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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也会成为PUA受害者这两种人最容易受骗三个信号提示危险

  早在1957年,英国政府发布过一个《沃尔芬登报告》,这个报告披露在1950——1953年的三年时间里,警方在接到报案的71个敲诈勒索案件中,其中有32个案件涉及到了性行为。而在更早的时期,著名作家王尔德也受到很多伙伴的敲诈。

  在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同性恋现象的逐渐呈现,对当事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案件也逐渐更多的被披露。大家会发现,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同志群体”,不论是作为案件报道还是当事人的自述,不论事件发生地在同志群体比较活跃的大中城市还是比较闭塞的县镇,有关同性恋者被施以各种手段敲诈勒索的事件,几乎络绎不绝。

  有些事件,还会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如2012年,网络红人孔雀哥哥就向警方报案,称自己被一同性敲诈勒索两万元。后来案犯被抓到,自称是孔雀哥哥的粉丝,“自己不懂法”,是为了引起偶像的注意才这么做的。

  老北京有句俗话形容欺负弱势群体的行为——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踢寡妇门。对北京的“同志圈子”深有了解与研究的著名作家王小波,曾经说过,在这句俗语中还应该加上一句:敲诈同志。

  从同性恋者遭受敲诈勒索伤害的众多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敲诈勒索案件中的受害人处于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职业背景,甚至不同的经济条件,但在损失财物数额较大的受害人中,大多是那些就学、在职、在家,尤其是已经进入了异性婚姻,有着自己的家庭,并具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条件,而害怕暴露自己隐私的同志。其中,不乏一些在社会各方面主流生活中具有一些知名度的“名人”。

  上海某知名大学的就学江西学生闫某(22岁),其父母是官员,家庭经济条件富裕。闫某自己在校外租房居住。他在网上结识了自称是舞蹈演员的山东人刘某。闫某为刘某的“美艳”与柔情倾倒。2011年4月,刘某到上海和闫某见面,闫某以为自己进入了“金屋藏娇”的享受生活。可是,就在两人如胶如漆的缠绵了一个多星期后,刘某已经掌握了闫某的家庭资料,知道闫某非常害怕父母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就以向闫某的父母告发相威胁,向闫某先后勒索了6万余元,以及笔记本电脑、高档手机、时装等。

  在天津做茶叶生意的福建人魏某(34岁),已婚,与妻女在底商茶叶店的楼上租房居住。魏某在户外场所遇到了一个所谓的“同乡”施某。他把施某带回了自己的店里,而且一时情浓,觉得“同乡”可信,还介绍自己的家就在楼上。岂料,一番云雨过后,施某就是赖着不穿衣服,向魏某勒索了现金16000元,以及共计50多克的金项链、金手链,价值万元以上的翡翠戒指,皮衣等,才穿衣而去。而施某贪得无厌的第二次来勒索时,魏某无奈,勇敢的打电话报警,施某才慌张畏罪溜走。

  北京某农科知名学府的知名教授陈某(69岁),妻子已离世,子女均在国外。陈某发现并喜欢上了该校的一个学生赵某(20岁),多方照顾后,与自称是“直男”的赵某发生了性关系。陈某为了接济家庭拮据的赵某,以请赵某帮他整理一部书稿为名,先后付给赵某26000多元。岂料,赵某愈加贪婪,以向校方告发老教授“引诱、”相威胁,开口就向陈某勒索12万元。陈某在给了两万元后,此事被结识的“圈子”里朋友得知,这几个朋友找来了赵某,对他说:“陈某已经年近七旬,你搞他,不过是让他有限余生的身败名裂。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能让你几十年身背名裂。”赵某害怕了,退回了扣留的书稿与勒索的两万元。

  (一)受害人基本都存在着非常害怕暴露性隐私的心态,以及可观察到的行为表现,如在两人接触的过程中,表现出过于害怕被别人察觉的敏感与小心翼翼。

  (二)敲诈勒索者掌握对受害人进行敲诈勒索的一定条件。如,可以确认受害人存在同性性行为;可以确认受害人害怕暴露性隐私;掌握受害人学校、家庭和工作单位等真实资料;观察或了解到受害人的基本经济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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