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旁观者、旁听者和亲历者

借《我给记忆命名》出版，见到了席慕蓉女士。说是一场小型记者问答会，更像是中秋节前一次愉快的下午茶。在席慕蓉下榻的酒店，几人围坐，伴着人文社出品的精致月饼，完成了动情的漫谈。

《我给记忆命名》是一本回忆之书，这本书是从席慕蓉年轻时的日记中摘取的人生片刻——从年少时得到的一本日记本开始，席慕蓉就养成了以书写来整理自己生活甚至生命的习惯。在这本回顾之书里，她打开岁月珍藏的宝箧，诚挚地与读者分享她的记忆图册。青春的色彩被完好保存在日记里，未曾褪色。

回望年轻时日记里写下的词句，席慕蓉落了泪。并不是因为韶华逝去而叹惋，泪水中或许皆是岁月赋予的感慨。

她说自己的身份是旁观者、旁听者。她是成长的旁观者，在这份自己记录的“旁观日记”中也意外地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某种预言。

自1989年踏上内蒙原乡，席慕蓉的身份又多了一重——是故乡的旁听者。第一次踏上故土创作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之后，她把更多的创作时间放在了书写原乡上，她变成了故乡的使者和草原文化的书写者。

距离那场“席慕蓉热”已经过去多年，一代代读者是否仍然在诗人的抒情诗里徘徊流连？而诗人却说自己从未躺在盛名之上，她对盛名甚至是惧怕的，于是用自己的方式坚持成长。

虽然已经年过七旬，听力和体力都不如壮年，但席慕蓉身上仍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她从容直面衰老，当起了“老学生”——把精力投注在更广阔的学习之中。

“不要忘记这个时候”

问：这本书名叫《我给记忆命名》，整理了您年轻时的很多日记。

席慕蓉：是的，请你翻到第三页把第一则里这句话念一下吧。

问：“也许要到我有一天老了的时候，翻开这两本日记，该怎样好笑呢？”

席慕蓉：（忽然落泪，花了很久平复心情）小时候的日记里这么写，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意思。当时肯定没想到，我怎么可能把日记本留到老的时候。可是，“老的时候”，就是现在啊，看到这本日记，反而是哭得不行。人生啊不能预料。

我有两个身份，除了席慕蓉以外，好像在没有回到老家之前我是席慕蓉的旁观者。我从小过日子，经常会告诉自己——“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比如我从小在香港生活，初中一年级要到台湾来。我记得马上离开香港的傍晚，我一个人走过修顿球场，那里是我童年的地标，我跟自己说：“席慕蓉，你要去换一个新生活了，你要记得现在。”我还记得那个路灯照着我穿的短裙子，照着我的影子，我看着我的影子跟我说，你不要忘记现在。这可能就是我在旁观自己的生活吧。

等到了台湾，经常有一些时刻，比如读大学的时候，可能夏天跟朋友一起到太鲁阁去玩，我也会跟自己讲不要忘记，要把它记起来，所以就开始写日记。

问：所以日记一直提醒您不要忘记这些时刻。

席慕蓉：日记也是我的朋友。

因为小时候就是跟着父亲母亲到处走，因为战争，我们辗转四川、南京、上海，每个学校都只念一两年。到香港的时候我不会说广东话，进去也找不到朋友，好不容易用五年学会了香港话，又到了台湾。

我是一个没有朋友的插班生，人家已经读初二了我才来，功课跟不上是一回事，交不到朋友啊。那是少年时候很强烈的一个感觉。我当时以为是自己有什么缺点吧，所以交不到朋友。那个时候不懂，其实别人不是不喜欢你，而是不需要新朋友了。

再小的孩子也知道父母辛苦，不会和父母倾诉。有了日记本以后，我就说给日记本听，日记变成了我的朋友。而写日记的时候是跟日记说话。再大一点我还写了诗，2012年我还把自己第一首写在日记本上的诗影印了，很乱七八糟的一首诗，给大家看。

问：这些日记本能保存到“老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啊。

席慕蓉：因为是我的朋友嘛。小时候的几本日记都好好地留着，多亏了我的母亲。我两个姐姐比我先出国。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养成一个习惯，给每个孩子准备一个小藤篮，不方便带出国又舍不得丢的东西，妈妈帮我们收起来。我姐姐是声乐家，她留下了一些乐谱和录音带，我二姐留的是日记，我出国前把几个日记本留在了小提篮里，回来妈妈完好地还给了我。我知道我妈妈为什么会想帮我们留东西，因为她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初中那堂课种下了寻根的开端

问：看到您1959年写的第二则日记里面，有一句话是“我的终生之忧已获解脱”。怎么理解“终身之忧”呢？

席慕蓉：年轻时候的日记还真是我书写的见证人。那时我的词汇很少，我想“终生之忧”就是我当时的困惑吧。人跟人之间单独相处很容易变成好朋友，但是一个文化在跟另一个文化的群体相处的时候，却可能会有得自教育里面的偏见和成见。这成了我当时的“终生之忧”。

我以前一直不觉得跟汉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跟我的朋友都处得很好。直到初中二年级的地理课，老师伤了我的心。那堂课上，老师只是出于好玩，为了提振我们听课的情绪，开玩笑一般把一个游牧文化解释成非常偏见的说法。

那天我全班同学都回头，大笑——“有个蒙古人坐后面”。同学和老师他们只是觉得那是好玩的事情，可对我来说并不好玩。所以我回来在日记上写了这件事。我在家庭里面所受到的教育，和我在课堂上所受到的教育对这个文化的解释天差地别。我想也许“终生之忧”在这里吧。

不止是我，后来我问过很多和我一样在台湾的来自内蒙古的同学，他们也一样在地理课堂上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来我猜测，可能是这些地理老师在大学的时候都上过同一门课，课上有老师开了这样的玩笑。一个老师可以影响到那么多班的学生，那么多班出来的老师影响到整个台湾那个年代的教育。而那位老师绝对没有去过蒙古高原，绝对没有研究过游牧文化，他是道听途说的。所以教育这件事情可以变得可亲可善，也可以变得很恐怖。

所以我的“终生之忧”大概就是后来我写的一首诗，我说如果我们单独地相遇，我们可能可以成为一生的挚友，可是为什么当我们融入群体，却成为永远的仇敌，而且这个仇敌还是不自觉的。

问：所以，这四十多年您一直不断探访蒙古高原，是否也和这堂课有关呢？

席慕蓉：我觉得真的很可能，初中那一堂课种下了一个寻根的开端。

因为那原本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地理老师，还会唱歌，声音很好听。但是那堂课他突然间变了，用那样恶劣的态度来说另外一个民族，让我很受伤。我把自己的愤怒写在日记上，可是我现在才知道，自己当时更多是无能为力。那时候自己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就算我父母给了我很多好的教育，但那是不够反驳老师的。

那种无能为力感持续了这么多年，一直到我回到老家。即使中间我断断续续看了关于蒙古高原和游牧文明的东西，也还是不够。只有站在那块土地上，人才突然间明白——大自然才是原文。这也是1989年我第一次回到原乡看到草原时的感慨。我相信每个人他跟他的族群是有关联的。

“故乡”课堂里迟来的旁听生

问：站在原乡的土地上，您感受到什么？

席慕蓉：走上草原之后，我还弄明白了另一件事，为什么我的父母在年老之后很少提到故乡。等我回到老家才知道，他们丢掉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乡——他们丢掉的是那么大的故乡，那么大的高原，那样的山河，那样的文化，那样的遗传。我才懂得那个回忆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很残忍的。他们为了让日子好过一点，想和自己前半生的记忆做了断。想想看，现在就算不小心丢掉了一个好看的小首饰，都会心疼得很，但他们是把整个故乡都丢了。

等我回到老家以后，我就有了人生中的另外一个身份——旁听者。

问：您当时写了一首诗《旁听生》：在“故乡”这座课堂里／我没有学籍也没有课本／只能是个迟来的旁听生。后来这30年间您认真研究蒙古文化，经常到蒙古高原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故乡来讲，您还是旁听生吗？

席慕蓉：我不会母语，我不能阅读母语，其实我还只是旁听。虽然研究了这么久，但是我这个旁听生也就是东抄西看这样的。之前有人让我去就蒙古文化做演讲，我起了个名字是“我所知道的蒙古文化”，主办方说这样讲有点无聊，不如直接叫“蒙古文化”。可我说，我绝对没有资格讲蒙古文化，只能讲“我所知道的”，我离真正透彻地了解蒙古文化还差得远，我还是旁听生，只是稍微多写了一点东西。我还有很想要做的事情，比如去找牧马人，跟着牧马人走了五年。

问：您后来一直在写有关家乡的诗，包括近年也在写英雄的叙事诗，您会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使命吗？

席慕蓉：说到写英雄叙事诗，可以讲一讲我和叶嘉莹先生的一段故事。我从2010年就开始发表英雄叙事诗《英雄噶尔丹》。叶先生看到之后打电话语气非常急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首诗？她说很奇怪，跟你从前的诗不一样，叶先生希望我继续写我的感性的抒情诗。

那时候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自己就是想要写一个失败的英雄。我写的英雄噶尔丹，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可是失败的英雄也是英雄。后来叶先生建议我多写几首，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就研究了蒙古秘史，写了《英雄哲别》和《锁儿罕失剌》。锁儿罕失剌其实不能算英雄，因为他没有什么战功，可是他是年轻的铁木真的救命恩人。

这三首写完以后，叶先生还说不好。这本书里我记下了我们的交流。我和叶嘉莹先生解释，这些诗是我非写不可，以前的创作，是诗歌来找我，然后我写出来；现在这些英雄组歌，是我自己去找这首诗，我想要把这些英雄写出来。叶先生说，那就写吧，是值得的。

叶先生很有名的一句话是说“写诗和读诗是生命的本能”，她后来大概觉得这些英雄组诗是我生命的本能，说了这样的话。我想好啊，就不害怕了。后来我就一直写，又写了一首长诗叫《英雄博尔术》。后来遇到很多贵人，包括遇见了齐邦媛先生，她也鼓励我写英雄叙事诗。但是她对我的成绩非常失望，她也是用了很多时间来告诉我应该怎么改。我有时候想，现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还会再遇到这样的老师？所以我想我就继续写吧，以后的日子多把时间放在我的英雄叙事诗上。

“席慕蓉热”盛名曾让我害怕

问：您刚讲了自己是成长的旁观者和故乡旁听者，想问问您亲历者的部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大陆读您抒情诗的读者非常多，掀起了“席慕蓉热”，作为亲历者或者说当事人，您如何看待当时的“席慕蓉热”呢？

席慕蓉：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热”，我只是觉得这让我开始有点害怕。我有一种悲观的看法，总是觉得，别人给你这么多，也会给你拿走，盛名是别人给你的，也可以拿走，所以我不能把它当真。

当时有人劝过我，说席慕蓉畅销到这个程度，你可以辞职不用去教书了。我心想还是要以教学生画画作为职业啊，因为我很喜欢，我觉得我跟年轻的学生一起画画，这就是我要的，才是我的本业。说出来别人可能都不信，从年轻到现在，诗歌都是我的兴趣。我不能说我不喜欢畅销，我只是不敢把它当真，我要继续做我的事。我最开始的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都是我在安静的晚上自己写的。

问：您是担心在盛名之下，您写的诗会和以前不一样吗？

席慕蓉：刚开始的盛名是让我害怕的，我就是想努力躲开这种。我觉得盛名不可靠。可是如果你一直写下去，那就是你自己要写，要对自己负责。所以我让自己安静下来，让自己好好做该做的事情。

中间我有十二年没有出版诗集。不出书的十二年，也是告诉自己，我努力过自己的日子。但我的努力没有什么好值得夸耀的，我把自己稍微按捺一下，去画图，去开画展；中间我回老家，遇到父亲过世。十二年里我在写诗，但没有发表。十二年之后出版《边缘光影》的时候，我打开来看，吓坏了，原来这十二年都在写，原来诗就是我自己。把十二年里面的诗放在一起我才明白，我还是要写，因为诗就是我。何必因为其他的影响，把我给消灭掉？我不需要消灭我，我只需要保持我。

问：采访开始的时候，您让我们每个人都大点声，说现在听力有点衰退。您会担心衰老这件事吗？当衰老摆在面前的时候，您是怎么面对它的？

席慕蓉：衰老已经在我面前了。不知道我的右耳还是左耳绝对是退化了，我每年来大陆一次，去年那位朋友跟我说的话，我都听得见；今年他低声的我就听不见；再过一年，我更听不见。原来这是很好的测验，我一年一年在退化中。我已经有一个膝关节是人工关节了，我有一个朋友说得好：“挺好，换了一块马蹄铁，又可以在草原上多跑几年了。”

我当年40多岁回来蒙古高原，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现在才知道那个时候真是不管怎么颠簸都无所谓。现在如果到草原上，我还是不累，但是我在台北过个十字路口我就累了。

虽然年纪大了，但我现在对学习的热情一点都没有减少。之前我女儿回来看我，想在我书架上翻翻小说解闷，结果找到的都是教科书。我现在在研究历史，现在有一种“大历史”的观点，主张把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放在一起来看，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直在研究。

我想，衰老的是你的身体，你可得听它的话。但我在想怎么在学习上面当一个老学生。前几天就这个问题问了一位教育学学者，他说正是这种不是为了任何目的而进行的学习，才是无用之大用，才会有那么大的愉快。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学生，虽然我的记忆力不如以前，好像我的理解力，比我年轻的时候好多了。

席慕蓉，祖籍内蒙古，生在四川，童年在香港度过，成长在台湾。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赴比利时深造，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专攻油画。出版有诗集、画册、散文集及选本等五十余种。曾任台湾新竹师范学院及东海大学美术系教授，现为专业画家，亦是内蒙古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及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荣誉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