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累世婚姻与文学“濡化”

文化家族间往往存在累世婚姻现象,这对家族文学人才的成长与家族文学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这个社会学、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问题似乎一直处于家族文学研究的边缘,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本文试从 濡化 视角进行讨论。

一 

濡化,是美国学者威廉 A 哈维兰在《文化人类学》中对社会文化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而个人成为社会成员过程的概括。他指出: 因为文化是被创造出来的,是习得的,而不是经由生物遗传而来的,所以任何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确保文化适当地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这一传递过程就被称为濡化(enculturation),而且濡化是从个人一出生就开始的。在所有社会,濡化的第一个媒介是个人出生之家的成员。当年轻人长成时,家庭外的成员加入到这个过程中来。这些个人通常包括其他亲属,而且肯定包括个人的同龄伙伴。

这种濡化式的传递对家族的文学影响,即是默熏浸染,移情融性,向风承流,习得而化。化,既是过程,也是结果,即通过聆教向学,切问近思,感受人文环境,积累文学与文化修养。文徵明《相城沈氏保堂记》有所谓 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 之说,事实上, 濡化 的过程就是 积 的过程,它标志着家族的渐变发展。当这种 积 的成果在社会文化指标体系(诸如科举、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等)中达到相当数量和质量后,家族发展便具有了动力, 诗书之泽,衣冠之望 便能显示出丰富内蕴。

家族文化的濡化 积淀,也是文学精神、文学智慧的成长,这个过程与文学人才的养成过程同步。一族之内,人文蔚起,名家辈出,踔厉士林,表明文化家族由成型而兴盛,同时也是家族文学人才资源丰足而卓越的表征。它意味着家族中 家法 学统 建立后文学传统得以光大, 家法立则积厚者流光,学统立则父作而子述 (秦敦世《续修锡山秦氏宗谱序》),世代承传必将形成强劲延展、枝派绵远的家族文脉。

故知家族文学之 濡化 即家族文脉的承传与影响,其指向是 风雅之集,萃于一族 的境界。这是以家族的 结构力量 形成家族文学圈 在不同世代层面将家族 佳子弟 联结、聚合成文学集群。这个集群一方面由于文学情趣与声气相通,可以使文学热情和力量放大;另一方面为后代的成长设置了天然的文学环境,成为文学家的培育基地。正是在这个具有 结构力量 的家族文学圈中,人们不但看到文化家族的文学创造力,还能够看到新世代家族文学群体经过濡化的再生和成长。

二 

如果我们仅仅基于近亲血缘关系的家族来谈家族文学发展,会忽视文学人才养成与家族姻娅脉络有关的事实。所谓 濡化 实际上往往是在姻娅系统中产生的,而桐荫世家累世婚姻形成的家族脉络则更繁复,家族文学的 濡化 格局也更为阔大。

越是文化发达的地区,高门大族越多,累世婚姻也越多,这方面的例证仅在明清江南地区就不胜枚举。美国学者艾尔曼在《经学、政治和宗族》中曾经细致梳理过常州名族庄氏与刘氏累世通婚的情况,其实庄氏作为一个文化巨族,与常州地方名族世代联姻或连环婚姻绝不止刘氏而已,如唐顺之娶顾齐之女为妻,后庄齐之孙庄以临又娶唐顺之之女。庄氏与钱氏也世为婚姻,庄子庄逵吉娶钱维诚妹为妻,庄述祖子庄廉甲娶钱维诚孙女为妻,庄柱娶钱荣世之女为妻。洪亮吉的一个姨母曾嫁给庄氏族人,后洪亮吉的长子饴孙又娶庄起元一支的后代庄云的女儿为妻。

潘光旦先生在《近代苏州的人才》中对潘家的婚姻状况作过分析: 潘氏所在与通婚的人家,以汪、陆两氏为独多,与汪氏的姻缘尤其是固结而不解 汪氏女子嫁于潘氏的共十三例,潘氏女子嫁与汪氏的凡十八例。潘世恩自己娶的是汪氏,三个儿子中,两个娶汪氏,五个女儿,全嫁给汪氏;世恩的孙子祖荫、祖畴,娶的也是汪氏;世恩子曾玮一房的子若孙和汪氏的往复为婚,尤其是多至不可究诘。这其间几于每一个婚姻是中表婚姻,是不言可知的了。

晚清名门世为婚姻的情况更多,钱仲联先生在《梦苕庵诗话》中曾记载: 舅祖翁松禅,自戊戌放归后,即闭门不出。初居西门外锦峰别墅 公居此不久,嫌近城市,移居白鸽峰。时往相见者,余姑丈俞孝廉金门锺銮,亦即公之甥也。 这里涉及常熟翁氏与湖州钱氏以及由此延展的俞氏间的连环婚。先是湖州钱振伦取翁心存之女、翁同之姊翁端恩,后来钱振伦的三女儿云辉嫁于优贡生俞大文之子俞锺銮,而俞大文之妻正是翁端恩的姐姐翁寿珠。

文化家族之间原本存在着深刻的 道谊 ,这是在社会同一结构层次上产生的某种共同的文化认同, 道谊 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便面临如何 升级 的问题。即如何使世家之谊更加稳固长久,以达到 道谊渊源,通家累叶 的理想之境。 升级 的方法无非是 关系上叠加关系 。从濡化角度来说,单维性传递与多维性传递,其化成效果有较大不同,而 关系叠加 正使得家族文化的濡化之面得以扩大,濡化之脉得以延展。可以说,累世婚姻在广度和深度上改变了家族文化的濡化格局,也必然会影响文学的发展。

三 

不同家族的文化传递有不同的方向,形成了不同的脉动。大体来说,一门之内代际关系越紧密,越可能产生直接影响,形成垂直型承传关系。但祖孙、父子之间的文学影响,以文类论之虽相同者为多,却已非尽然。如清代吴县潘氏文学之盛始于奕隽,其 嗜吟咏,以诗文名世 (同治《苏州府志》卷八三),而至其侄孙辈曾沂、曾莹、曾绶、曾玮俱善为词,转而以词学为家学了。而若以风格流派论之,则异趋者每见,如晚清翁心存与翁同父子,一则宗唐,结乾嘉诗派之局,一则宗宋,用力于东坡、山谷,诗学路数 同不类其父 (钱仲联《近代诗钞 翁同传》)。

在累世婚姻的文化家族中,文学影响与承传问题就更加复杂了。亲族间叠加关系连接成硕大的文化丛林,盘绕错节,枝丫繁茂。这片茂林的光华映照在大家族成员身上,每一棵树上的枝杈,他们都能够触摸到;每一片树叶的露珠,他们都能得到滋育。但到底是哪一个脉系,何种因素对家族成员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产生作用,就非一言可蔽之了。

文学的承传与变化,在累世婚姻家族中往往具有某种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与接受影响的不确定性有关。至少有三条承传脉络:

一是父系。清代阳羡储大文《在陆先生传》云: 吾储氏父子兄弟间,自相师友,颇以能文章世其家。 太仓王撰《丁酉初夏雨夜偶成一百四十韵》云: 昆季共九人,参差不一致。大都守家风,未失祖先意。 这是一条主线,例证俯拾皆是。二是母系。常州洪亮吉之母家蒋氏出自武进云溪蒋氏家族,为蒋淳之女。亮吉六岁丧父后随母移居外家,至二十二岁其外祖母龚太孺人去世后离开,前后达十五年之久,外家给予他几近完整的文化养成。锡山秦瀛之母徐氏为昆山徐乾学孙女,秦瀛虽早承秦松龄之家学,但亦受外家教育之惠,在《外祖徐二矶先生诗序》中记有早年母亲对其所言: 汝外祖工于诗,汝长,外祖当教汝诗。 外家对许多文学家来说,是成长的摇篮,上升的阶梯。三是中表亲。这是上述关系的衍生,但无论数量或关联密度都极为突出,实可专论。如阳羡词人大多出自本邑文化家族,而陈氏、史氏、万氏、任氏、徐氏等彼此又都保持着世代通婚的关系。陈维崧与诸文人既是文友,又为中表。史惟圆是陈维崧的表姐夫,曹亮武是陈维崧的表弟,陈维崧与史惟圆唱和达五十九次之多,与其表弟曹亮武唱和也有二十六次,《荆溪词初集》即陈维崧与曹亮武中表兄弟合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