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易:川渝石窟背后那些人的故事,更令人着迷
相较于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等,川渝石窟在很长时间里并不那么为人熟知,甚至关于四川石窟的研究报告也相对少。
2020年11月,四川启动了石窟(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工作,四川省(市)考古院及高校的240多位调查人员组成调查组,在8个月的时间里,调查了20个市(州)的2953处文物点,完成了专项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四川现存2134处石窟(含摩崖造像),列全国之首。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华严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图为弥勒菩萨与弟子,也有学者认为弟子为祖师袁承贵。
在此之前数十年中,已有不少石窟爱好者和研究者自发探访四川石窟,进行田野调查并研究,萧易就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2008年,他受《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邀约考察安岳石窟,与石窟结下不解之缘,十多年间,萧易不仅将足迹遍洒于巴蜀山间,考察游历了大部分石窟,并且陆续推出了《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两本关于四川石窟的专论。
前者考察呈现了四川石窟主要聚落的状态,并从历史的角度对石窟进行梳理,探讨了四川石窟历史分期和风格演变的脉络。后者则专注于道教石窟,进行梳理,阐清道教石窟的体系。
初见巴蜀石窟时,萧易曾为石窟与人间烟火比邻的存在状态而触动,他从有限的调查报告中寻找石窟踪迹,一处处探访。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考察的视角也发生变化,他对石窟中的题记越来越感兴趣,在文字中抽丝剥茧,寻找其中的故事,相对矗立于山林间的石窟,石窟背后供养人、建造者们的故事,更令人着迷。
约萧易采访时,他恰好有两本新书处于收尾阶段,一本是关于巴蜀石窟供养人的专论,另一本是1939-1941年营造学社到达四川进行古建筑调查后留下数千张照片的整理工作。原该是最忙碌的阶段,但一提到采访关于巴蜀石窟的内容,萧易没有犹豫,欣然赴会。
丹棱石窟
四川营山,村民在残破的唐代佛像上抹上水泥,绘上眉目,俨然川剧脸谱。
看见石窟在这种的状态里,我很震撼
Q:最早是如何开始考察巴蜀地区石窟的?
A:2008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向我约稿写一个关于安岳石窟的选题,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石窟,我就借此机会去安岳考察了一下。安岳石窟的年代基本在唐、五代之后,宋代恰恰是一个最巅峰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般都认为,四川石窟在唐代之后越来越衰退。为什么安岳会异军突起?为什么这里诞生这么精彩的宋代造像?我现在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准备重新再写一写安岳。
Q:当时抵达安岳石窟,看到是怎样一个状态?
A:去安岳之前做了一些关于石窟的功课,四川石窟在当时很少能看到资料。比如说安岳,我们当时能够看到的材料,基本上是当地人写的一些书,论文也是零星的。有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调查报告,错误也挺多。当时整个四川石窟的状态都是这个样子,安岳石窟是其中一个代表。
四川石窟到了中晚唐,规模一般比较小,基本以浅龛为主,保存也不是特别好。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石窟,都在荒野里、农田里、果林里,或是在住宅边上,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
安岳石窟是宋代石窟,有圆觉洞、毗卢洞、明山寺等等,它的造像非常精美。通常,我们都认为“唐盛宋衰”,意思是唐代之后没有造像了。但安岳石窟体现出来的美感,和唐代完全不一样。
比如,河西走廊上的唐代石窟,造像肢体有一种动态感,身体裸露也多,而安岳石窟造像呈现出一种非常沉静的美,佛、菩萨的身体被衣服遮盖,面部恬静、自然。这些风格和之前看过书里所论述是不一样的。
Q:你是考察了安岳石窟之后,对巴蜀石窟产生兴趣的吗?
A:其实触动最大的并不是安岳,我是去了安岳之后,对石窟产生了兴趣,后来就找资料,从资料里选择石窟去考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告中,我找到了丹棱,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然后就去了。丹棱有两个重要的石窟,一个叫郑山,一个叫刘嘴。
郑山掩映在桃林中的大石包,其上开凿一两龛石窟。
郑山的石窟在山上,路很难走,只能够开一辆车。到了山顶,见到一座寺庙,可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的,还有一些居士在。山顶是平缓的,有许多石包,石包上开龛刻了许多唐代造像。山上载着许多松树,石窟在松树底下。还有许多石凳子,散落在草叶中,夏天时,野花开遍。
当时石窟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很震惊——在这么个地方有这么个时刻,唐代造像就在你身边。
郑山的对面,叫刘嘴。我们到了之后,发现百余龛造像散落在田里,当地农民把蜂箱放在石窟里,果树结的果子低垂到佛菩萨造像面前。
许多石包上还有人住,下雨的时候,鸡鸭就跑到石窟底下……我不禁感慨:原来石窟还可以以这样一种状态存在着。
后来走了四川许多石窟,发现很多都是这样的状态。
刘嘴,村民的蜂箱就放在了唐代龛窟中。
Q:四川石窟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呢?
A:对于四川石窟的研究,是从2015年以后,才慢慢开始去调查、编写内容总目的,即使到现在,完成基本数据的石窟还是有限,比如广元的千佛崖、皇泽寺等,但是同样在广元的观音崖,就还没有做。
安岳石窟其实也只做了几个地方。一些重要的数据才开始慢慢报告出来,在此之前,基本没有材料。这就造成一个困难,外面的学者,或者是不熟悉四川石窟情况的人,没有数据和报告,就没办法深入。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石窟一直有一个观点——“唐盛宋衰”,本来就不太重视宋以后的石窟,甚至在很长一个时间里,认为唐代以后就没有石窟了。所以,当时川渝石窟研究做得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大足石窟。1945年时,以杨家骆、马衡、顾颉刚、傅振伦等学者为核心的考察团考察大足石刻,民国时候,大足石窟就已经非常出名了。
四川省安岳县茗山寺大势至菩萨特写
Q:2012年,您的专著《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出版,当时是如何设计行书的结构的?是根据年代或者地区吗?
A:最开始还是想从年代为主,但是从年代为主就没有办法讲故事,比如说从初唐,然后盛唐、中晚唐,这样来的话就有点太学术了,普通读者接受不了。
后来写的时候,就考虑到四川石窟有一个特点,不同地域的石窟,在年代上还是相对集中的。比如说早期的广元、巴中,作为历史的重镇,石窟年代比较早。中晚唐的区域,在夹江、丹棱、邛崃,往往从东大路往资中、内江走,这部分的石窟是以五代为主。而安岳和大足,则是以宋代为主。当时,就考虑到把石窟的年代梳理出来,也想把地域的故事说出来。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牛仙寺摩崖造像
另辟蹊径的道教石窟
Q:你不断考察石窟,方法、认识等等,是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A:石窟看多了以后,就会有一些观察和认识,比如说,我会问自己,一个地域的造像是否有共同的特点?
后来发现,在成都往东去重庆的这条东大路,过去一直忽视资中、内江,我在这些地方看了以后,发现东大路的造像,以中晚唐、五代为主,而后来大足、安岳石窟的慢慢形成,就像两个石窟中心,实际上是跟资中、简阳这条道路是有一个非常密切关系的。
再比如,中晚唐四川石窟慢慢衰落后,资中、内江等地的石窟开始兴起,内江东林寺、翔龙山,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造像,像不空绢索观音、地狱经变等,这些日后在大足和安岳石窟流行的题材,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出现了。
Q:后来的《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也是在长年考察石窟而得的产物?
A:看多了就会有自己的观察。《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就源自于我经常看石窟时发现了一些道教石窟,体量非常小,我就想,道教石窟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体系,能不能做成一本书?现在能看到的道教石窟,基本是北魏、西魏开始,造像相对少,但也慢慢出现了,唐代大量出现,基本上是以四川最为集中。
我们在野外看石窟时,经常能发现一些道教的龛窟夹杂其中。远远看来,可能会觉得道教石窟和佛教石窟比较类似,比如布局,三尊或者五尊。这是因为道教去开石窟的时候,并没有一些成熟的工匠,他只能找到给佛教开凿石窟的工匠,告诉要求。
比如道教的天尊,仿造佛教造像进行修改,把他的头发雕出来,还有许多重要的标识细节,比如道教要求穿鞋的,道教造像头上基本会带有头冠,两边的弟子,手上持着笏板等等。
做《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的时候,看资料时候发现彭州有一个石窟。彭州离成都也不远,但上山很困难,徒步三小时才能抵达。
现场有一块碑,上面说这里是典型的佛教石窟,造像有佛、菩萨、弟子等等。我一看,碑完全写错了,这个石窟其实是典型的道教石窟,造像是道教的天尊像,在一个石包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玄武图案,从上面字迹看来,此处以前是一个道观,边上还有地基,地基上有许多残片。
其实,大量的道教石窟是没有被认出来的,一直被当成佛教石窟在看待。所以,我就想能不能专门做一本道教石窟的书。而且,我们确实能够发现,道教石窟输出的脉络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从南北朝一直到隋,然后唐到宋、明清,脉络其实是比较清楚的。
大足三皇洞中的文官,面容清秀,丹凤眼微睁,柳叶眉上挑,超凡脱俗的仙家风范扑面而来。
Q:一般在石窟时,是如何考察的,主要看些什么?怎么看?
A:我觉得对于石窟,更重要的是从文化上对它进行解读,这个对于写作或写书,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角度。比如说,唐代有一个大背景——唐朝立国以后给自己的政权神化,把太上老君认为祖宗,之前隋朝道教造像基本上都是以天尊像为主,到了唐,太上老君开始单独变成了主尊。实际上这是受政治影响非常密切的。
宋朝也信道教,但是没有办法再把唐朝的太上老君继续拿来信,因为宋朝皇帝姓赵,就开始想办法,如到了宋真宗时就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祖先叫赵玄朗,是人皇第九子云云,就这样编出了一个圣祖出来。
但由于这是编出来的,没有群众基础,一开始宋朝推行圣祖信仰,在老百姓面前推行不下去,就想了另一个办法,把玉皇大帝的信仰抬高了。在此之前,玉帝虽然出现得早,但是一个很小的角色。
天篷大元帅,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猪八戒,被贬下凡尘前的猪八戒,真是勇猛神武、威风八面。
有趣的还有,道教其实非常了解中国人,中国人最喜欢两件事情:一个是升官,一个是发财,所以道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就是文昌帝君,明代中后期,文昌帝君造像就变成一个非常流行的题材,以清代最为兴盛。
清代时,道教失势了,乾隆不信道教,他让龙虎山的天师在本地传教,不再去外地。于是道教又开始走向民间,如一些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神,如药王、财神,都是在那个时期变成了流行的题材。
石窟供养人和建造者的故事
Q:您如今再去之前看过的石窟,关注点有什么变化?
A:我这两年在做一件事,去年开始,我重走了许多石窟,一个是在找题记,我们重新发现了很多题记;另一个是在辨别之前报告里题记的真实性。我重走了许多石窟,发现了许多八九十年代的报告里其实是有问题的,不是抄漏了就是抄错了,或者是认错了。
巴中南龛摩崖造像全景
四川石窟和甘肃或者云冈还不一样,基本上是浅龛。敦煌等石窟,壁画上有墨书题记,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而四川石窟基本上没有这种墨书,而是在龛的旁边刻题记。题记也非常少,一个地方上百窟,可能就看得到两三窟是有题记的。我就想根据这些题记,结合一些金石材料等,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一看四川石窟。
比如去年年底,一个朋友在仁寿拍了几张照片,叫光芒千佛崖,离成都大约一个小时路程,我就去了。我惊奇地发现,这里的石窟有六龛,还有题记,且没有被公布过。
在仁寿千佛崖,时光恍若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岩壁下的古道至今仍是当地人往来的通道。
题记大致讲了这么一件事情:这里在唐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崇贤里,有九户人家。会首叫罗靖,他联合其他八户人家在广明二年开窟造像,自己造了一个延寿命菩萨。( 延寿命菩萨此前在新疆和敦煌的石窟壁画中曾发现有,但是延寿命菩萨在四川石窟中没有出现过。)九户人家里,还有一个叫何戒伦,他造了一尊帝释天,帝释天在中国寺院中,一般是以诸天的形象出现,是护法神。为什么在唐代会出现这样一个帝释天单独造像的题材呢?
我发现,帝释天造像的下面有一龛是十殿阎王,旁边是延寿命菩萨。
我自己做了一个推断:唐代非常流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死亡相关,给亡者造陀罗尼经幢,可以将他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在经中,帝释天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怜悯善住天子受七度畜生恶道身的业报,故去祇园精舍请佛救济之法。佛为说陀罗尼,佛告帝释天:“此佛顶尊胜陀罗尼,若有人闻一经于耳,先世所造一切地狱恶业皆悉消灭。”所以,帝释天充当的,是一个像传播者和倾听者的角色,且联系地狱十王和旁边的延寿命菩萨。历史上的广明二年,唐僖宗在黄巢起义之后刚刚跑到成都来,当时的四川甚至整个中国,都是非常混乱的。所以罗靖才会给他儿子去建造这样的佛窟。
看到一个石窟以后,我可能更多的就想去关注一下它背后的人,从金石的材料来说,我会去关注一下石窟背后的人( 供养人)。人的喜怒哀乐,遇到的事情,都会直接决定了这个石窟的题材是什么。
石窟是死的,人是活的,人的故事是能帮助我们了解石窟的。
梁思成留下的照片
Q:您最近还在整理营造学社巴蜀考察时留下的照片资料。之前您整理了广汉的一部分,出版了《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现在整理的照片是怎样的情况?
A:做完广汉的照片之后,我发现当时梁思成夫人(林洙女士)手上还有一批四川的照片,从来没有发表过。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先生曾在四川考察了173天,拍了三千多张照片。这批照片非常重要。他们当时行程是从苍溪去阆中,坐船的途中看到了涧溪口石窟,停船上岸。涧溪口石窟比较重要的是一龛弥勒说法图,外边是千佛,年代在隋末唐初。
梁思成还发现了一个题记,是开皇15年。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在了,涧溪口后来被毁了,一点痕迹都没了。等于说,照片就保留了当时样子。
更重要的在绵阳,绵阳有一个玉女泉石窟,有三个石包,三十多龛造像,年代以隋为主。但是从梁思成的照片来看,这个地方还有三个石包,而且是最好的三个石包,现在不在了。玉女泉石窟是中国道教造像最集中的一个地方,特别难得,又是隋代道教造像,数目总共有80龛左右。
借助这批照片,我们读到了很多题记。比如玉女泉以前有一个石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天尊像,开凿于大业六年。再往前,色伽兰(Victor Segalen)也记载过这个地方有大业六年开的龛,但后来造像不在了,所以,大业六年开凿的到底是哪一龛,就无从得知,学者也进行过许多猜测。而梁思成当时确切无疑记载了,大业六年开凿的就是最大的一龛。
Q:整理照片的工作是怎样的状态?
A:当然,这批照片也非常复杂。比如说成都市新津的观音寺从梁思成的照片看,以前有12重殿,现在是五重老建筑(山门、弥勒殿、接引殿、毗卢殿、观音殿),还有七重已经消失了。我们就根据照片把十二重殿全部复原出来了。
梁思成当时的照片,并没有整理,我们拿到照片时全部是没有信息的,比如说观音寺的照片有170多张,从“观音寺1”到“观音寺177”的编号,但是每一张属于建筑的哪一部分,是没有的。所以把这170多张装进一个系统里,组合成一个寺院,这个工作非常磨人。
(本文图片均为被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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