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我是大学老师，也是防疫志愿者

深观察｜我是大学老师，也是防疫志愿者别对自己说不可能 我家小区在上海徐汇区漕河泾街道，从3月16日0时开始，它被封控了。到第七天终于临时解封，为本楼最后一户居民发放临时出入证以后，距离我给学生上网课的时间只有15分钟。 我是一位

我家小区在上海徐汇区漕河泾街道，从3月16日0时开始，它被封控了。到第七天终于临时解封，为本楼最后一户居民发放临时出入证以后，距离我给学生上网课的时间只有15分钟。

我是一位大学老师，也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我在小区封控的当天报名，不久就接到了居委会打来的确认电话。

我不是第一次在应急状态下做志愿者，14年前的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我组织过救灾物资的募集和运送，去红十字会当过募捐志愿者，也为电信114当过应急话务员，算是多少有些经验吧。但目前做下来不得不说，这次与14年前的情形完全不同，我当年所谓的经验，除了“吃苦耐劳”以外大概什么也用不上。

上岗之前我对此次工作内容的设想无非是拿着大喇叭通知居民做核酸、现场维持秩序以及为老年人预约二维码。但实际上，一大早去居委会报到，我领到的任务是担任所在楼栋的志愿者队长，负责整栋楼100余户共计200人左右的核酸检测通知、登记、组织、协调等一系列工作，我接过一叠密密麻麻的人员名单根本来不及消化就直接上阵了。

根据居委会的要求，我需要在本楼的微信群里发布通知与组织动员，这就意味着首先要确保本楼所有住户（不必每人，但每户至少1个代表）都要入群，其次要对群内各类反应有足够的应对能力。

其实我搬进这个小区的时间并不长，左邻右舍也基本都不认识，小区封控前不久才通过楼上的邻居帮忙加入了本楼的微信群，所以群里究竟有多少户，哪些户还没入群，两眼一抹黑。

我原以为让群里的人们把自己的昵称改为室号，再看缺了哪些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实际情况非常复杂，本楼栋有几户年事已高的独居老人和外籍住户，他们都没有微信，还有居家隔离的住户或者一线医护人员因另行检测而无需参加小区的集中检测。所以能加群的加群，不能加群的我需要分门别类地处理，这样才打通了精准开展工作的第一个环节。

然而，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所在的小区是分楼栋进行核酸检测的，也就是传说中“叫到哪栋哪栋动”的做法。我要做的是将前方居委会的指令——几点准备，几点下楼，几点排队——第一时间转到楼群里。

发布通知不难，但指挥包括老弱病残以及各国友人在内的几百号人精确移动可不是个小工程，实际操作中更是存在两个几乎不可控的难点：一是，本楼栋共有35层，小区封控之前其中一部电梯正在改造，小区的封控使得电梯改造停工，因此只剩下一部电梯运转，这就大大影响了居民们的下楼速度。二是，现场情形变幻莫测，前一栋楼的检测速度很难精确掌握。

因此，要做到通知本楼居民下楼的时间刚刚好实在困难。事实上，第二次检测确实出现了状况，本楼居民下楼以后，现场医生突然开始交接班，前一栋楼的检测速度由此降低，导致本楼排队时间变长，于是出现了不少抱怨声。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被密密麻麻的情绪包围，我的压力也瞬间满格，一方面需要做好安抚解释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尽量疏散防止聚集。待到检测终于完成后，我赶紧在微信群里详细解释了状况缘由。令人欣慰的是，邻居们纷纷表示理解，还有一位女士专门来到现场，为自己情绪过激出言不逊向我道歉。

其实非常时期，都能理解。但这些无法预料也无法掌控的状况让人尤感基层工作的不易，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阶段的经历，但对无数扎根于基层的工作人员来说，这就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常态。

小区最初通知的封控时间为48小时，但随着整体防控形势的变化封控时间延长了。因此，我除了要负责与核酸检测相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应付邻居们随之而来不断涌现的各类生活问题，这是我之前想不到的局面。

在微信群里，每天都有不同的问题抛来，我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哪些需要向居委会请示，哪些可以直接回复，怎样回应质疑，怎样处理矛盾，容不得半点闪失。

我家楼下住着一位91岁的独居老太太，她的记性不大好，但每次敲开她家的大门，她总能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小区解封的当天，我帮她加上了我的私人微信，告诉她疫情过去以后如果还需要什么帮助可以找我。

解封以后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出过小区的大门，因为志愿者工作还没有结束，买菜的攻略、打疫苗的倡议以及周边场所的封闭管理信息等等都需要我们向居民们及时传递。

当前全市的疫情防控仍处于吃劲阶段，在那些尚未解封的小区里，志愿者们只可能更加辛苦。

应急状态下上阵是没有足够时间去思考“为什么要当志愿者”的，也许出于一种本能，一种在日常状态下就已积蓄的本能。我不是医生，无法做到有时治愈，但我可以伸出双手，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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