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处有什么》：悬疑类型片包装下的青春成长叙事

　　尽管是剧情长片作，王一淳导演在《黑处有什么》这部即将公映的电影里的表现，却显得相当沉稳、老道。

　　或许是出于争取龙标和面向大众市场的考虑，影片选择了一个连环案，作为叙事的主要线索，然而在这样一个破案、悬疑类型片的包装之下，寄托的却是导演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青春豆蔻年华的回忆，以及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青春成长历程的重新叙写。透过那些看似平和、轻松、幽默的影像细节，我们能够读到导演对于自身成长的诸多戏谑、与黯淡、无奈。

　　作为影片的主人公，少女曲靖在成长历程中面临的两大挑战，分别是主体性的确立与女性意识的。前者在脾气暴躁的父母之下，很难得到彰显。为此，曲靖只能选择在空无一人的木台上，独自高歌港台歌曲，来获得对于认同的满足感。正是由于这种不断滋长的主体性意识的驱动，在同伴要求自己在表演中扮演从属性的丫环角色，并且让自己更换难看的发型，来凸显的美丽之时，曲靖才会选择和爆发。这种日益凸显的主体性意识，跟女性意识相比，可谓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参加敬老院活动时，刘老头要求曲靖朗诵小说，并对她做出猥亵的举动，这样的经历反而促使曲靖去探究自身作为女性的意义与内涵，并萌生出对情与欲的好奇心。这样的好奇心，在韩剑寄出情书，并且明确对自己表示好感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遗憾的是，由于阴差阳错，曲靖被科的工作人员以观看“”的行为，这次意外，再次使得曲靖对于的观念产生出巨大的困惑与。一方面是不解与迷茫，另一方面则是随着自身身体、心理发育而滋生的更浓的女性意识，这两方面互动的张力，促使曲靖走进厅里，观看《蜜桃成熟时》的电影;而面对那些美好的亲昵镜头，曲靖流下的泪水，将这一时期少女心绪的细腻与复杂，展现得淋漓尽致。

　　正因为影片的实际线索是关于青春成长，而并非破案本身，才使得导演对于凶杀案这条线索的展现，多少有一点潦草和虎头蛇尾。

　　影片中开始阶段对于凶手的种种悬念设置，在影片后半段里缺乏交待与呼应，最后只能以字幕形式展现14年之后的破案结局，却也没有交待真正的凶手是谁。这样的开发性结局的设置，与其说是为了保持悬念，倒不如更加说明了导演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相反，正是因为导演对于成长叙事的看重，因而影片在展现上世纪90年代初内地小城这一时代和地点氛围之时，却显得颇为用心。无论是赖宁杯的比赛，还是科抓“”的情节设置，抑或具体到当时的衣着、食物、街景和业余娱乐生活方式，都非常具有时代感和线年出生的这一代人，很容易从这部影片当中，找到自身的成长记忆。

　　在展现主人公曲靖成长历程的同时，导演也用自己的女性视角，来表达对于着、、与窥探的成长和教育体制的与。曲靖到敬老院里去义务劳动，实际上是为再次见到挑逗自己的刘老头，了却自己的些许女儿情怀，然而这样的举动被教务主任看到之后，却以此将曲靖评为赖宁杯学习标兵，大力表扬。曲靖上台领之时，戴着喜感十足的大头娃娃面具，面具指向的表演、的含义，将导演的意图展现无余。

　　曲靖的父亲是一名，在里受到冷落与，他应对这样的郁闷的手段，就是不断和女儿。曲靖的母亲也习惯对女儿呼来喝去，他们所的“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东西?”“你也就比小狗强一点”“早知道就把你掐死”等等话语，相信对于同时代长大的70后、80后观众来说，都有过似曾相识的经历，而这些话语对于孩子的程度，可能会一直延续到孩子成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更为绝妙的是，导演在影片中设置的不断出现在曲靖身边或身后的尾随、窥探的男性形象。这些身处“黑处”的男性，既喻示着少女成长的危机四伏，也可能暗示着少女在心理和行为上，处处受到男性和男权的与。影片当中的这些指向，多少也可以代表导演自己对于女性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待遇与处境的一种认识。

　　尽管有着上述和的指向，但这些主题体现到影像语言当中，却是以一种平和、轻松的基调展现出来的，而这种以轻喻重的展现方式，跟同属女性电影导演的杨弋枢、杨荔纳等人的作品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