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的底层拟像与缄默伦理

纪录片中的底层拟像与缄默伦理天蝎网站推广优化 凹凸镜DOC 凹凸镜DOC 这是一场中产阶层发起的对于社会底层的观看，中产阶层在对底层的观看中重新映照自我，重新体察生活，重新“知道自己有多幸运”，重新在导演的反思性阐述“我觉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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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中产阶层发起的对于社会底层的观看，中产阶层在对底层的观看中重新映照自我，重新体察生活，重新“知道自己有多幸运”，重新在导演的反思性阐述“我觉得他们比我们很多人都幸福……我们比他们更悲哀”中“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

底层的拟像与缄默的伦理

——兼析纪录电影《生活万岁》

作者：林世健

中国传媒大学 纪录片专业博士研究生

纪录片的创作伦理问题始终被掩盖在聚光灯后。从摄影机被视为复制和再现现实运动的神奇创造物到相互承继的电影理论家不断打开视野，并在代代影像书写者的实践中成为一种观察世界、表达自我、甚至介入社会的艺术手段的历史进程中，之于电影“长子”的纪录片而言，摄影机的在场所暗藏的伦理问题始终缺乏充分的讨论。

而伴随着始终不被充分讨论的纪录片伦理问题的，则是日益于纪录影像中可见的、一种似乎具有着天然“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影像书写——对于底层的再叙事——开始出现某种变形。权力与资本开始渗透进这一在“新纪录运动”中所开启的对于边缘群体、社会底层的朴素关照，而更加趋向于一种对于底层的自上而下的想象和建构。

“底层”成为了一种功能和效用：“我们”在对底层的观看中重新映照自我，重新回收被遗失的生命价值。同时，社会自身所加之底层的诸般问题被巧妙地融合与化解，并转化为逻辑自洽的证明体系，“我们”在这套体系中再度得到之于人的安置。

在这个意义之上，底层似乎不再于大众媒介中缺席，且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贡献”着自身的群体性价值和力量。然而问题在于：书写者是谁？观看者又是谁？更甚者，这是否应是纪录片的社会底色？携带着这样一种问题，我们进入纪录电影《生活万岁》的影像空间。

“这部片子拍的是‘蚂蚁’，挺卑微的，踩死了也就踩死了，都没人看到它被踩死了，它死了以后都没别的虫子吃它。”非虚构电影《生活万岁》的导演如是说。一句易被媒体误读的话语，却撕扯出被某种社会默契和精英共识所联合掩盖的基本事实：即使我们生逢技术迭变的大时代，底层却似乎仍距“文明”的中心渐行渐远。

这种渐行渐远使身处大时代的无名的我们逐步觉察到某种参照系的缺失，以至于我们正向不可控地自我迷失连续塌陷。恰逢此时，带着天然的及时与正当——对“蚂蚁”的礼赞——《生活万岁》走入了社会大众的视野。

非虚构电影《生活万岁》始于某种对底层的建构，更为准确地说，是“我们”协同《生活万岁》合力完成了对底层“他者”的建构和排除自我式的底层想象。15个人物，15种“空白”和“不确定”，文本生成的召唤结构为“我们”预留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失恋的夜场舞女、童年灰暗的单车猎人、街头卖唱的盲人伴侣、替子还债的老年夫妇、等待心脏移植的中年妇女、蹬人力三轮的拉萨老人…互不关联、彼此独立的故事片段依据情绪逻辑排列、组合成了一部具有高度“呼吸感”的影像文本，“我们”则在被紧密结构的影像流中无意识地灌注入自身的故事与经验，情感与思绪，以至影像中诸般暧昧而多义的细节开始逐步在不被他人所共享的情感结构中定格出只被自我所读解的意义图像。

于是，一切开始失而复得，“我们”似乎在长久丧失的参照系中重新看见自我，重新看见生活，“我们”似乎可以由此再度“痛饮生活的满杯”，这一切的失而复得来源于对作为“他者”的底层的礼赞，来源于导演的表述：“在他人的故事里，有我们自己的眼泪”。

然而，一切建构的背后均藏匿着不确定的要素。当我们走出由偌大的黑暗所包裹的封闭空间时，情感开始退去，幻觉开始消散，我们开始渐渐意识到“对‘蚂蚁’的礼赞”所存在的主语缺失：发起这一礼赞行为的主体究竟是谁？存在于何处？隶属于何种社会阶层？出发于何种观看视点？当上述疑问逐渐取代了被影像文本激荡而起的个人情绪时，“我们”再度走向失落和无名——“我们”究竟是谁？

“我不觉得这部片子是拍给片子里的主人公看的，而是拍给比他们生活状态好的人，那些还能有钱、有心情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人。”导演如是说。

“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开始初显端倪。在导演的上述表述中，“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划分，当“我们”怀揣着对底层的稍显可疑的关照意图踏入影院时，“我们”即通过与“他们”的比对而完成了一次自我指认：“我们”是居于底层之上者，而这种底层之上，在多数时刻指称着广义层面上的中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一条视频”在宣传《生活万岁》时的标题所言：为什么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活得比中产还幸福？

“中产”这个被隐藏的观看主体——“我们”——开始显露踪迹。这是一场中产阶层发起的对于社会底层的观看，中产阶层在对底层的观看中重新映照自我，重新体察生活，重新“知道自己有多幸运”，重新在导演的反思性阐述“我觉得他们比我们很多人都幸福……我们比他们更悲哀”中“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

底层似乎不再于大众媒介中缺席，且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贡献着自身的群体性价值和力量。当一批批“我们”走进影院、面对银幕之时，“我们”即在“他们”的出场中回收了自我的命名和遗失的生活。社会阶层间的历史对立此时被巧妙地融合与化解，并转化为逻辑自洽的证明体系，反证着“我们”的生活同样充满希冀和光亮，只是我们在不知觉中蒙上了自己的双眼。

然而，一系列可疑之处连同“中产”视点的显露开始一并产生：如果《生活万岁》源始于中产对底层的建构，那建构的背后我们能否回避一种追问：在这场主、客位清晰划分的建构行为中，我们如何确证我们曾经“看见”底层？当这种追问被进一步放大时，《生活万岁》的创作者与接受者需要同时回答：如果底层确曾在媒介中出场，我们如何确证手持摄影机所导致的权力不平等未曾再次造成底层的失语？当影像的叙事逻辑被在中产视角下任意调度和结构，我们如何保证对底层的叙事完全剔除了中产的自我投射？当我们尝试反转视角，那么居于底层的“他们”应如何在中产阶层发出的“我们比他们更悲哀”中指认自我、辨识生活？而这是否对于“他们”意味着，阶层的向上流动不再是一个社会活力的基本保障，而只是意味着某种此时不被理解的更大的悲哀？

我们尝试着提出一种假设：在《生活万岁》94分钟流淌的14组底层的故事片段里，我们曾眼见为实的，或许只是底层的拟像，又或许只是我们自己。当街头卖唱的盲人伴侣借助不知名的外力走进琴行时，当失恋的夜场舞女视摄影机于无物般地不断重复“姐没服过谁……我不信天，我只信我自己”时，当蹬人力三轮的拉萨老人与三两好友在酒桌前进行夹杂着哲理意味的对话时……导演与手中的摄影机消失了，剪辑师与手中的切割刀隐逸了，那呈现于我们眼前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

“（影片）不是长时间跟踪拍摄得到的结果，‘设计’……可以说是一种愿望的促成。不是让主人公去做违背他们意志的事，而是通过导演组和拍摄对象交流，我们获得了拍摄对象心中的某些愿望，这个愿望是他们一直想达成的，拍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说能不能去实现这个愿望。”导演如是说。

我们无法重复50多年前让·鲁什在《夏日纪事》中所做的经典尝试——将被拍摄对象重新聚集，并让被摄对象在摄取的素材中观看媒介中的自己——于是，我们无法求证《生活万岁》中被完成的主人公的“愿望”是否如他们所盼。

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谨慎猜测的是：由于非长时段的跟踪拍摄、导演组根据拍摄对象的内心意志所进行的部分设计、时长限制所导致的每位人物的片段化呈现和重新组合，以及其中所暗含的不被自我所察觉的中产视角，这种自上而下的书写方式获取的也许只是底层的某种拟像，而作为接受者的我们经由媒介所获取的，则只是摹本的摹本，拟像的拟像。

这是去除价值判断的猜测和假设，而在这种猜测和假设背后，同时还隐藏着与之紧密关联的被故事逻辑和情绪逻辑所遮蔽的伦理问题。比尔·尼可尔斯在谈及“为什么道德问题对于纪录片的制作很重要”中曾言：“假如这些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摄影机的注视以及纪录片制作者的存在，那么这些变化之所以受到鼓励（即使不是故意的），就是因为它们给片子增添了戏剧张力吗？”携带着比尔·尼可尔斯的疑问，回到《生活万岁》的文本中，我们发现：当15位被摄对象分别对应着由不同的前期导演所组成的不同摄制组，那么这部影像作品的背后即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伦理关系。

这种伦理关系的混杂取决于不同的前期导演在知识结构、自我审查上的差异以及对拍摄现场中存在的由摄影机所导致的权力不平等的认知差异，也取决于不同的被摄对象基于千差万别的生存心态对摄制组人员的具体行为所作出的不同反馈方式。这二者的博弈构成了摄制组与被摄对象之间高度复杂的伦理关系，而这种伦理关系在影像文本中多数时刻是缄默的，在被巧妙结构的影像文本中，我们或许永远无从得知，被摄对象是否被现场的何种因素激发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道德意识，甚至于被压抑的表演冲动。

这只能是一次充满怀疑的猜测和假设。我们似乎永远无法得出准确的答案，我们只能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纪录片中的伦理问题始终保持缄默，那么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自证，在纪录片的拍摄现场，我们得到的不是被摄者的某种拟像？如果我们得到的仅仅是被摄者的拟像，那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过某种固定的视角过滤和筛选后生成的拟像的拟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将在市场狂潮下为权力和资本预留了巨大的缝隙，但始终在文本中缄默不言的伦理问题移至聚光灯下。波兰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一位曾尝试在纪录片中直面现实，书写真理的导演，却在纪录片的创作中痛苦地发现“摄影机越和它的人类目标接近，这一目标就似乎越易在摄影机面前消失”，并由此最终转向故事片的创作。这其中暗含的问题深重却疏于直面。

当我们默认：纪录影像之于中国正在不断创造和亲历某种多元的可能性，某种使纪录片的光谱——一端为极致化的视听语言创造，一端为酝酿着强大的内在力量的社会行动——更为连续和完整的可能性时，我们却必须意识到，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是一个症结，它的直面与否影响着纪录片自身的生命力是否能够延续，纪录片所应有的社会力量是否会受到反诘，甚至，纪录片是否还能成为一种可能，一种透视社会，介入社会，改变社会的可能。

原标题：《纪录片中的底层拟像与缄默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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