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地区局势缓和充满变数，中东走出百年之困道阻且长

中东睿评｜地区局势缓和充满变数，中东走出百年之困道阻且长肉蒲团之极乐宝鉴 进入2021年以来，伴随美国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速度加快和力度加大，美国的中东战略转向“离岸平衡”，即力图通过塑造中东地区平衡减少中东对美国的掣肘，美国以伊拉克为中介推动沙特

进入2021年以来，伴随美国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速度加快和力度加大，美国的中东战略转向“离岸平衡”，即力图通过塑造中东地区平衡减少中东对美国的掣肘，美国以伊拉克为中介推动沙特和伊朗两大宿敌缓和关系，构成了美国这一策略的核心。与此同时， 为适应美国的战略和策略调整，加之长期对抗和疫情加剧导致地区国家“战略透支”，中东地区大国纷纷调整对外政策，使中东国际关系呈现缓和迹象，尤其以沙特与伊朗、土耳其与沙特、土耳其与埃及等地区大国关系的缓和为主。尽管这种缓和尚十分微弱且仍充满变数，但仍不失为中东形势的积极变化。

但是，对于长期由冲突和动荡主导的中东地区来说，今年以来的危机事态也是层出不穷。如作为“阿拉伯之春”仅存硕果的突尼斯发生宪政危机，凸显阿拉伯国家的转型之困，尤其是伊斯兰主义力量与国家转型的复杂矛盾；伊拉克选举结果反映伊拉克国内族群政治的复杂性，以及伊拉克与美国、伊朗关系的复杂性；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断交、与原殖民宗主国法国关系持续紧张，其实质是中东国家尚无法摆脱殖民主义历史遗产的影响。

在“阿拉伯之春”延宕十年之后，无论是处在格局转换、秩序重建中的中东地区，还是面临国家建构和国家转型双重使命的中东国家，都面临着如何走出“百年中东之困”的历史使命。

一场选举，三次危机：近期中东的危机事态举要

最近一段时间，中东国家国内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中的危机事态层出不穷，这里简要分析突尼斯、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三国内政外交的事态。

（一）突尼斯宪政危机凸显阿拉伯国家转型之困

2021年7月25日，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Kais Saied）宣布，解除现任总理迈希希的职务，冻结议会所有职权，此后突尼斯再次陷入政权内部权力斗争与民众抗议浪潮相交织的政治危机。据半岛电视台消息，突尼斯总统于9月29日任命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纳吉拉·布登·拉马丹（Najla Bouden Romdhane）为新总理，拉马丹也是该国首位女总理。 尽管突尼斯总理空缺两个月的宪政危机在形式上得以平息，但宪政危机背后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与国家转型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

自2010年率先爆发“阿拉伯之春”以来，尽管突尼斯的政治转型一波三折，但相对而言是阿拉伯国家中相对平稳、成功的国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世俗力量和伊斯兰力量——复兴运动党（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类似）达成了妥协。此前，在突尼斯政治格局中，总统赛义德代表世俗力量，但加努希领导的复兴运动党却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这是突尼斯总统解除总理迈希希职务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迈希希领导的内阁反映的是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复兴运动党”的意志。

在此次宪政危机前，在突尼斯的政治转型中，复兴运动党经历了在制宪议会选举（2011年）中得势到总统选举（2014年和2019年）中失势，再到在议会选举（2019年）占据多数席位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与世俗力量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但二者基本上实现了相互包容和妥协。 这种妥协也曾经被外界视为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世俗力量以及民主化进程融合的成功典范，并鲜明区别于埃及穆兄会的大起大落。但此次宪政危机表明伊斯兰主义力量与突尼斯国家转型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从本质上来说，突尼斯宪政危机仍是中东国家宗教与世俗复杂关系的反映。一方面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仍将是影响中东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教俗两大阵营的极化对立，构成不少国家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根源（如埃及）；另一方面，温和伊斯兰力量探索伊斯兰特色的道路，融入国家世俗化和民主化进程，但其中的矛盾依然十分复杂（如突尼斯）。

（二）伊拉克选举结果凸显族裔政治与外部干涉之困

根据伊拉克独立高等选举委员会10月11日公布的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获73个席位，居于首位；国民议会议长哈布希领导的逊尼派政治团体“进步联盟”获38席，位列第二；前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获37席，排名第三。

在本次伊拉克议会选举中，其政治力量组合继续体现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斯兰教什叶派占主导、伊斯兰教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处于劣势地位的政治格局，但也彰显出什叶派内部分化组合的复杂性。在此次选举中，获议会席位第一和第三的“萨德尔运动”和“法治国家联盟”都是什叶派团体，共同点是都反美，但“法治国家联盟”同时主张亲伊朗。

“萨德尔运动”主导伊拉克政治势必导致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预见，同时持反美、反伊朗立场的“萨德尔运动”对伊拉克政治的影响将得到加强，并对伊拉克与伊朗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伊拉克人民愿望的反映。因为在2019年新一波“阿拉伯之春”影响下爆发的伊拉克民众抗议浪潮中，抗议者都明确表示既反对西方国家也反对地区国家的干涉。2003年以来西方大国和地区国家双重干涉使伊拉克陷入了深重的灾难。

伊拉克的政治危机在本质上是从萨达姆时期权力为逊尼派垄断向后萨达姆时期权力分割（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再到当前什叶派垄断权力而引发的危机。

在萨达姆时代，伊拉克国家权力为逊尼派尤其是萨达姆家族集团垄断，而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处于权力边缘；在后萨达姆时代初期，伊拉克重建过程中逊尼派、什叶派与库尔德人之间一度出现权力分割态势，酿成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冲突和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的高涨。这是导致逊尼派极端力量以“伊斯兰国”方式进行反抗、库尔德人谋求独立的原因所在，但二者均遭到失败。 伴随什叶派主导伊拉克政治，当前伊拉克政治呈现出权力为什叶派所垄断的趋势，但更加复杂的情况是什叶派内部的碎片化及其对美国、伊朗的不同立场，将导致伊拉克政治更加复杂脆弱。

（三）阿尔及利亚外交危机背后是殖民主义历史遗产根深蒂固

在今年下半年，阿尔及利亚外交出现两大危机，即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断交，以及阿尔及利亚与原宗主国法国关系持续紧张。 这两场危机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都与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密切相关。

当地时间8月24日，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拉马丹·拉马姆拉（Ramdane Lamamra）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与摩洛哥断交。拉马姆拉指责邻国摩洛哥对阿尔及利亚采取敌对行动，破坏阿尔及利亚国土安全和边境安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曾在1994年因边境冲突关闭边界，此后虽矛盾不断，但从未断绝外交关系。

从表面上看，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断交的原因是前者谴责后者支持下的柏柏尔分离主义运动——“卡比利亚自治运动”纵火导致森林火灾。但更深层次的根源是两国长期以来的政治不信任，特别是殖民地宗主国西班牙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围绕西撒哈拉问题的复杂矛盾。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尔及利亚认为摩洛哥一直在背后支持其国内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参见张玉友： 《一场大火让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断交？其实是新仇旧恨一起算》）

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与原宗主国法国的关系也持续紧张。9月28日，法国政府决定大幅减少向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公民发放的签证数量。这三个国家都曾受法国殖民统治。有分析指出，移民问题正成为2022年4月法国总统大选的关键竞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移民政策在右翼政党挑战下正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另据法国《世界报》披露的消息，马克龙9月30日在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经历者的后代会面时，抨击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后就被一个“政治-军事集团”把持权力，且这些当权的精英还“彻底改写了”阿尔及利亚的官方历史论述，其内容“并不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对法国的仇恨。” （参见喻晓璇： 《与阿尔及利亚闹僵、办峰会挨怼：法国在非洲形象自由落体？》）

10月初，阿尔及利亚被法国大幅减少签证政策和马克龙“不负责任的言论”激怒，决定召回驻法大使，同时禁止法国军用飞机飞越其领空。 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关系紧张的具体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双方对殖民主义时代历史认知理解的分歧和冲突，也有殖民主义留下的移民问题与双方国内政治相交织的复杂因素。

危机事态折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东发展之困

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世界各地区均构成了强烈冲击，而百年来饱受磨难的中东地区更是困难重重，从2010年底以来延续至今的长周期“阿拉伯之春”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东的集中表现。

（一）历史遗产与现代性的矛盾困境

首先是帝国遗产。中东地区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曾产生了一系列对人类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帝国，尤其以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该地区的核心帝国为巨，而罗马、拜占庭、俄罗斯、蒙古等外部帝国则与中东有密切互动。帝国争霸留下的历史遗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当今土耳其、伊朗两个主要地区国家的地区领导权诉求无疑与奥斯曼、波斯帝国遗产的沉渣泛起密切相关。

其次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殖民主义对中东的深刻影响不仅在于通过肢解奥斯曼帝国强加给该地区的不合理的民族国家体系，更在于源自西方的理念、思想、制度等所谓现代性因素的输入，并突出表现为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对中东的深刻影响。

最后是中东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历史遗产。尽管中东存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三大一神教，但对当今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中东三大主体民族（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共同信仰的伊斯兰教，而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则包含了源自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因此西方现代性对伊斯兰的冲击事实上和中东地区三大一神教的“正统之争”密切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影响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犹太文明的复杂关系。

当前，无论是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政治单位在中东的“水土不服”，还是世俗化作为西式现代化在中东所激起的宗教与世俗的尖锐矛盾，都与帝国遗产、殖民遗产、传统文化遗产及其复杂关系密切相关。 从这种角度看，中东伊斯兰国家需要消解上述三大遗产，构建具有自身特色同时又吸收外来合理因素的现代性，亦即找到合适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二）自主性、开放性与依附性、封闭性发展的矛盾困境

摆脱殖民主义历史遗产，实现自主性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但是由于中东地区在地缘上与欧洲距离更近，中东地区冲突便于外部大国进行干预， 多数国家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方面自主性不足，中东区域一体化和地区主义孱弱等等，都构成了中东国家发展缺乏自主性的根源。

中东国家的依附性发展或封闭性发展尽管有十分复杂的客观根源，但无疑与其自身的失误存在密切关系。在实现独立后，尽管中东国家进行了长期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体系斗争， 其政治力量主要体现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民族主义和70年代以后的伊斯兰主义，但是二者都没有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开放发展的关系。

例如，埃及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对外依附的严重问题，纳赛尔时期先依赖西方后依赖苏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又严重依赖美国和西方，尤其是落入西方“新自由主义陷阱”，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在“阿拉伯之春”中轰然倒下的重要根源；土耳其独立后便把西方化、融入西方作为其国家战略，但在加入欧盟严重受挫后开始出现严重的身份迷失，甚至出现“双泛”思潮的沉渣泛起；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严重依赖西方，而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又走向“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自我封闭，这是今天伊朗发展之困的重要根源；更有甚者，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则在严重依赖西方和强烈反西方之间摇摆，进而陷入国破家亡的历史悲剧。

简而言之， 中东国家至今尚未解决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而是在依附与封闭之间摇摆。

不仅中东国家自身发展存在依附性或封闭性的弊端，中东地区也缺乏集体自力更生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其深刻根源在于地区内部对抗、信任严重缺失和外部大国长期强势干预，使地区合作徒有其表，甚至出现了伊斯兰合作组织“难合作”，阿拉伯国家联盟“不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不和睦”的悖论，最终使中东地区成为地区主义发展最为薄弱、地区合作水平最低的地区。

因此，中东国家实现自主与开放的平衡，中东地区走向集体自力更生，才是中东走出发展之困的必由之路。

（三）国家建设与治理能力的多重困境

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于一战后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肢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的外部性特征，国家内部部落、宗教、教派、族群等传统组织的大量存在，使得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异常困难，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不足。 在“阿拉伯之春”中，共和制国家多发生政权更迭，而君主制国家则面临深刻的转型压力，中东地区也成为当今世界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最严重的地区。

首先，中东国家亟待解决威权和民主的关系。“阿拉伯之春”民众抗议浪潮的重要诉求在于民生和民主两大诉求，但发生政权更迭国家的实际情况表明，由于缺乏独立的领导阶层和政治理念，中东国家在如何建设民主方面并无具体的方案，而当前转型阿拉伯国家也多数重回威权体制。

其次，宗教与世俗的关系。近代以来，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世俗化不断加深的趋势，但世俗与宗教的关系鲜有和谐的典范，埃及始终存在穆兄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与民族主义政权的抗争；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剧烈的世俗化之后转向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斯兰化；土耳其则在实行了百年激进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之后，出现向宗教回摆的所谓“消极世俗主义”。因此，未来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无论如何都很难彻底排除宗教的影响，实现宗教与世俗的理性平衡任重而道远，更要面对遏制极端主义的难题。

最后，国家与非国家的关系。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困难，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东国家始终处于超国家与次国家力量的挤压和撕扯之中。中东地区的超国家力量并非地区合作层面的地区组织，而多是泛民族、泛宗教以及跨国教派、跨国族群等力量，次国家力量更加复杂，包括具有地区和国际渗透和影响能力宗教政治组织（如穆兄会）、宗教极端组织（如“基地”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民族分离力量（如库尔德人）。超国家和次国家力量对国家的消极影响也恰如某学者所言，“在中东，次国家和超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展开竞争，激励着跨国运动，并限制着纯粹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行为。”

当前，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疫情下的中东国家而言，面对着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多重压力， 协调历史遗产与现代性的关系；从依附性、封闭性发展走向自主性、开放性发展；完成国家建设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无疑是其在21世纪的三大长期课题。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歌手马睿菈 http://www.xinzhiliao.com/sj/dongji/142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