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忆往二三事：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还会好吗

黎巴嫩忆往二三事：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还会好吗广州地震刚刚地震了 “这次爆炸比内战更严重……”Aziza在电话里告诉我，“经济全然崩溃了。在我过去五十多年的经历里，没有遇过比这更糟的情况。” “震感来临时，我对自己重复了四次：这是次爆炸。随即我趴

“这次爆炸比内战更严重……”Aziza在电话里告诉我，“经济全然崩溃了。在我过去五十多年的经历里，没有遇过比这更糟的情况。”

“震感来临时，我对自己重复了四次：这是次爆炸。随即我趴在了地上，清晰地记得我手机显示的时间为（下午）6点5分。”

去年12月初，我收到了美国大学贝鲁特中东研究的录取通知书，但很遗憾没有拿到奖学金。再三考虑下，我还是放弃了这次机会，继续留在香港工作。然而这之后，我更密切地关注着黎巴嫩发生了些什么。

2009年12月19日，黎巴嫩新总理哈桑·迪亚卜上台；今年2月21日，黎巴嫩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确诊；3月15日，黎巴嫩宣布进入卫生紧急状态；7月27日，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在边境交火；8月4日下午6时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的仓库发生剧烈爆炸。更不用提，贯穿这大半年的失业、黎镑贬值、学校停课……

黎巴嫩拥有数量庞大的难民群体及纷繁的宗教团体，8月4日的爆炸，让这个日常停电、缺乏安全饮用水及公共医疗保障的国家，身处全球舆论风暴眼中心。

黎巴嫩彷佛被世人扯开了遮羞布，很多人因此次爆炸认识了风雨飘摇、支离破碎的黎巴嫩。而我去过黎巴嫩三次，做过志愿者、研究人员，也当过普通的旅客。这前前后后差不多半年时间经历的人和事令我时时想念、无比难忘。

贝鲁特傍晚的阳光。 本文图片除标注外俱为作者供图

在田野里奔跑的叙利亚女孩

2018年初，我受国内一家以难民福祉为议题的NGO派遣，成为其派往黎巴嫩的第一批志愿者，负责为黎巴嫩当地的一家名为“Offre Joie”的NGO工作。“Offre Joie”是法语，意为“给予快乐”。

1975年黎巴嫩各宗教派别对立，爆发了长达15年的内战。Offre Joie的创始人Melhem的儿时好友就在内战中不幸遇难，此后Melhem为消弭宗教、国籍间的隔阂，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为叙利亚难民儿童、黎巴嫩儿童共同学习搭建了一间提供免费教育的学校。

Offre Joie位于黎巴嫩北部Batroun小镇附近的山上，附近住了好多叙利亚人家。每天清晨我们志愿者会站在学校门口，等候孩子们从破旧的校车、面包车里钻出来，给我们一个拥抱，送给我们路上摘的野花。

位于Batroun附近的Offre Joie。

在为Offre Joie志愿服务的两个多月当中，我给那所学校的叙利亚孩子做了一次关于“梦想”的采访。印象最深的是一名16岁的难民女孩Noura（化名），因为自己的眼疾，萌生了想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

12岁时，Noura的右眼在大马士革一次汽车爆炸中被碎片击中。她被家人送往当地医院，医院却以有很多比她更严重的病人为理由拒收。过了几天后，她眼中的碎片才得以取出，但也因此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导致其右眼失明。

叙利亚的战事愈战愈烈，当她的全家逃到黎巴嫩后，Noura没有找到合适的医疗条件进行后续医治，黎巴嫩公立学校也无力承载大量的难民学生，后来她辗转来到OffreJoie接受免费教育。

Noura用平静的语调向我们叙述了她的故事，并安慰我们生活总是要继续，她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朋友。

我因为一次家访，对Noura的了解逐渐加深。Noura家离Offre Joie有几十分钟的车程，父母待业在家，她有一个18岁的哥哥和刚满月的妹妹。每天放学，Noura都要帮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妹妹。

做完晚饭，Noura带着我们去家附近的田野里散步。田野里粉色的小花开得很热烈。Noura虽然是孩子里相对安静的一个，但她也和其他花季少女一样，爱美并喜欢自拍。

Noura牵着我的手在田野里奔跑、爬小土丘，同行的志愿者趁机用专业相机拍了好多照片。我们把照片给她看，她摇摇头都不满意。随后，她兴奋地让我们将一张照片分享给她，是她浅笑的侧颜。当时我们不明白Noura为何对其他照片不满意，后来才发现那张选中的照片很完美，只有她左边深邃、完好的眼睛。

Noura选中的那张照片只有她左边深邃、完好的眼睛 马伯源 图

临走那天，我送给Noura一支粉色的口红，看着他们坐着校车越来越远。Noura面对命运悲剧时表现出的隐忍、乐观，成为我数次遇到困境时的支撑力量。过了半年，我去香港学校的新闻专业读书，和她失去了联系。研究生期间，我也因为这段经历，爬梳关于叙利亚难民的媒体调查、拍摄香港当地难民的短片。

我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裔导师

2019年夏天，我结束在香港研究生的课程，再次奔赴黎巴嫩，再去找Noura时得知她一家人早已搬走。而其他我熟识的叙利亚家庭，许是因为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或是叙利亚战事逐渐平息，有的辗转到了黎巴嫩其他城市，有的回到叙利亚故乡，也有的流向了欧洲。

因为难以忘怀Noura以及如她这般拥有颠沛生活的女孩，我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贝鲁特进行叙利亚难民和巴勒斯坦难民的童婚调查，也因此认识了我的巴勒斯坦裔导师Aziza。

Aziza是贝鲁特一家女性权益NGO的项目主管，也是我做童婚调查研究的导师，专业背景是公共卫生。Aziza的母亲是巴勒斯坦人，她和母亲有着极为相似的眉眼。受其母亲的影响，Aziza一生未婚，用毕生精力为巴勒斯坦难民的公民权、社会正义和性别平等奔波。

Aziza待人十分温和，工作不忙的时候，她开车带我们拜访她的朋友、平权领域的专家。我们拜访了贝鲁特的Burj和Shatila难民营，联合国妇女署黎巴嫩分部，的黎波里的女性权益NGO组织，靠近叙利亚边境的贝卡谷地难民营……

做过一些采访后，我才慢慢了解，黎巴嫩的童婚问题像一棵杂草，拎起来才能发现其下盘根错节的原因。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黎巴嫩不同宗教群体的婚姻事务由各自宗教法庭管理，而其中最低的法定结婚年龄为12岁。

与此同时，在难民营内生存环境拥挤，基本生活必需品和资源得也不到保障，所以女性更容易受到性侵犯和强暴。这时候一些家长会选择在女孩来月经后，就把女孩嫁掉，让她们的丈夫保护她们。同时也能让她们保持处女之身，维护家庭荣誉。此外，缺乏教育，战争所导致的颠沛流离，也加剧了童婚现象的蔓延。

古尔邦节那天，Aziza请我们几个年轻的研究者吃饭，又带我们去吃黎巴嫩传统甜点，用草汁做的果冻。Aziza经历过黎巴嫩内战，年纪大了，本该团聚的日子她身边已没有太多亲人，所以和我们格外亲密。

研究项目结束那天，因为我的新闻专业背景，Aziza送了我一支钢笔和一本笔记本。我问Aziza，你会想我吗？她说：我不会。想念是悲伤的，但我会期待你回来。拥有了记者的身份，如果你想回来，你一定可以再来。

在贝鲁特街头示威的女孩Rua

2019年10月中旬，黎巴嫩因对政府不满爆发大规模街头游行。游行持续至12月初，正好有一周假期的我，如Aziza所料，又启程前往黎巴嫩进行观察，顺便拜访我的朋友Rua（化名）。

黎巴嫩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与日俱下的经济状态给人们带来挥散不去的阴霾。我的朋友Rua是黎巴嫩顶尖私立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公共管理系的研究生，我们在德国的一次媒体活动中相识。

她个子稍高，鼻子挺翘，眼神里总流露出坚毅。Rua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曾向我批评她在政府工作的父亲终日“无事可做”。

当时正值秋天，民众的诉求从反对黎巴嫩政府对WhatsApp等软件的网络语音通话收费到抗议政府失能，最后贝鲁特街头瘫痪，总理阿萨德·哈里里下台。黎巴嫩宗派林立，妇女相对脆弱，但在街头抗议中，女性却显现出惊人的力量。

10月17日，游行爆发当晚，黎巴嫩教育部长车队驶过街头，恰好成为包围对象。部长保镖随即下车对空鸣枪，没想到人群中一位身穿灰色背心、牛仔裤、手无寸铁的女性，对持枪保镖胯下一击。这惊天一踹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此次抗议的一大标志性事件。

Rua也是示威前线中的一员，她告诉我：“游行代表了公众舆论，这个政府势必将被民意所推翻。贝鲁特在进行一场会有死亡的革命。”我也有幸在Rua的带领下，在新总理竞选前夕观摩了黎巴嫩示威游行中心地——贝鲁特烈士广场。彼时的Rua已经停课三周，时常抑郁，告诉我周围的一切都变了。

2019年抗议时矗立在烈士广场的标志。

烈士广场周围被铁栏杆封锁，大兵把守。穿过栏杆，我看到有几家披着塑料布卖阿拉伯咖啡的小铺，一些人正在攀谈，广场俨然成为了人们下班后政治、文化交流中心。广场中央则矗立着黎巴嫩的雪松国旗，国旗下是用阿拉伯语写着“革命”紧攥着的拳头的标志。地上绘制着一副高举着黎巴嫩旗帜并在火簇中站立的女性的涂鸦。

2019年抗议时烈士广场地上的涂鸦。

我告诉Rua，我没有见过贝鲁特这样的场景。Rua告诉我，她作为黎巴嫩人，连她都没有见过。她愤怒地控诉黎巴嫩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腐败的政府高层，而我们谁也没有想到，那时的黎巴嫩已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

何日重返昔日繁华？

拜访完Rua不久，我就收到了贝鲁特当地大学的录取通知。正如上文所述，我还是选择了待在香港工作，但与Aziza、Rua一直保持联系。

今年2月，黎巴嫩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确诊，我给Aziza发消息，让她严肃对待，早点去买口罩。Aziza先是大笑，然后说我真的是个记者，消息灵通，并不当回事。3月初疫情严重后，Aziza又发信息给我，为当初的轻视感到后悔。

据总部位于伦敦的中东新闻媒体中东之眼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黎巴嫩已经在努力应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该国450万人口中有45％面临贫困，而22％则面临极端贫困。疫情让黎巴嫩摇摇欲坠的经济雪上加霜，截至8月13日，该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7413例，89例死亡。

疫情暴发后，Rua和父母、姐妹、帮佣转移到了Shouf山区的住宅。黎巴嫩网络费奇贵，为了维持稳定的网络可以线上工作，Rua每月要花两百美元购买流量。幸运的是，她和弟弟妹妹拥有三台电脑，也可以随时开车去买杂货。

“直到疫情百分之百结束前，我们不会搬离这里，”Rua告诉我：“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钱逃到山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买得起网络。那么多人失去工作，我感到幸运也感到羞愧。”

爆炸发生时，Aziza的办公室玻璃被震成粉碎，她刚走离办公室侥幸逃过一劫。Rua住在山区的家中，没有受到波及，但她因整个国家的厄运沉浸在悲痛之中。

她在脸书上发动朋友捐款，并写道：“数以千计的人受伤，数十人死亡，数千房屋受损，空气污染。贝鲁特，一个更像战区的城市。这是一个悲剧，一场噩梦。竟然是由于疏忽，我们惨遭一切。”

Aziza仍专注女性平权运动，由于身体原因，她没能走向街头帮助重建。

我问她，你会离开这个危机重重的国家吗？Aziza沉默了几秒，说道：“不，我不会离开。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可能会伤心，会愤怒，但每一个黎巴嫩人都有责任重建这个国家。也许它不会重返繁华，但是我们可以让黎巴嫩比现在好些。”

（作者毕业于香港大学，获新闻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