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忽悠”的形式与类型

官场“忽悠”的形式与类型本站　　官场“忽悠”的实际情形千变万化、举不胜举，只重形式、热衷口号、走过场不求实效等官场“忽悠”形式，无不表现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倾向，长此以往，必然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影响

　　官场“忽悠”的实际情形千变万化、举不胜举，只重形式、热衷口号、走过场不求实效等官场“忽悠”形式，无不表现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倾向，长此以往，必然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影响。

　　【摘要】官场“忽悠”的实际情形千变万化、举不胜举，只重形式、热衷口号、走过场不求实效等官场“忽悠”形式，无不表现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倾向，长此以往，必然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影响。

　　“忽悠”在东北方言中指“能言善谈”，后演化为“欺骗”“蒙骗”的代名词被广为传用。“忽悠”在社会上几乎无孔不入，形式多样、影响深广。官场“忽悠”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具有很强的欺骗性、隐蔽性、传染性和破坏性，败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影响了我国文明的现代化进程，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学习贯彻头头是道，实际落实还是老一套。表现在，学习党的理论、传达会议精神看起来很及时，场面很大，讲话的调门很高，要求很多；与上级的步伐保持很紧，甚至说的话也毫无二致，明明是“囫囵吞枣”，反称作“原汁原味”，明明是“鹦鹉学舌”，偏认作“保持一致”；不是学而思、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反而是为学而学，“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样的官员明知难以自欺，尚且拿去欺人，其表明的只是态度，注重的只是形式，突出的只是过程，是穿新鞋、走老路。

　　开会发文事事重要，“党八股”空显水平高。为表示重视某项工作，常用的手法是开会和发文，乐于抄袭拼凑，以致于将开会和发文这一工作手段变成工作目的，琢磨文字重于琢磨事情，动辙就用“高度重视”“重要讲话”等用词大加渲染，用一些玄虚、高深的语句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复杂问题抽象化、把抽象问题虚无化。对真问题反倒是层层往上报、搞“圈阅”，层层不表态、推拖拉拉。这种打着“规矩”旗号的“党八股”方式，助长了形式主义，强化了官僚习气。

　　热衷口号、浮夸虚报，以矛击盾、以盾攻矛。没有实际行动的目标只是空口号，言而不实，空而无物。有些官员不是以实际行动而是以空洞的口号凸显目标，以假作真，将忧变喜，此一时以矛攻盾，彼一时以盾击矛，将东墙西墙互拆互补，无条件层层加码。这种官员敢把将要做的事情说成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意在令下级从之、同级仿之、上级信之。

　　蜻蜓点水、不求实效，穿着“皇帝新装”四处招摇。有一类官员习惯于“被调研”，调研的路线、对象、语言都“按套路出牌”；安排部署工作只图出席会议，意在出镜露脸；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大体是四处转转、随便看看、任意指点；体现重视程度不过是堆砌有量无质的数字；服务群众的项目常常是僵尸栏目，“责任状”几乎是自己的“免责单”。这类官员不仅使自己疲于应付上级，也使下级疲于应付自己，其结果是“忽悠”者常常也被“忽悠”，受害者常常转身成为为害者。

　　编剧排戏、瞒哄领导，程式繁杂看似热闹。有的官员不抓落实，而是热衷于挖空心思编造“新思路”，杜撰“新经验”，以造声势、出风头“忽悠”各方，以抓“典型”、作“盆景”瞒哄一时，给人留下搞形式扎扎实实、做秀场认认真真的印象。

　　只顾眼前锣鼓乱敲，饮鸩止渴、金蝉脱壳。为了在任期内出政绩，动辙采用各种方式动员干部群众“集中精力干大事”，思路常变、口号常新、数字游戏常玩、移花接木常搞，结果常常是烂尾工程难以收拾，到头来能干者原是“忽悠”者，“忽悠”者竟是为害者，几年过后为害者已成逃离者。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当下的新形式主义作了准确描述。因一切事物都有其复杂性，官场“忽悠”的实际情形千变万化、举不胜举。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反“四风”力度的加大，“忽悠”也在“隐性变异”，更增加了对其识别和防范的难度。

　　认识官场“忽悠”，有必要通过归类分型，进一步认清“忽悠”的主体和客体，即弄清楚到底是谁在“忽悠”谁。

　　单向“忽悠”。主要包括：一是由上及下型。主要指官员对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忽悠”、上级对下级的“忽悠”，如为完成某项任务提出不切实际的“大干××天，任务坚决完成”之类的层层摊派。二是由下及上型。主要指下级对上级不切合实际的虚报、瞒报等，如谎报财政收支指标、造假套取专项资金、掩盖安全生产问题等。三是同向“忽悠”。主要指同级单位部门之间，或官员同事之间彼此“忽悠”，如职能交叉、权责不一的多龙治水现象，干部对同事并无诚意的恭维或“捧杀”现象等。

　　双向“忽悠”。在某一具体情形中，既有上级对下级的“忽悠”，也有下级对下级的“忽悠”，还有同级或同事间另一方的“反忽悠”。如在扶贫工作中存在上级不切实际的瞎指挥、瞎考核，以某些拍脑袋考核指标“忽悠”下级，而下级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过玩弄表格和数字达到目的。

　　复合型“忽悠”。这种类型主要指“忽悠”有时是单向的，有时是双向的；某个时段是单向的，另一个时段是双向的；有些“忽悠”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有些是隐性的，一方被蒙在鼓里，有些是显性的，双方心知肚明；有些“忽悠”的主客体相互博弈，斗“心术”、分“胜败”，有些“忽悠”的双方装糊涂、对“皇帝的新衣”视而不见。从官场实际以及社会各方状况看，通常的“忽悠”多属于复合型“忽悠”。

　　尽管完全厘清官场“忽悠”的类型较为困难，但不难看出，官场“忽悠”盘根错节，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存在于官场内部，也存在于与官场内部相联的外部，从宏观和微观、内在和外在、纵向和横向等多个层面共同呈现出官场“忽悠”的复杂图景。

　　官场“忽悠”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历史悠久”、古已有之、层出不穷，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忽悠”之所以能在官场大行其道，与官场的独特性分不开。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官场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有正式规章。官员活动因受规章制约，倾向于排除个人情感因素。其二，有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其三，按管理和效率的需要进行权力分层，设定职位，组成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其四，按正式规则产生公务关系。其五，任职资格须通过考核和任命。这样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既按照组织目标合理分解组织权力，提高了组织活动的效率，又因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官员个体的个性特征，使官员行动受到正式规则的严格束缚，其创造性、主动性受到压抑，更容易滋生墨守成规、繁文缛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忽悠”是官场难以克服的顽疾。

　　在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Matthew Webber）看来，官员履职的合理性基础来源于服务或管理对象的自愿服从，至少不是纯粹暴力的控制。也就是说，服务或管理对象的自愿服从，既基于自身对秩序保持着合法和正当的信念，又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遵从来自官员权威的指令，而不论这些指令是否来自官员个人，还是文件、指令等法定形式。所以，官员履行职责时，必然通过种种方式或手段，如按照惯例作出貌似合理合法的决策和行动，如通过打动人心的情感传递等，实现服务或管理对象的服从。官员们说的“官话”“套话”“正确的废话”等“忽悠”话，正是对其履职合理性的强化。

　　从集体心理角度看，“忽悠”既是一种集体意识，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无疑，官员个体间的差异是无所不在的，而当组织目标、官僚体制要求将这种差异加以整合和规范，试图达成个体认识和集体共识、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一致的时候，官员个体通常以夸大或缩小等失真的形式作出反应或回应。比如某官员将组织或职业特点作为自己的特点加以呈现，用这一特点通行的言语、范式包装自己，获得认同。事实证明，对照落马前的多数言行，我们不免会凉气倒吸：“真是忽悠、大忽悠！”

　　此外，“忽悠”之风之所以能够形成，与单位组织、官员个人在社会、经济等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对等密切相关。社会主体所拥有的信息是各不相同的，由此可能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局长作为全局干部的代表，未必能始终维护全体干部的利益，在决策时可能存在自身利益最大化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上级和下级之间的约束制度并不尽完善，加之上下级之间或同级之间，特别是官民之间，追求的目标未必一致，两者间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于是，一方往往会通过“忽悠”使另一方在心理认知上忽略这一风险。如分子往往说一套做一套，善于伪装，以掩饰自己的真实内心。所以，在官场中优先占有信息资源是一种相对权力，何时传递、如何传递某些信息，关乎着能获取怎样的收益。“忽悠”者常常利用自身掌握的信息资源，支配被“忽悠”者的思想和行为。

　　当前，作为社会历史现象，官场“忽悠”层出不穷，短期内难以绝迹；与官场自身特点密切相关，短期内不可能绝迹；与信息不对称密不可分，短期内不会绝迹。我们应聚焦突出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充分认识官场“忽悠”的多样性、变异性和危害性，充分认识到官场“忽悠”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不同表现，紧密联系具体实际，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既解决显性问题，也解决隐性问题；既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解决深层次问题。官场相关的各方都应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从具体问题抓起，严格监督执纪问责，久久为功，尽可能使官员不“忽悠”、不折腾，让民众反“忽悠”、反折腾，共同坚持和践行好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