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派饭_张家口新闻网

　　我于1950年4月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做农村工作，经常下乡，吃在农村，住在农村。

　　开始在沈家屯派出所工作，工作了三年，派出所的民警都有勤务区，城市包片，农村包村，包哪个村就要住在那个村，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更长一点时间。我包过高家屯、四杰屯、阎家屯、吉家房等村，那个时候要求民警将自己的勤务区了如指掌，每户的情况都要掌握，对每户的情况一问便知，成为活字典。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时我在上小站村下乡，1955年整风反右时我在榆林和南庄住了半年多。还到过宁远、小辛庄、北甘庄、王家寨、永丰堡、南天门、四岔、土井子等村下过乡，在哪里下乡就吃住在那里。1963年粗线条四清时到万全县太平湾村搞四清半年多，1964年怀安四清时在东洋河半年多，蔚县搞四清在东陈家涧将近一年。文化大后期到蔚县西河营搞斗批改半年多。在蔚县工作期间还在上苏庄和东七里河下过乡。1975年在茶坊区工作时在阎家屯和东辛庄蹲过点。

　　过去干部们到农村下乡很艰苦，没有交通工具，到哪里都是步行走，背上被子到了村内住老乡家吃派饭，白天还要下地劳动晚上开会，呆一段时间回单位汇报一次工作。搞四清一般的一住就是几个月，工作队的领导有时候到工作团开开会，队员都是工作结束了才能回家，这就更艰苦了。1964年到怀安搞四清时对四清工作队员要求更严，要求四清工作队员必须带足半年的生活用品，到了村里不能买物品，不能在街上吃饭，只能在老乡家吃派饭。

　　到农村下乡吃派饭，住老乡家这是我们党特有的作风，也是我们党和政党的重大区别。过去日本鬼子和时期，有些政府工作人员和当官的到农村村里都要好好地招待，给他做好饭吃，住的时候也很少，有时候住也是住地主家的好房子，盖好被子。只有党的干部才能和人民大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吃派饭是联系群众的最好方法，能够增强与群众的感情，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吃派饭能够了解民情，体验群众的生活；吃派饭还能够做调查研究，有些事情无形中就得到了。吃派饭一般的都是坐在老乡炕上和群众一起吃饭，群众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吃派饭也是有讲究的，解放初期干部们都是供给制，吃派饭是给一张小票，每个月由村里的粮秣委员将小票收起来，到区里领回小米发给群众，我也给过小票，那时候我们下乡都要带上小票，月底由管理员结算。后来干部实行了新金制就不再给小票领米了，改成了直接给现金，开始每天两毛钱，粮食统购统销后吃了派饭除了给现金还要给粮票，粮票是每天一斤，人民币每天五毛。村里派饭地主富农和四类分子家不派。在怀安搞四清增加了不到干部家吃饭。

　　吃饭各地都有不同的习惯，在郊区吃得还不错，一般的早晨小米饭，中午莜面，晚上小米饭，有时候也能吃到白面或大米。到外县的农村下乡吃派饭就不同了，有的地方群众生活很艰苦，吃得不好，我们也跟群众一起吃，过艰苦的生活。1963年我在万全太平湾搞四清半年多，这个村是个穷村子，村子不大只有一百多户人家，地处丘陵地区，都是旱地土质又不好，好年景地里产量就不高，遇到一年天旱收成更差了。由于群众收入低，生活艰苦，村里光棍很多，本村姑娘向外村出嫁，外村姑娘不嫁该村，我去吃派饭的那一户男人38岁，他的后儿子37岁，父子只差一岁。我觉得很奇怪，又不敢问，后来才知道他哥哥死了之后，他和他嫂子圆了房，所以他嫂子比他大十几多岁，像他这种情况村里不只是他一家。这个村社员们平时早晨小米饭，中午玉米面窝窝头，有时也吃一顿莜面，晚上米汤泡干饭，每年到了7、8月份农民们没粮吃了就要加上野菜和树叶。开始老乡们瞒着我们给我们吃窝窝头，他们背着我们吃野菜和树叶，有一次我吃派饭，给我端上窝窝头叫我吃，我让他们一起吃他们不吃，后来我硬让他们吃结果端上来的是杨树叶子菜团子，我就拿了一个菜团子和他们一起吃，从此我们工作队也就和社员一起吃菜团子。社员们很受感动，更加密切了和我们的关系，他们说真是党的好干部。

　　到了怀安就不同了，我在东洋河下乡，这个村是个富村子就不吃菜团子了，但是工作队又有了新规定，吃派饭不让吃肉、不让吃白面和大米。有一次我们去吃派饭，群众见我们每天吃得很苦，给我们做上了肉菜放在菜的下边，我们一吃发现下边有肉没有吃只能吃了些咸菜，并告诉他们以后不要给我们做肉菜。

　　到了蔚县又是一样兹味，这里是“早晨闷粥，中午糕，晚上糊糊煮山药”，这里的糕过去有钱人家吃的是黄糕，没钱人家吃的是毛糕（黍子带皮做的糕叫毛糕）。我们四清工作队每天早晨小米干饭，中午是毛糕或高梁糕，晚上也是糊糊煮山药。在这里搞四清还有一段笑话，中央七机部的学生也在这里搞四清，和我一起吃派饭，吃了一个星期我们熟了她问我：“人们说蔚县吃毛糕，咱们来还没有吃毛糕哩。”我说：“咱们每天吃的都是毛糕。”她说：“我们来时老师讲蔚县吃毛糕，我们每人买了一把小刀，准备刮毛，”我给她解释了毛糕不是有毛的糕，而是黍子不去皮做成的糕叫毛糕，惹得大家都笑了。蔚县的黍子和山药与别处的不一样，皮薄，我小时候家里穷也经常吃黍子带皮的糕，由于皮子厚往下咽时很困难，这里的带皮糕就像不带皮的一样好咽。这里的山药虽然不大但皮薄，煮上吃不用拔皮也很好吃。听说蔚县过去吃完饭要舔碗，开始我们不敢问社员们，后来熟了晚上吃完饭我就试着舔碗，结果舔了几下不但舔不净，而且鼻子脸上都是糊糊，人家给我们示范舔碗只三下舔得很干净，鼻子脸上都没有糊糊。他们还说蔚县人没出息，叫你们见笑。

　　搞四清时又提出了四清工作队员要坚持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过去下乡到老乡家吃派饭就是住在老乡家，一般的都是找一个贫下中农光棍汉住在他家，在万全太平湾我住在一个老头家里，老头是个黑炉子（就是肺气肿），老头闹起病来我还得侍候他，在他家住了半年多，和我们有了感情了，我们走的时候老头还哭了。怀安四清时由于队员较多就几个队员住一个房间，就不和老乡住一起了。四清工作队进村前就宣布了纪律，不准烧社员和队里的柴草。我们到东洋河，因为这里是地委王金山的试点，比队早进村一个月，正是12月天气很冷的时候，这个村子是个大村子，24个生产队，1000多户人家。我们工作队去了一百多人。由于人多都是现滕出来的房子，我住的是现滕出来的一间库房，进村前生产队给我们烧热了炕，因为是暴烧房又没有炉子屋内还是很冷的，滴水成冰，洒在地上的水一会就成了冰，写字伸不出手带着手套拿钢笔，写上几个字钢笔水就冻了，写不出来了。晚上睡觉除了盖被子把褥子和衣服都盖在身上把皮帽子捂上耳朵，结果第二天早上好多人都感冒了。这一天工作队的部分队员到十里以外的山上去打柴，另一部分人在村里工作，去打柴的人每人带两个窝窝头，到了山上把柴打好，那里有流下来的水冻成的冰，每人弄一块冰和窝窝头一起吃，吃完背上柴回村，我们搞四清的多数人都没有参加过劳动，没有经验，不少的人在揹柴时把后背磨破了。我在打柴走的时候房东给了我一个“背卡子”（就是一个木头架子，把柴绑在上边，揹上“背卡子”走）告诉我把它放在背上，结果没有磨破后背。第二天一部分人和社员下地劳动，一部分人再去打柴，住在社员家里不能烧老乡家的柴。

　　住在社员家每日早早的起来把院子打扫干净，给房东水缸里担满水，还要帮助房东家干活，和房东搞好关系，让房东满意，工作队的领导有时候还要到户家了解群众对我们满意不满意。同劳动也是一种联系群众的好方法，工作队要求我们和群众一样的干活，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社员们每天担沙，我们也去担沙，在劳动中和社员们说说笑笑聊聊天也能了解不少的情况，同时也能很快和群众熟悉了，很快的就把工作开展起来。通过劳动也能学到不少的东西，而且还能锻炼身体。比如我在四清时学会了不少的农活，特别是推单轮车，单轮车不会推的一推就倒，会推不论有多重都能推走。1975年我到阎家屯蹲点时搞大农田，由于和社员们熟了，他们和我开玩笑，女社员铲土男社员推单轮车，女社员们想捉弄我，她们商量好让我推车，给我满满地铲了一车土，足有四五百斤重让我推，想看我的笑话，结果我轻轻松松地推走了，她们一下子都傻了眼，再也不敢小看我了。过去我的身体不好经常闹病，从搞四清后病也不闹了，身体也胖了体重增加了，看起来在农村下乡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确实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

　　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有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民情，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在阎家屯蹲点那年通过三同和深入群众中调查，发现这个村过去是一个有名的运输村，解放前有不少的人家养毛驴，一养就是五、六个甚至十多个。用毛驴驼东西搞运输，五六个毛驴驼的东西抵一辆马车，后来不养毛驴了养马。解放后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内有马车也有十二马力的小拖拉机。那时候管的很严就让搞农业不让搞付业，只让在地里。我在社员家吃派饭时不少的人向我反映队里的拖拉机在队里闲着不能挣钱，能不能出外跑些运输给生产队增加点收入，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支持生产队的拖拉机出去跑运输以付养。经过大家讨论确定队里的拖拉机出去跑运输，马车在队里干活 这样农活付业两不误，既增加收入又不误农活。这一年的年底，生产队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除了增加公积金外社员分红比上年增加三分之一，鼓舞了社员们的士气，队里用公积金买上了汽车，第二年收入更多了，农民们更加富起来了。改革开放后这个村不少的户养上了汽车，成了全市有名的运输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