
(东西问)陈胜前:解剖“中国威胁论”,看中西文化基因究竟有何不同?
北京5月16日电 题:陈胜前:解剖“中国威胁论”,看中西文化基因究竟有何不同?
记者 夏宾
陈胜前。本人供图。
中国文化基因究竟是什么,又与如今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往大了说,能解释中国多年来的和平发展之路;往小了说,能让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自觉戴上口罩。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近日接受“东西问”专访,详解中国文化基因的特点及成因,并回应了外界关切的多个热点问题。
中西文化基因有何不同?
陈胜前认为,文化基因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中性的,不存在必然好或必然坏,只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下,文化基因的正面效用可以表现出来。“文化基因和生物基因非常不同,文化基因可以互相学习,不是天生的。”
那么,中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文化基因有何不同?
“美国的文化历史太短了,它所继承的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基因。”陈胜前称,美国文化基因一个突出特点是“好战”,更准确的说法是“有侵略性(aggressive)”。
如此文化基因,正面表现为进取心或“救世主心态”,总想改变世界、拯救世界;负面表现如美国200多年历史只有十几年没打仗,自古以来好战国家,估计无出其右。
此外,美国较有特点的文化基因还有技术导向——对美国人来说所有的问题都是技术问题。陈胜前称,例如面对反恐战争,美国会想着发明更好的装备和武器来解决问题,但反恐不完全是军事技术问题,它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政治。
回到源头,中西方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陈胜前说,世界上关于文明起源有很多种理论,大致可以归为两种:一种是集体本位或者叫集体主义,一种是个体本位或者叫个体主义。而集体本位的文明,是在解决群体所遇到的问题、共同对抗风险中形成的。
可以看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农业下的人口规模和密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量级,华北沼泽平原、长江中下游泛滥平原地带都有了密集聚落。
这个地带,同样是洪涝灾害的高风险地带,这里的人们必须有良好的集体意识才能生存下去。能够领导大众的精英由此脱颖而出,社会复杂性慢慢提高,文明开始萌生。
再看西方的文明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的农业来自西亚地区,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种植麦子、驯养牛羊。但这个农业结构是矛盾的,种麦子的地不能养牛羊。
相比而言,中国史前农业的特点是自给自足,与谷物农业相关联的是养猪、养鸡、养狗,这个物种结构是互补的,谷物的副产品可以喂养牲口,而牛(黄牛)羊在中国出现相对较晚。
同时,古希腊阿提卡半岛,地形崎岖,适合农业的平原和盆地很少,但那里岛屿众多,海上交通条件更优越一些,所以就发展出了一种依赖海上贸易的文明形态。
“我们看到古希腊的文明不断向外扩张,向外殖民,而商业交换是以个体为基础的,这就必然导致个体意识增强。”
陈胜前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希腊奠定了西方文明的个体主义文化基因——向外不断索求、殖民。
总体而言,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基因方面,一个是集体本位,一个是个人本位,实际上与早期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中国文明形成群星璀璨 5000多年实现融合
勤劳、和平、中庸、含蓄、合群、包容……这些都是陈胜前所概括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特点。
例如“含蓄”,从文化景观来看,西方人表现出对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强烈偏好,但中国的文化景观总是想着“要挡一下、再挡一下”,就像四合院;中国人写诗歌,含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如果直接说出来,就少了一点韵味。
陈胜前认为,中国文化基因中,最宝贵的是“包容”。中国之所以形成具有包容的文化基因,也是一个历史中,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一个产物。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分布在各个地区,它们此起彼伏、群星璀璨。陈胜前认为,考古材料显示,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接着出现了北方辽西的红山文化,陕北的石峁文化。中国古文明发展有个向心趋势,都想“逐鹿中原”,因为控制中原才能实现控制所有区域的半径是最短的,最终他们都融合成了中华文明。
“融合的过程绝非易事,需要反复磨合。所以中国文明5000年干了一件大事,就是融合。”陈胜前强调。
他进一步称,中国人的祖先想了一切办法来解决融合的问题,因为融合肯定会面临冲突,那就要避免战争,要尽可能地降低融合的成本,那就得包容——让时间来慢慢消化和接受这种差异性,所以现在中国人对差异性的“感觉挺好”。
陈胜前举例,就拿饮食来说,觉得北京菜不好吃,可以吃川菜,觉得川菜不好吃,可以吃粤菜,中国的菜系、口味太多了,但大家仍然没有嫌多,还总是想应该吃点什么特别的。
“所以,中国文明包容差异性,甚至欣赏差异性。”陈胜前说,包容就是寻求某一部分的共性,和而不同。“只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整体利益基础,剩下的东西可以不一样。”
资料图: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张斌 摄
实现融合堪称“幸运” 中华文化圈早已形成
中国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完成了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的融合,陈胜前用“幸运”来形容。“为什么用幸运这个词,因为这段历史代价很高,不是轻而易举能实现的。”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很“内卷”,从汉代以后发展就停滞不前。陈胜前直言,这不是完全准确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实际上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成为了有十几亿人都认同的一个超大的民族群体,给今天的世界留下了一个超大型的文明,形成了超大型的市场。
中国这些年能迅速发展起来,规模效应尤为重要。陈胜前表示,如果要将这份红利追根溯源的话,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然是很幸运的,因为融合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对中国来说,合才是主题。”
汉代之后就有魏晋南北朝,还出现五胡乱华,唐朝之后五代十国,接下来还有金、西夏、元、清。陈胜前称,其实北宋就有资本主义萌芽,临安是当时的世界级大都市,100多万人口,欧洲和阿拉伯的商人都到临安来;当时的泉州也是世界著名港口,很多宗教由此传入中国,发展很繁荣。哪怕到了明朝,中国也很繁荣,商业文化发展也不错,但中国要不断地面对民族融合,发展才不会出现中断。
陈胜前续称,清朝则完成了一个大贡献,就是中国东南半壁河山和西北半壁河山的整合,长期以来草原部族和农耕部族的拉锯斗争终于实现融合。其实,不管是元朝蒙古人还是清朝的女真人,他们对汉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认同非常强,但这个认同需要时间成本,它不会自动实现。
谈及此,陈胜前提出,从中国文化整体来看,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文化圈,且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形成。
为什么这么说?他举例称,东北辽西的红山文明,贡献了玉文化,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而它最早用得最充分、最好的是在东北;还有像陶瓷、铁器、纹饰等都出现了跨南北、跨东西的传播,证明中国文化它早就来自于四面八方。
“中国文化有一个相互作用圈,也可以看作四个板块,东南板块、西北板块、海洋板块和生态交错带板块,单独说华夏与边缘的话就把中国文明的范畴限制得太小太窄了。”
陈胜前认为,黑河到腾冲,这一条线是中国的生态交错带,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枢纽带,西北、东南以及生态交错带的文明不断交流。另外一个是海洋板块,中国的文化里有一部分是通过海上传来和输出去的。
资料图:吐鲁番交河驿·坎儿井源景区献上舞蹈表演,欢迎团队游客。 苟继鹏 摄
中国威胁论?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过去很多年,少数西方国家和媒体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陈胜前认为,那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他指出,中国古代的战争,基本只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部动乱,因为压榨过度出现农民起义;另一种主要针对农耕部族和草原部族的拉锯战,因为草原的生活方式不是自给自足,必须要同中原贸易,而草原文化又盛行抢夺,容易发起战争。哪怕是汉朝时期拓展西域也是为了战略牵制,并不是对外扩张侵略。
“中国在郑和下西洋时有条件去殖民,但没有干这个事情,没有去把人家的种族灭绝掉,没有去把人家土著的土地全占了。我们哪怕就是移民在那里,也是跟人家共处,寻求共同发展。”陈胜前说。
陈胜前指出,中国的文化基因立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是一种有内在矛盾的经济方式,不会主动形成冲突,所以在经济基础稳定的情况下,就会形成特别稳定的社会结构。
“如果中国真变成跟西方一模一样,那是西方的灾难。”陈胜前说,哲学家罗素在他的一本书《中国问题》中也提到,中国也许是未来人类遇到危机时,几乎唯一的希望。因为如果西方模式不行,好歹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可选,但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没得选了。
“现在的中国就给这个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的可能,尤其是给第三世界国家做了一个示范。”
资料图 记者 贾天勇 摄
人类命运共同体更符合时代潮流
新冠疫情,是时代给全世界出的一道考题。
“中国的集体本位和西方的个人本位,在这次疫情里表现得特别充分。”陈胜前表示,西方个人本位就不能够约束自我,自由高于一切,“戴不戴口罩和愿不愿意居家,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中国人就觉得集体、大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他表示,自由主义的一个本质就是个人主义,是对个人利益的肯定,所以西方文化几千年一以贯之;它的积极面是,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开拓探索未知世界,确实值得学习。
但今天西方这种个体导向的社会发展模式已经失去平衡,弊端也开始显现。陈胜前指出,个体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没有节制的攫取,自然资源会慢慢耗尽,矛盾对立尖锐。
他认为,这次疫情之后,强调集体本位、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会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向。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命运休戚与共,要有这样整体性的思维。对此,中国人很能理解,但西方不是很能理解。
因为个人主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需要靠牺牲他人来维持自己的利益,过去就是牺牲殖民地来满足自身的发展;后来殖民地没有了,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牺牲社会底层,从内部牺牲。
陈胜前指出,西方国家以前的日子很好过,占据垄断着高额利润,但是中国的崛起让西方从前轻松赚钱的日子不复存在了,所以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因为中国所代表的另一种模式和路径也行得通,但西方不愿意接受。
“中国确实提供了另外一种和平的或者说不用牺牲他人的崛起道路,让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我们看中国人的矛盾观,冯友兰先生有个说法,是‘仇必和而解’,矛盾双方是同一性的,但是西方是‘仇必仇到底’,就是一定要把你灭掉。”
陈胜前认为,此一时彼一时,不是说个人主义就是错的,只是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更符合时代潮流。
陈胜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考古学理论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理论的构建”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思想史、石器分析、遗址过程、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著有《史前的现代化》《思考考古学》《人之追问》《学习考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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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杨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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