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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敏在深圳红十字会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已经18年，今年8月，父亲因病去世后，她为父亲完成遗愿、办理了眼角膜和遗体捐献。她清楚生命的脆弱，也因此更加明白生命的宝贵。

　　她的工作，不仅仅是帮助捐献器官或遗体的逝者体面地离开，还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安抚失去亲人的生者，为他们带去慰藉与支持。就像是生与死的摆渡人，让逝者得以“重生”，让生者带着一份念想逐渐坦然地接受永别。

　　高敏下了公交车，把长柄雨伞收好挂在右臂上，右手拿着手机随时查看消息。她背上的黑白格纹双肩包鼓鼓囊囊，左手提着两大包塞满了文件资料的帆布袋，左臂上还绑着个小小的黑色手机包——用来装手机和公交卡。这样她就不用腾出手来拿卡乘车，直接抬手臂“滴一下”就行。

　　这天早上，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一位不到50岁的患者——同时也是一位器官和遗体捐献志愿者，即将完成捐献。高敏跟患者的妻子玲玲(化名)约好在ICU病房外见面，一起送患者进入手术室。

　　高敏迎上去紧紧地抱住她安慰着。坐下之后，高敏向他们解释手术开始时间，询问他们早上吃过了没。年纪还小的弟弟说饿了，从妈妈手里拿过两个包子吃起来，高敏把他揽到怀里、让他坐在自己腿上。

　　“你怎么这么轻啊？”“上几年级了？”“9月份出生上学就是比别人要晚些。”“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好好照顾奶奶和妈妈。”

　　8点半，医生推着病床出来，三人和高敏一起送患者前往手术室。玲玲和丈夫做最后的告别，高敏则急匆匆去做术前准备轻工技术做什么的。根据器官捐献相关法律规定，高敏将全程参与手术，除了协助，她还将在手术台前带领医生举行简短的致敬和默哀仪式，同时医生将在她的见证下严格按照捐献者捐献意愿摘取器官。

　　近2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了。患者捐出的眼角膜被快速转运保存，捐出的多个脏器则随即进行移植手术，这些捐赠将让多人重见光明或重获新生。

　　丈夫的遗体静静地躺在医院楼下的救护车里，玲玲去见他最后一面。随后同样由高敏带领进行简短默哀——他将被送往深圳大学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用于医学科研及教学研究，成为一名“无语体师”。遗体捐献后被称为“无语体师”。

　　最后是办理死亡证明、捐献证明等文件。文件厚厚一沓，高敏打印完带着玲玲一份份地签。她帮玲玲多打印了几份以后销户、子女升学要用的文件装到文件袋里，并嘱咐好用途。

　　等最后忙完已过中午12点，天气放晴、气温升高。高敏知道自己忙起来没空擦汗，所以每次出门都会在后颈和衣领之间垫上一块白色汗巾。但是刘海和鬓发已经被汗水打湿、变得凌乱，被她随意捋到耳后。

　　玲玲和家人离开后，高敏朝着他们深深鞠躬。利落扎起的短马尾垂在汗巾上，让人很容易就注意到她已经生出不少白发，这是18年光阴留下的最直观的痕迹。

　　起于一通“续命”电线岁的高敏正式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而她开始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还要从2005年的一通电话说起。

　　因为小时候目睹了舅舅患病被治愈，高敏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尽管后来没有从医，但来到深圳工作的她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去献血车献血，从此她开始跟医学公益事业产生连接。“造血干细胞也捐献过，后来在血站做志愿者又了解到深圳的器官捐献，就填了卡片。”高敏说那时候捐献器官填写的是像名片一样的小卡片，如今已经变成一份大的志愿书。

　　2005年，高敏作为志愿者在深圳红十字会值班接听电话。一通长途电话打来，电话那头的语气焦急而紧张。“那位大姐一直说不要那么快挂电话，我很快讲完。”在高敏安抚下，对方说明了情况：原来是她是湖北天门人，她女儿18岁，当天晚自习结束后，在回家路上遭遇车祸，医生告诉她女儿已经没有生还可能、但是脏器都还完好。大姐说她曾在深圳工作，知道深圳有器官捐献。“她说我想把女儿的器官捐出来，让她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给我留点念想，你帮帮我。”

　　高敏决定要帮她。因为当无偿献血志愿者时认识了很多医护人员，最终她辗转找到了湖北武汉的陈忠华教授——他是同济大学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教授带领团队赶到了天门。经过评估，女孩成功捐出肝脏、肾脏和眼角膜，让3个少年完成器官移植，还使4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轻工和化工的区别，还能帮到7个人。”高敏感慨这种生命“重生”的神奇，也因此更愿意在工作中学习、宣传器官捐献知识。后来，高敏受托成为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服务队的一员，开始以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身份系统性地宣传、协调器官捐献工作轻工技术做什么的。

　　从此，她每次接起电话，对方都可能会向她宣布一次生命的逝去，然后高敏就会开始数天、数周乃至数月的奔波与忙碌。在所有直系亲属完全达成共识同意捐赠后，高敏还要去协助他们办理各种手续，与各个部门相关的证件都需要办理齐备、核实准确，当遇到直系亲属无法直接办理手续时，高敏还需要手把手指导他们办理委托书和关系证明。而且针对眼角膜、器官或遗体这几种不同类型的捐献，高敏还需要跟警方、街道、医院、医学院、殡仪馆等不同单位提前沟通，安排好捐献前后的各种工作。

　　相较于遗体捐献，捐献器官虽然能立即用于移植、拯救生命，但它的要求也更高。“捐赠者虽然没有自主呼吸，但是需要脏器功能没有衰竭才能捐献。”高敏觉得这与器官和角膜捐献一样，都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广州一所医学院学生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班上33位同学，才有一位‘无语体师’。一位‘无语体师’能培养33位医学生，他们在走上医学岗位后，在一辈子的医学生涯里又能救治多少个病人啊。”

　　如今，高敏已累计成功协调遗体捐献600多例，器官捐献400多例，眼角膜捐献近千例。算下来，她已经为1000多位逝者服务过。深圳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也在壮大，现在像高敏一样持证的协调员还有2位，另外还有7位医院内的兼职协调员，当有潜在捐献者时他们就会及时与高敏联系。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高敏曾获得过“全国优秀器官捐献协调员”“广东好人”等荣誉，多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促进奖及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相关奖项。

　　如今，她和母亲住在南山区的一个老小区里。这间两居室不大，一推开门就可以看到沙发边上用红十字会的袋子装起的文件堆积如山，有近一人高，把沙发到门背后的位置塞得满满当当，高敏说这些是多年来器官捐献志愿者的部分资料。沙发角落上的电风扇很老旧，外壳褪成，旋钮和按钮旁的文字早已磨光，陌生人得捣鼓半天才知道怎么开。正对门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其他位置被书柜和杂物占据，她回家最常做的就是进这间房里查找资料。

　　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她说自己在那么多生命的最后受到托付与信任，其实很幸运、很幸福八大轻工大学排名。“现在很多人说多少钱都买不来一份信任，但是我集无数人的信任于一身。”

　　高敏曾经服务过一位捐献者。他的儿子此前去世时就是她协助办理的捐献手续，10年后，他本人因为肝癌晚期、已无法治愈，因此也选择捐献器官轻工和化工的区别，家人也都达成了共识、同意捐献。“因为是肝癌晚期轻工和化工的区别，他的身体很肿很重，后面寿衣买什么样的他家人都会问我。”到了换寿衣的时候，按照他们的风俗，家里人不能换，他们请求高敏帮忙。“上下15件衣服轻工和化工的区别，我一个人给他穿好。擦洗身体、穿衣服、整理妆容，让他有尊严地走。”

　　因为处理逝者的捐献事宜让高敏获得的那份信任，使她在未来成了生者长久的情感寄托。“有时候他们心里难过，觉得一些问题想诉苦。我既是心理疏导师，也是个垃圾桶，有什么都可以往我这说，我要去倾听、疏导、陪伴、安慰轻工业是什么专业，工作很琐碎。”

　　曾有捐献者家属凌晨1点多钟给高敏打电话八大轻工大学排名，可能是梦到了什么，边哭边说，不高兴了还会骂上几句，一个多小时过去才挂电话，结果半小时后又打电话过来。“说不好意思，我半夜三更地打电话骚扰你，又讲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就凌晨5点了轻工业是什么专业，经常是这样子。”高敏苦笑，她说自己是365天、24小时待命。

　　今年8月初，高敏的父亲高连云突发心功能衰竭去世。身高超过1.8米的父亲当了一辈子军人，在高敏记忆中他高大威武、身体很好，“小时候每次他回家我们抓着他的胳膊，他提着我们在院子里转圈”。她没想到衰老会这么快袭来：前年父亲做了次手术，去年一个月内两度住院。

　　那天高敏接到父亲病重的电话，母亲特意说“也通知学校的人过来”，她愣了一下。“然后她说之前不是说了，要支持你的工作，(把遗体)捐到学校(指深圳大学医学院)去轻工技术做什么的。”高敏这才反应过来，这是父亲最后的托付。

　　她忘不了最后那天的情景。在她家小小的客厅里，父亲安详地躺在沙发上。母亲和妹妹在一旁签署眼角膜和遗体捐献的资料，自己做着协调工作。哽咽、沉默，高敏几乎难以用清晰的话语描述当时的感受：“自己曾经崇拜的、神一样的……在我们家父亲就像天一样，突然就……自己崇拜的偶像，怎么说倒下就倒下了呢……他怎么会那么安静地躺在那里……”

　　说到父亲以行动支持她的工作，高敏顿了一下、声音有些颤抖。父亲是一个传统的北方汉子，他曾一直都坚持人死后要“入土为安”八大轻工大学排名。后来听她说捐献者的故事、看媒体报道，父亲的思想开始转变，“他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想通了”。后来母亲故意问他“她现在做的工作你支不支持”，他说别人能做到，我也能。

　　因为工作忙，高敏难得陪在父母身边，这次父亲的突然离开也成了她最大的遗憾。2019年，老两口来到深圳，高敏也很少有空去看他们，有时候回家吃饭，路上接到电话就得立马扭头走，“有时候他实在没办法了，跟我妈来看我，但是又见不到我。后来他知道了，即使是晚上我都没空在家，他说是真忙。”

　　前年父亲做手术，高敏正好在医院跟捐献者家属办手续，办完之后她追到手术室门口，父亲已经打上进去了。“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不用担心，我都挺好的，手术也很成功，不用管我，没事。我这吃得也好，睡得也好，放心轻工和化工的区别，别耽误工作。”高敏沉默许久。

　　“他跟妈妈说等(遗体)研究结束、火化之后，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去，带到爸爸妈妈那里去。”说到这里，高敏磕巴起来，但是说完却笑了——他终究还是那个传统的父亲。

　　现在每次送捐赠者的遗体去深圳大学医学院登记入库，高敏总要抽出空来看看静静躺在那里的父亲。虽然会故做轻松地跟他说“又为他接了一位新朋友”“这里更热闹了”，但其实自己“每一次心里还是痛”。相比于为他人带去慰藉，要坦然接受自己的至亲离去并没那么容易。

　　不过父亲的离开同样给了高敏更多坚持下去的力量。“我更加懂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一种责任感。让更多人懂得去关爱彼此、关爱生命，珍惜我们身边所拥有的亲情、友情、爱情。”除了工作，她也开始尽可能多地抽空回家陪陪母亲。高敏说，她觉得父亲正通过另一种方式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并没有远离我们”。

　　跟高敏相识了12年的思成有同样的感受。2011年，思成的妈妈突发脑出血轻工技术做什么的，医生告诉他没有救治希望了。思成告诉高敏，他曾经和妈妈看过器官捐献的宣传报道，当时妈妈就说未来要捐献器官。在思成的坚持下，他做通了舅舅和其他亲人的思想工作，最终帮妈妈捐献了肝脏、肾脏、眼角膜以及半月板，一共帮助11个人重获新生。

　　后来，思成选择学医。如今，他已是深圳市人民医院眼科的一名实习医生轻工技术做什么的。在多年的相处中，高敏和这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既像是，又像是朋友。因为工作都很忙，两人平时很少能见面。9月，高敏趁中午十来分钟的时间去看了看思成。一见面，高敏就牵起思成的手问起来。“中午吃了吗？”“我要值班到2点，我等会点个外卖。”“你也要多睡一点，别老熬夜。”“我年纪大了，也没那么多觉。”

　　思成穿着雪白的大褂，胸前挂着证件，高敏看着他说个不停轻工业是什么专业，两人的脸上都始终带着笑。离开之前，高敏紧紧地拥抱了思成，就像12年前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