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区”到“示范区”，深圳需要做些什么？

　　从“特区”到“示范区”，深圳需要做些什么？

　　经济观察

　　要从“特区”到“示范区”，深圳显然需要进一步弘扬以开放促改革的精神，为改革者提供充足的试错容错的空间，以及激励约束相容的体制机制。

　　深圳再次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对深圳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到2025年要求深圳的经济实力和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等；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之都等；到本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40年来，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深圳业已进入了不惑，变得更加成熟、练达和强健。接下来，重任在身的深圳能否继续出色地完成重托，成为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也值得期待。

　　忆往昔峥嵘岁月，深圳特区曾用实际行动践行拨乱反正，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盏先行先试的明灯，为中国探索出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崭新路径。如此成就，至少得益于制度与人等两个方面。

　　之于制度，根据诺奖得主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的研究发现，制度能否敏感性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赋予了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惠，尤其是优于其他地方的立法权，使深圳人能够基于本地实际情况，在遵循宪法和法律等基础上进行灵活变通。通过制度创新，深圳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深圳本地制度对经济社会的敏感适应能力。

　　此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鼓励深圳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前提下，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做变通规定等，无疑有助于深圳再次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探寻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制度体系。

　　这样也有助于让特区的制度体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润滑剂，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有效边界，为深圳在创新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等方面打造全球标杆城市，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良好营商环境。

　　之于人，根据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人是经济社会活动中能动的主体，良性的制度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设立特区40年后，再次出征所拨动的是经济增长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