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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传承科技“薯”光照耀蜀乡——记薯类学科奠基人杨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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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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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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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到解决吃好饭、能致富的问题，农业科学家们前赴后继，代代相传，发挥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作为我省农业科研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传扬学科奠基人学术风骨，一代代科学家默默守护，换来当今的仓廪实且衣食足。

“传承农业科学精神，打造百年学科精品”

今天开始，让我们走近这些学科奠基人↓↓↓

杨洪祖

1939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位28岁的川籍青年农业科学家杨洪祖，历经艰险辗转回国。与他一同结伴而归的还有另一个“宝贝”——甘薯。

由此，一个高产、质优的美国农家甘薯品种“南瑞苕”远渡重洋，在四川落地生根，由此开启了薯类科研领跑全国的新时代。2017年，我省薯类总面积1952.4万亩，马铃薯、甘薯总产和面积均居全国第一。

从“中国薯类作物育种的开拓者”杨洪祖，到接班人刘宇泰、叶凤淑，再到现代薯类“领军人”潘海平、黄钢、王大一、何卫、谭文芳等，四川省农科院用一个世纪的光景，书写了薯类科研史上的辉煌历程。

远渡重洋优良“红苕”引种回国

甘薯，又称红薯、番薯，是薯类作物之一。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由于都是农户自家留种、藤系扦插，很容易繁殖，因此，鲜有人对甘薯育种进行专门研究。除此之外，甘薯的不易开花，也增加了科研育种的难度。

“1937年前，在世界范围内，只有热带、亚热带地区的菲律宾、印尼有甘薯自然开花结实。在温带地区甘薯一般不自然开花。这是甘薯杂交育种的第一道难题。”省农科院薯类专家、今年80岁高龄的叶凤淑回忆道。

在革命年代，对于百姓来说，能够吃饱饭便是最大的幸事，谁还潜心科研？但杨洪祖却拥有一个“让百姓都能吃饱饭”的科研梦想。

杨洪祖

1936年夏，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的他，被推荐到四川省农科院的“前身”——四川省稻麦改进所工作。到任后，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全省甘薯农家品种143个。从此与甘薯、马铃薯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后来跟杨老先生共事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特别较真，但凡是跟工作有关的，他都会逐字逐句地认真阅读，不敢有一丝怠慢。”受其影响，叶凤淑至今也保留着杨老的记笔记、贴标签的学习习惯。

育种工作，是实践的积累。没有积跬步，何以至千里？

1938年，凭着在美国刻苦攻读、练就一身“本事”的杨洪祖，随身携带着高产、质优的美国农家甘薯品种“南瑞苕”和“普利苕”，途经越南等地辗转回国。从那时起，半个世纪以来，他带领薯类科技人员在漫长而艰难的科学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进。

攻坚克难硕果累累遍及全国

美国的红薯能够高产、优质，引种到中国为何就不能高产呢？是不是经过驯化、杂交就能改变其性能？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杨洪祖带领着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二十余名科研人员集中攻关，终于取得了骄人成绩：先后通过引种驯化、系统选择和杂交育种为生产上提供甘薯、马铃薯品种共30多个。其中对生产贡献最大的是引种驯化、鉴定和推广了甘薯品种“南瑞苕”和马铃薯品种“巫峡”。

“这些名字，离现代百姓生活甚远，大家可能感受不到杨老的科学贡献。1950年，‘南瑞苕’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成为当时四川甘薯生产上栽培面积最广的主栽品种，年栽培面积达1312万亩。”叶凤淑表示。

在此后，“南瑞苕”经长达50余年的栽培，累计面积达2.5亿亩以上，为社会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著名的作物育种家H.H.洛夫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认为，“中国引种‘南瑞苕’的成就在世界作物引种史上是罕见的。”

薯类（甘薯和马铃薯）是全球重要的粮食作物，对我国及世界的粮食安全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南瑞苕”、“巫峡”、“米拉”、“疫不加”、“南湖塔”……这一系列在当时响彻全国的薯类品种与配套技术，极大地缓解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时代的口粮紧张问题。

不仅如此，上世纪90年代，我省提倡“一亩红薯一头猪”生产模式，即种一亩红薯，保障一头猪的养殖饲料。川薯科学家们用其一生的卓越贡献，在保障温饱及粮食安全条件下，有力地支撑了川猪产业发展。

马铃薯试验示范基地。

科学严谨精神代代相传

科学必须严谨，容不得半点虚假。

在经历薯类高速发展之后，进入上世纪70年代，薯类的科研进入了“沉淀冷静”期。于是，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标新立异”的风气。

“当时，农业科学领域开会，有人提出利用薯拐子代替薯块做种子，甘薯茎尖越冬育苗等不切实际的说法。”叶凤淑作为当时省农科院薯类科研人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根”的。

作为杨洪祖的手下“女将”，叶凤淑也有一股子倔劲。只要她认准了的，即使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也要保留自己的观点而不迁就让步。因为她坚持“是非之事，要让实践来证实。”

终于，在杨老先生“矢志不渝”“奉献终身”的科学精神感召下，新一代的接班人通过用“南瑞苕”与“美国红”杂交和以后的培育、鉴定、选择，于1980年育成了高产、适应性广的甘薯品种“川薯 27”。该品种获得1983年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每年栽培面积均在 200 万亩以上，1988年高达463万亩，10年累计种植2400万亩左右，增产原粮5.75亿公斤。

鉴于杨洪祖先生的成就以及在薯类事业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物学会第二届理事、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2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昭觉城北乡马铃薯试验示范基地。

胸怀梦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

育种界有个说法叫“品种论英雄”。在薯类科研的黄金时代，杨洪祖、叶少元、刘宇泰、李本国、叶凤淑……这些默默耕耘、奉献一生的“英雄”永远闪耀着光芒，成为激励后辈们前行的原动力。

进入2000年，随着老一辈科学家们的纷纷退场，以何卫、谭文芳为代表的新时期的薯类科学家们，逐渐扛起了科研的大旗。但实际上，在成为“英雄”的路上，“冷板凳”倒是常坐。

“一个新品种从筛选到实验、检测、认定，至少要7年时间，成功的几率也只有十万分之一。”谭文芳说。

几年前，谭文芳在选育甘薯新品种时，在田间发现了一株高抗旱、紫色的甘薯品种。这让她很兴奋，想着能选育出新一代的紫甘薯品种，就日以继夜地研究。

“我们白天埋头地里栽种、做实验，一连干了几个月。”然而，大量的实验结果让谭文芳大失所望，新品种的稳定性不够，一年的科研数据等于白费。

虽屡经挫折，但谭文芳无疑也是幸运的。她运用科技创新手段选育、研发各类优质高效、特色专用新品种超过10个。其中，川薯294就是高端鲜食和加工用理想品种。

谭文芳介绍：“2017年，川薯294在‘全国好吃红薯大赛’100多个品种盲选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一名，这个品种好吃还高产，目前已实现成果转化。这个品种亩产可以达到2000斤，鲜食可卖到10元/斤，每亩可收益1万多元。”

“作为后生晚辈，我跟杨老没有见过面，但是在大家的口碑声、实验室中，我无数次感受过前辈们的求真务实、攻坚克难的科研精神。”在谭文芳看来，做一名现代育种工作者，在享受这些前辈们积累的科研数据的同时，无异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步。

时空流转，万象更新。如今，现代川薯类“科技领军人”潘海平、黄钢、何卫、谭文芳、沈学善等，沿着前辈们的足迹，接力奋进。川薯周年生产供给、优质专用品种选育、良种脱毒种薯快繁、优质绿色高效栽培……一项项令人振奋的成果问世，为川薯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